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小说中中国形象的三个维度] 中国文化形象的五个维度

　　摘要:在国家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新移民小说家因为时间隔离和空间隔离的双重因素,在构建中国形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或者是展示异域环境下华人当下的生存现状;或者是通过记忆和缅想展示历史场景中的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或者以一种有意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反思甚至凭空想像。新移民小说家笔下中国形象的三个维度虽然各有千秋,但是仍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中国形象;维度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national images, New Immigrant writers enjoy exceptional advantage in constructing China’s image because of their spatial and temporal isolation. They demonstrate either the existent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living in the foreign lands, or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spirit in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s through memory and retrospection; they even strike up a reflection out of pure imagination. Though the above three creative dimensions of China’s image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nes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ahead for the writers.
　　Key words:New Immigrant novels, China’s image,dimension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5-0047-07
　　
　　众多新移民小说作家,“是在离开家国之后书写人间的情与爱”,在他们笔下,“既不是西方式的浪漫想象,也不是关于中国国族的宏大叙事,而是新移民在新语境中努力重建自己文化身份过程的感情描写,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寻联系的桥梁和对话的路径”。“在跨越实体与虚拟疆界的时候,异域想像的酝酿、原乡情感的持续、生命价值的体悟,成为移民和准移民的自然而必然的经历。”新移民小说作家的共同特征是先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时间,并且开始文学创作,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居海外,继续进行创作。因为先天性的华人身份,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始终以华人为表现对象,这些人物群像和相关因素就在总体上勾勒出文学中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来。具体说来,新移民小说从创作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现中国性格、剖析中国精神,从而构成中国形象的三个维度。
　　
　　一、这些人,这些事:异域视野下的中国形象
　　
　　 无论是现代汉语中的“这”、“这些”,还是英语中的this、these,都是表现当下的或者较近的人或事。新移民小说作者因为当下大多生活在异国他乡,这使得他们首先将自己的当下的异域生活作为首先的表现对象。
　　 新移民小说的异域生活描写,或者是表现自我的艰难奋斗,或者以他者的眼光关注同胞的生存现状。不管这些作品的主角是“我”还是“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国人。在异域环境下,应当更能够显现出中国形象来。
　　 早期的新移民小说都有较强的纪实成分,多表现新移民在海外的特殊境遇、新鲜感受以及奋斗历程。例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绿卡》,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凌一鸣的《茫茫东欧路》等作为新移民小说的最初形态(其实有些作品还很难界定为小说),以书写“个人传奇”的路径都曾产生较大的反响。从表层上看,这些作品开阔了国人的视野,迎合了国人在特定时期对西方的想像,让他们初步“了解”了西方世界,有些人甚至将其作为“出国指南”进行阅读。但是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讲,却未免单一化,多是在展现华人在海外生活艰辛基础上体现出勤劳肯干的精神以及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而且有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人生恒理”。这些形象可能能够获得人们一时的感动,但是由于缺乏应有的内涵难以发人深思。
　　 更多的新移民小说则是将人物完全置身于西方语境下进行观照,这样的人物更能够打动人,而这也正体现了新移民小说创作的成熟。我们以严歌苓代表性作品《少女小渔》为例。这部作品“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从故事上看,小渔仍然和先前诸多移民一样,想尽办法留居美国。为了达到目的,她在男友江伟的安排下和一个意大利糟老头假结婚。本质上讲,这带有很强的屈辱性与讽刺性。江伟体现的是一种实利主义,在他身上更多体现是弱势文化处境下的心理扭曲。但是同处于弱势文化下的小渔却是另一种应对方式。小渔本来是被损害被侮辱的对象,但是她身上却有着典型的东方女性美的特性:对男友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与关爱;对待那个近乎无赖的意大利老头也是善意的同情与温厚。这倒在其次,在作品中,小渔实际上还扮演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染下,意大利老头最终从“畜生”变回成了“人”,除去了邋遢的习性,开始自食其力,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在长篇小说《扶桑》中,作者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照人的女性形象。从作品设置的语境看,作者有意塑造的是历史中国的形象,但是却是以当下的视觉去审视历史。扶桑是19世纪末一个被人从中国卖到美国的妓女,身处下层社会,但是在生活中却有着母性般的仁慈,有着宽恕一切、包容一切的微笑,甚至在遭受重大创伤时也还在内心原谅那些给她带来创伤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逆来顺受的“神女”,最终转变成“女神”。克里斯最终因为参与强暴扶桑而忏悔得泪流满面,这不正是扶桑巨大的精神感召么?在克里斯面前,扶桑也是一个拯救者。
