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上党战役胜利始末

上党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值得重视的一页。它发生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而全面内战尚未爆发的大变动时刻。人民解放军从以游击战为主重新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在不长的两个来月时间内，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在自卫战争中取得全胜，打破了蒋介石抢占整个华北的打算，形成双方对峙的新格局，这对以后的影响十分深远。

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在持续八年的全民族抗战刚结束不久，又会发生这样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冀鲁豫部队怎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由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性转变？

统治山西三十多年的阎锡山对夺取上党地区这块要地，蓄谋已久。1945年3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半年，他在吉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回忆道：“阎锡山忽然提出，拟派有力部队进驻晋东南上党一带地区，扩大占领区，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静默一时无发言者。阎锡山即问我意见如何。我当时答：‘去是有办法，但到了那里以后就恐无办法了。……因孤军深入，背后联络线过长，地方工作又无基础，补给及部队住址方面均有问题。如部队过于分散，则恐为八路军各个击破;如大部集结驻扎，日本鬼子绝不相容。所以我说去是有办法，到了就无办法。阎锡山说：‘就怕你们去不了，你们去了，你们无办法，我有办法。”

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认为机会已到，“想趁日寇未完全撤出上党地区之前，借日寇力量，先抢到上党，利用上党地区有充足的兵源和粮食，扩张力量，再进而抢占整个晋东南，永远当山西的‘土皇帝”。他以受降为名，限史泽波在五天内赶到上党地区接收，占领长治等城。

这样，上党战役就不可避免了。

打上党战役，对解放军来说，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实现由抗日战争时期以游击战为主向新历史条件下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七七”事變后不久，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9月21日，他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等：“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在整个全国性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在平原游击战争和条件许可的运动战方面都有重要的发展，但从总体来说，山地游击战始终处在主体地位。

八年全国抗战中，在极端艰苦的敌后环境中，面对有着现代武器装备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日本侵略军，红军顽强奋战，取得一系列胜利，部队受到很大锻炼，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但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虽然主力是老部队，但长时间内分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同地方部队和民兵结合在一起作战，活动范围一般也不越出当地军分区的辖地，更缺乏大兵团机动作战的机会，也存在一些弱点。时任太行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道：

“太行纵队所属各部队，大部分是抗战前期组成的老团队，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政治上很坚强，对于打屯留，部队普遍情绪很高。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长年分散游击，缺乏协同作战经验，各团编制只有两个营，兵员不足千人，装备很差，特别是弹药奇缺，只有2—3发子弹。”太行纵队的情况如此，其他三个纵队的情况也差不多。

为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已做了不少准备。

1944年，日军急于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从晋冀鲁豫边区周围调走六个师团和其他一些部队，而由一些新编成的战斗力较弱的旅团接替防务。为了紧缩防线，日军还把若干城镇交给伪军守备。八路军乘机发动有计划、有重点的攻势作战，收复了不少地区，扩大了根据地，部队也进行了军事政治大整训。1945年1月，晋冀鲁豫部队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攻克了冀南大名县城。

6、7月间，太行军区五个军分区主力和集总警备团，连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在豫北发动安阳战役。李达当时就指出：“和我们历次战役有所不同，这次战役主要的是打运动战，游击战则要转到辅助地位。”“这次战役，无论对部队还是民兵，都是一个大的锻炼，可以说是向日军举行全面反攻的一次大演习。过去，我们的老兵团有着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经过这次战役，又获得了平原地区的作战经验。一些新组建的部队也都经过了大规模战斗的锻炼，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次战役中，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日、伪军大为震惊。汉奸李英所说的八路军攻坚‘行不行，两点钟的断言，已经被事实所否定。”

日本宣布投降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被包围的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攻占大小城市（包括冀南在平汉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邯郸），夺取交通要道，创造广阔战场;发动规模空前的参军参战运动，拿太行区来说，从8月15日到8月底，半个月内就扩充了新战士两万五千多名。

为了加强集中领导，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措施。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从延安回来。刘伯承一到司令部，当天就说：“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尽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为了集中兵力，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编为机动性更强的四个纵队。这样便迎来了上党战役和以后的平汉战役。

长治原为上党地区的府治，那里是抗战时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加上当时常常下雨，道路泥泞，爬城不易。进入上党地区的阎军有五个师共一万六千人，用于守长治的有一万一千人，守其他五个县城的，各一千人到两千人。参加过上党战役的乔希章写道：“敌人的长处是火力强，善做工事，惯于防御，又有旧城墙和日军修筑多年的堡垒工事作依托;而敌人的弱点是，不善野战，害怕近战，更怕白刃格斗，而且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利于我各个歼灭。”对解放军来说，一开始就强攻长治显然不利，还是先夺取外围各城，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战中伺机消灭来援阎军，再攻长治。

