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的意识
时间：2020-12-31 04:26: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彻之
人类作为物种显然和其他生物不同，不仅在于其能使用更复杂的工具，并产生了绘画、音乐和诗歌等艺术形式，它们被其他物种置若罔闻，这些艺术载体背负着群体历史，又伴随着人类意识的悠远流淌。
诗，为精神而歌
从爱默生到庞德再到罗伯特·洛威尔，几代美国诗人都困惑于美国诗歌缺乏自身的传统。和几年前历史的中国或欧洲诗相比，美国人所拥有的更多是广袤的西部平原的劲风，和殖民地充满虚荣心和求胜欲的历史，这种历史要求把一切事件都当作第一次发生，并且不计后果。自我的重要性在此时不言而喻：只有一个极其中心化的，查拉图斯特拉似的自我才能把零变成无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简单来说，创世。这种看似具有炫耀性的英雄主义，其实包含着无奈与悲剧感。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把“我”等同于宇宙，其原因除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浪漫主义的个人崇拜之外，还在于除了“我”也没其他什么好说的。似乎在历史的镜像面前，自我就是历史，在此自信与谦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以其飞快旋转的速度造就着历史的轮回演变，并且搭上了某些赌博者全部的身家性命。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美国诗歌，我们会发现美国诗人也甚至都是集体主义的。用雪莱的话说，每个诗人的诗都成为了一首真正的，似乎是无与伦比的长诗的一部分，而这首长诗所拥有的主体性则像美国的主体性一样不断流动，因为金融业，硅谷和战争的利益减损或丰富，尽管这种群体化的主体性有鲜明的口号：个人主义。
从美学角度看，这种个人主义是波西米亚气质、惠特曼主义、精神分析学、现代派的诡辩、虚无主义和全球化等交相混杂的产物。抒情主人公在这种诗歌中不仅是被治疗和反思的对象，更重要的——正如艾米丽迪金森诗歌中的破折号所暗示的那样——还是与自我交流的对象。尽管这个自我多疑、善变，对理智具有狂热的激情，有时候盲目自信。不同于希尼诗歌潜含的道德精神，美国诗歌并不那么热衷于理解世界的伦理根脉，而相反常常对这个世界提问。从惠特曼到T.S.艾略特，到哈特克兰，再到晚年的阿什贝利，都是极其敏锐的观察家，其敏锐程度，甚至会让人觉得他们在道德上是极为冷漠的，抑或在政治信仰上是不令人尊敬的。晚近的美国诗歌则更为柔和，个人主义的狂热从高蹈收敛为一种几乎是无精打采的精明。新晋获诺奖的诗人路易斯·格吕克，则可被看作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之一。这么说并不包含贬义，精明对于艺术家来说通常是一件好事，就像金丝眼镜对于裁缝来说是好事一样，非常美观，有时也很实用。格吕克的精明之处在于，将女性私人生活，放置在一种几乎视虚无主义和孤独为合理的历史结构中。换句话说，她把私人生活的书写，和作为美国人在最近两个世纪匆忙积累起的历史感结合在一起，但是其焦虑却在个人而非历史本身，后者往往以滤镜或者神话原型的模式，成为私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格吕克焦虑的原因与其说是历史重负之下，诗人的声音何去何从，不如说是在历史消解和隐现此起彼伏的当下，诗人该如何安稳地过好内心生活，并且和生活中那些不愉快和平共处。
歌，生活更柔美
因此，在对历史的看待方式上，格吕克们似乎和我国诗人截然不同。几千年以来，集体历史深刻的浸润感和成就感，几乎很少让现代中国诗人们感到历史的虚无。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创造历史，而是去回应。上世纪80年代的史诗热潮，和当今再度流行的长诗写作，都共同表现出当代中国诗的历史紧迫感。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兴致恹恹地败退回个人生活，消解宏大叙事之后，当下汉诗正迫切地寻找一种重新与历史接轨的伟大写作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需要回应现代，还要寻找风光的古代。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受这种回追溯源，或者开宗立派的隐秘意图的驱使，甚至年青一代的诗歌愿望也普遍趋于老龄化，而美其名曰“晚期风格”，意思是在书写层面达到某种与社会历史对话的，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现实意识的高龄写作风格。
抛开对贝多芬、萨义德和阿多诺的误会，这种叫法是值得探究的。原因在于它设想的文学和历史一分为二的模式，已经不再被人所接受;另一方面，诗歌的过度散文化和杂文化是具有危险性的，它在使表达外延更为宽广的同时，很容易对技艺层面不稳定的诗人造成体式和风格上的误导，让他们以为接地气就是诗歌。沉醉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叙述本来是当代小说的特点，这些年在诗歌中也愈演愈烈，以至于让读者们误认为，如果不在诗歌中加上敏感词汇，如果对个体生活的描写缺乏普遍意义，那么诗歌就只能是自娱自乐的，只能在行家手中把玩的玩物。从上世纪40年代保罗·萨特有此论调之后，这类某种色彩相当鲜明的诗歌观就不断被学者鼓吹。
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的执着经常让诗歌被历史所累。路易斯·格吕克以较为柔和的方式缓解了这一悖论，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诺奖评委们，他们似乎试图通过给格吕克颁奖来告诉读者，诗歌在今天的疫情背景下，仍然有表达人们日常生活的尊严和力量;同时也告诉诗人同行们，不是光喊铁肩担道义就能写出好文章的。文学与社会历史关系的微妙，一点不次于恋爱中男女心态之间的微妙，有时候不直接说破，反而效果更好。
书，或应有骨
我曾经把自己的论点推向极致，即诗歌如果想表达历史，必须首先卸下历史的重负。我没有论证，因为很多诗人已经用事实给出了正例或反例。而无论是正例还是反例，这些杰出人物的作品都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必须承认，反例可能更多。真正有自信的艺术家似乎从不刻意担心没有对历史负责，或者自己对某些事物存在某种债务。这仿佛是一种高度的自恋，但其实质的好处在于，他懂得了无论是历史或其他，都只是作为我艺术的材料，最终能够为我所用才是合理的，反之即是不合理。忙于评职称和参加饭局的学者们可能会说，这种态度是极其狭隘自私的，可那又怎么样呢？有了专心描绘情感的毕加索，才有了畫《格尔尼卡》的毕加索，但是多了那个写杂文的鲁迅，就少了那个本来可以写出更多《故事新编》的鲁迅。在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博弈中，艺术很可能是弱势的一方，如果连艺术家本人都咄咄相逼，那艺术可能真的就弱不禁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