　　 无论是小渔还是扶桑,她们都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这些弱者身上内在的中国性格却格外动人,用严歌苓对扶桑的评价说:“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在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面前,弱者却以一种内在的品质和性格感召着世界、感召着强者。所谓的文明“只是一种被传统与历史建构起来的,得到政治权利认同的”,“在人们不自觉地认同它的合理性时控制着人们的生活”,但是内在的品质和性格却无论在东方文明中还是在西方文明下,都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是严歌苓通过小渔和扶桑等柔弱的女子传达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原真本性――宽容与悲悯。
　　 在新移民作家笔下,主人公希望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重要话题。无论在早期经商和务工族的作品中体现的是对“曼哈顿”的追求,从而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美国梦”;还是在留学族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神”的企盼,都是如此。但是,对于前者来说,物质充盈之后则是巨大的精神虚空。例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在美国的成功却是以自己的女儿宁宁的“堕落”为代价,这岂是金钱可以挽回的?而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主人公如此表露心曲:“虽然我在美国有不少的财产,和不小的生意,但我的精神上只是个零。”而对于后者来说,真正到了美国,其实所谓的“自由神”也只是一个虚空,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查建英的《丛林中的冰河》的“我”试图割断中华文化之“根”,因此借助一桩跨国婚姻搭上了西方文化的血脉,但是却发现一条“冰河”横亘在自己面前,这条“冰河”介于过去和现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而无法跨越,因此“我”最终和美国男友分手,回到中国西北寻找D,在“我”心目中,D“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的某种理想与精神”。在作品中,D作为一个“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满真挚感情的知识分子”,在大学毕业后放弃女友选择到西北教书,这种隐忍和奉献不正是典型的中国精神的体现么?这些都有海外闯荡和生活经历的中国人,最终不约而同选择“中国精神”作为最后的皈依,体现了新移民小说作家对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的张扬。
　　 新移民小说在对异域环境此下的华人描写中,或者直接抒写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或者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张扬和肯定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从而达到对中国形象的双层展示。
　　
　　二、那些人,那些事:记忆和缅想中的中国形象
　　
　　关注当下是新移民小说作家的重要素材来源,但是由于在国内较长的生活经历,同时,身处异国他乡,更容易激起内心深处对过去人和事的怀念,这构成了他们创作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来源。
　　“那”、“那些”如同英语中的“that”、“those”一样,是指较远的人和事。一方面是来自时间隔离基础上的母土记忆,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记忆会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是来自空间隔离基础上的局外视点,由此形成的“双重视角”可以“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新移民作家,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存发展,在不断浸染异民族文化或者说是居住国文化的同时,才更清楚地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与劣势,更深刻地探查到人性与文化间的相关关系。”
　　“文革”书写成为新移民小说作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大多数作家都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代,另一方面,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更能够展示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
　　严歌苓早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文革”书写,但是大多讲述自己亲历的事情,主观抒情成分过重,而她移居海外之后的“文革”题材创作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隔离,从而能够以一种更加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表达。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定位于年轻女性的描写,这可能出自自我经验层面的影响(“文革”期间的作者大致和这些作品中的女主角年龄相差无几),如《穗子物语》、《天浴》等。《穗子物语》作为一部小说集,共包括12部短篇,如《老人鱼》、《角儿朱依锦》、《梨花疫》、《拖鞋大队》、《白麻雀》等。这些作品多以穗子的视角展开叙述,用少年孩子纯真、善良的本性与成人世界的虚伪世故、麻木残忍进行对照,展现人性中最真最美的层面。例如《角儿朱依锦》的故事很简单,名演员朱依锦不堪“文革”中的批斗摧残,选择服安眠药自杀,送到医院后,赤裸的身体插满管子,躺在医院的走廊上,没有人对她报以同情和怜悯,护士将她视作没有知觉的大白菜,心理阴暗者还费尽心机来窥探她的身体。只有八岁的女孩穗子为她要来一床棉被盖住。尽管如此,朱依锦还是在大年夜被人拔了氧气管而死。一个年少的孩子拼却全身所有力量来捍卫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尊严,但是这注定了只能失败,“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没有控诉性的话语,只有平静的叙述,但是却格外动人心弦。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最有影响的当推《天浴》。