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多年来全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对马上集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运动战，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攻坚战，是比较陌生的。9月5日，刘伯承发出《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对这次战役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术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并且分析道：“伪阎作战特点，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它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掎角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形一冲了事。”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作战的“第一号命令”。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解放军的作战，除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治外，重点首先放在扫清长治以外的五个“外围据点”上。这样，既可打破阎军的“掎角之势”，还可吸引长治守军出援，在运动中加以打击和消灭。而史泽波部以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驻守在外围的五个县城，备多力分，各县城之间相距三十公里至五十公里，且阎军作战又缺乏主动精神，这就便于对他们实施各个击破。

解放军九天时间内连克五城。到19日，长治外围各城在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别击破的战术下相继被攻克。守备长治的阎军只在最初曾出动六千人增援，但稍一接触便因害怕被歼而退回城内，以后再不敢出援。解放军在攻克其他五城时歼敌七千多人，士气高涨，又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斗力和作战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开始合围长治。

史泽波在被困后心慌意乱，连去电向阎锡山告急。这下阎锡山沉不住气了，复电史泽波：“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匆忙地命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两个军和省防军（由伪军山西绥靖军改编）的共八个师两万多人，在祁县集结，驰赴长治解围。但阎军在全国抗战初期太原沦陷后一直退居晋西一隅，长期没有同日军进行过激烈战斗，由此换得的结果是作战乃至行军能力的低下，在这次增援上党的行动中便暴露无遗。

阎锡山在抗战期间又不断同日本侵略军勾勾搭搭，力求避战。1945年5月28日，他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外籍记者时，记者问：“日本曾否企图与长官谈判和平提携或者诱导合作？如有此事，共有几次？各在何时？”阎锡山回答：“有两次：一在民国28年5月中旬，临汾敌司令因同学关系，托我一个家居的学生，以私人资格来传话。……一在民国32年5月上旬，岩松（敌驻太原司令官）在我防区内之安平（吉县辖境）与我见面一次，所谈者与前略同。”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此丧失斗志，晋军在抗战期间的士气之低落不难想象。

对这次增援上党，原为山西伪军头目、时被阎锡山任命为省防军第三军军长的杨诚描写他看到的阎军状况道：“他所谓已出发的部队，都是阎部一窃据太原后，从晋西回来的，自命抗战八年，功在党国，在大街上贴的标语是‘抗战资格，高于一切，满以为回到太原，就可以升官发财，享受特权，高枕无忧了。不想事与愿违，势不从心。到了太原反而是‘吃的马料，发的鬼票，上下不满，怨声载道。所载兵心士气本来不高，加以多年来，在阎锡山投降反共的罪恶过程中，都和八路军较量过，不是惊弓之鸟，便是漏网之鱼。此次迫于命令，增援潞安，脑袋上都上了一个紧箍咒，人人硬着头皮，进入了子洪口这个死胡同。”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在这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大军官要求地盘，小军官随时营私，已无纪律可言。”“法令如毛而弊端百出，上无道轨，下无法守，国家至此，危险极矣。”

像这样的军队，还没有作战就可以预料它的下场。而以后战场出现的事实，也证明前面所说的状况并非夸张。

彭毓斌率领这支八个师两万多人的增援部队，9月15日从祁县出发，中间因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人地生疏，在当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下，找不到居民，也找不到粮食，士气低落，沿途还受到袭击，有一天只前进了十多里，到9月26日才到达沁县。“一百余公里之途程，耗时竟达十二天之久。继续南下，又经六天，行四五十公里，于10月1日抵达关上、交川间地区，然距被围之长治县城，犹有八十公里左右。”

解放军最初得到的情报，以为来援的晋军是三個师七千人，后来才发现是八个师两万多人，立刻决定只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大部立刻星夜回师布置阵地，迎击援军。刘伯承对原来准备留下来围攻长治的冀南纵队司令员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

彭毓斌、史泽波两部加在一起，本来在人数上超过上党地区的解放军很多，武器装备更有很大优势。但由于阎锡山最初打算要在战后重新霸占全山西各个地区，兵力分散，在上党战役开始后又是走一步看一步，逐次使用兵力，犯了兵家的大忌。各自为战的彭毓斌部的兵力少于前来迎击的解放军，孤军深入，又经长途跋涉、饥寒交加，士气极度低落，没有察觉解放军重点已放在“打援”上，仍一味催促部队火速南进，闯入解放军预先设下的伏击圈中。

10月2日，彭部被早就守候着的陈赓、陈锡联指挥的两个纵队分别包围在老爷山、磨盘垴两个山头。随后赶来的陈再道部立刻从老爷岭和磨盘垴中间的大道猛烈插入。来援阎军逐渐不支，而周围已无重兵包围的史泽波部却依然守在长治城内，不敢出来支援彭部。国共两军素质的高下，于此显露无余。彭毓斌逐渐无法坚持，决定将全军撤回沁县。但兵败如山倒，部队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在渡过漳河退到虒亭镇时，解放军在这里已有伏兵，阎军在大溃退中已失去指挥系统，乱作一团。经过一夜混战，到10月6日，除两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受伤毙命。

援军被歼，阎锡山先是电告史泽波说援军无望，要他自找生路。彭部被歼后隔不久，据史泽波回忆，阎锡山“是时即电我，撤出长治速回临汾。我请缓期行动，后电速照前电指示施行。当即召集部队长研究。我说：‘放弃上党恐怕是个完，不放弃也是完，因为我们未接收日寇的一粒弹药，随身带的能用几时？说放弃吧，一则士气不好，二则抱着个逃生心理，但方案已定，我们要鼓舞士气，确实掌握部队，死里逃生。”于是，史部全军在10月7日夜乘大雨从长治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势单力孤，军无斗志。解放军围城部队毫不停顿地跟踪追击，地方部队也到处堵截，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将史部围住全歼，史泽波被俘。进入长治城内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就这样真的“完”了。

这样，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全歼阎军十一个师和一个挺进队共三万三千多人，阎锡山部只得从原来的八个军改编为五个军。徐永昌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录道：“盖三分之一力量已为共军摧毁矣。”山西的双方力量对比从此发生巨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战役的实践，解放军方面初步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根据地来说，解放军拔掉了原被阎锡山控制的在太行地区和太岳地区之间的“上党六城”这个钉子，使晋冀鲁豫地区连成一片，形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块解放区，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从解放军来说，以前进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现在能够进行集中的大部队运动战，还积累起一些攻坚战的初步经验，部队经过扩军和从俘虏中增补新战士，兵员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武器装备有明显改善，特别是增加了炮兵部队，能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各支部队之间，提高了协同作战的能力。

战役结束后，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军区主力依次整编成第一、二、三、四纵队，分别以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为司令员，以苏振华、宋任穷、彭涛、谢富治为政治委员，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直辖的野战部队，可以集中地、机动地使用主力。这些就为取得下一阶段平汉战役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也在解放军建军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上党战役的失败，反应相当冷漠。他在1945年9、10月间的日记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上党战役和对这次战役失利的看法，仿佛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这也并不奇怪，蒋阎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阎锡山一直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入山西，抢挤他的地盘，使他的“山西王”地位受到威胁。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派李文率两个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借道同蒲、正太铁路，开到河北石家庄，再继续北上。阎锡山始終疑虑重重，一再向重庆去电诘询，以致蒋介石致电李文部“速即离开”。这些，蒋介石是不会忘记的。到上党战役危急时，阎锡山顶不住了，就在9月15日向蒋介石告急，并称：“势难久持，万恳立赐电示。”蒋介石这下只批了一句：“交军政部核办，并具报。”事实上，没有看到采取什么措施就没有下文了。10月21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阎先生来电，谓中共军占据晋西北及上党（同蒲路南北多节为共军所据），殊焦急。电末请蒋先生莅太原。”蒋介石没有答复。24日，在蒋处开汇报会议，徐永昌讲到阎锡山要求增援，“蒋先生力言无法”。

10月26日，上党战役已经结束。焦头烂额的阎锡山仍从太原飞往重庆，在重庆停留了近一个月，到11月22日才回太原。这在他身上是不多见的。临走前，阎锡山对他的参谋长郭宗汾说：“蒙（我）将去重庆一趟，非亲自和蒋先生当面交涉不可。”蒋介石十分冷淡，给了他一个软钉子碰。这些日子里，只有在10月27日（也就是阎锡山到重庆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淡淡地写了一句：“正午与阎伯川聚飧。”没有片语只言提到上党战役或山西的其他问题。阎锡山向重庆方面要求各方面援助，直到他离开，并没有得到多少结果。

阎锡山急于抢占上党地区是为了恢复他的“山西王”的地位，这不可能合蒋介石的心意。但如果能借此削弱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倒是蒋所乐见的。这就是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说要研究“对阎今后之用法”。

现在，阎锡山打了败仗，损兵折将，又希望蒋出大力扶他一把，自然只是痴心妄想。这充分反映出蒋阎之间的矛盾既久且深，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之间也各怀私心，彼此之间钩心斗角，难以形成有力的统一行动。

（选自《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金冲及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