　　《天浴》因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由陈冲导演而在华人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它同《穗子物语》一样,集中笔墨来展示美的毁灭,而且将这种毁灭的悲剧推向极致。知青少女文秀为了能够从被下放的牧区调回老家成都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先后给牧区的供销员和大大小小的领导献上自己的身体。无助的文秀只能在事后不断用难得的水不停擦洗自己的身体。但是文秀最终回不了成都,那些享用她身体的人只是把她当作玩物而已。文秀怀孕了,绝望了,只有和自己一起劳作但是自己却几乎没有正眼瞧过的老金守候在她身边。最终老金的枪声结果两人的生命,两人享受了唯一的一次“天浴”。在人性体察的基础上,严歌苓作品里体现了对不正常年代或者不正常环境的严厉批判,这些批判不是以一种所谓的“国际化”视角抒发的刻毒和幸灾乐祸的情绪,而是以一个“局外人”的透彻和通明来观照。作者在美的毁灭的背后,向我们展示了美的极致,而正是这种极致的美,才更能够打动人心。严歌苓说:“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的奇异光环。”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严歌苓的这番表述,正好说明那些人和那些事是时代的个人印记,而这个印记足以包含对一个时代的批判与反思。
　　在其他新移民小说家笔下,“文革”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相比较而言,新移民作者苏炜的“文革”书写更具独特性。苏炜曾经作为知青在海南岛插队,对“文革”有着很深的记忆,但是他的小说并不着眼于“文革”本身,而是将“文革”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来展示对人的追问。他的代表性作品《米调》和《迷谷》中的主人公虽然都没有和现实生活隔绝,但是作者有意设置一个完全虚拟的空间,从而构筑起一种“原始的”、“异域的”、“前现代文明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和自己“现代人”的身份发生疏远、间离和冲突,让他们自我矛盾、自我质疑,甚至自虐式地自我折磨。《米调》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米调曾经是“文革”红卫兵的风云人物,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但是后来听取了关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凶巴国的历史片断之后,毅然走向西北大漠和戈壁去寻找那段已经湮没的历史。米调的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坚持寻找,其实是在时代造成理想幻灭和缺失之后重构的理想。在这种对理想的顽强坚持中,米调终于完成了对时间哲学的思考。《迷谷》是一部更加离奇的小说。为了完成山里和山外两个世界的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故事放置在与世隔绝的热带雨林中。代表现代文明的知青路北平偶然发现了一女三夫有悖现代人伦的奇怪家庭,然而自己最终也理解和认同地加入这个家庭。尤其是故事的女主角阿佩“什么家?我是过家家的家,有家是家,没家,也要是个家”的家庭观和“你要和我好,就是好――好就是好。没有别的道理好讲”的爱情观,是对现代文明所规定的有关家庭、婚姻、爱情的全盘否定。这种否定实际上是对人性最本质最恒久的追问。
　　张翎无意以“文革”为写作题材或者背景,但是故土情结却是难以避免的。她是在国外生活后进入“物质上比较安稳的状态”之后,以“一种理性的思索和审美距离”来表现“人类融合与爱”。她的独特视角是表现外国人来到中国寻找理想的家园。例如《交错的彼岸》中的安德鲁牧师虽然不能回到中国,但是心却固执地留在那里;彼得在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深受感动把自己的灵魂丢在中国。又如在《邮购新娘》中,约翰因为受到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的影响而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孩;而约翰的孙子保罗从出生起就希望去神秘的中国寻找爷爷当年的足迹,他的择偶标准是“需要一个愿意和他同去中国的女子”。在这里,外国人成为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的朝圣者。
　　在新移民小说笔下,无论是通过美的毁灭直接表达对人性的反思与追问,还是通过西方人的选择侧面彰显中国的魅力,都是对最本质的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的肯定。
　　
　　三、有些人,有些事:偏见和误读中的中国形象
　　
　　偏见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相关的选择。“有些”以及英语中“some”都是指一些、一部分。科学抽样中选择的样本也是“一些”,但是这个“一些”是在科学的前提下保证“一些样品”对全部样品来说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现实生活的偏见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因为自己独特的经历使得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或者是因为立场、意识形态、动机等的不同而有意为之。偏见的最核心要义就是不客观。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中国形象,个体与个体之间允许存在的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如果这个差异性超出一定的范围,就可能形成偏见。偏见也体现在新移民小说的中国形象上。
　　如前所述,因为双重隔离,“文革”成为新移民作家重要的创作题材。这在高行健的作品中也有明显体现。在“文革”结束后,曾经的受害者纷纷加入控诉的行列,这导致了“文革”后文学第一个思潮“伤痕文学”的兴起。高行健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加入控诉的行列本也无可厚非,但是由于他1988年移居法国之后所具有的海外人身份使得他这种控诉格外敏感起来――由于话语空间的不同使其更加直接与大胆,从而上升到更高层的批判。其实对历史进行相应的批判与反思原本是应有之意,但是如果立场与角度出现偏差,就可能使得这种批判与反思成为一种异化的思想情绪。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灵山》讲述一个身患癌症的作家寻找“灵山”的故事,它通过“我”、“你”、“他”三个声部的转换消解并重构了中华文化,体现了对意识形态的反思,但是类似于乌托邦的“灵山”却使其最终落入虚空。这是一种“去中国化”后未能完成的“再中国化”。《一个人的圣经》作为高行健“文革忏悔自省书”,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对主人公在“文革”中先后作为造反派、受迫害者、旁观者的经验作了深入的解剖,把“文革”期间人性的卑劣受到特殊政治运动毒害的形成过程作了全景式展览,用自我体察的方式摧毁了假象与偶像。作为一个“逃离”了体制的海外作家,这种做法和姿态也无不可,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作品一方面对苦难进行控诉,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认识到所谓“共产专制集权”的真正内涵,从而变成一种浅薄的政治偏见下的灰色视点。同时,作者多次借作品主人公表达没有主义、没有祖国、没有乡愁的立场,但是这种看似没有立场的立场本来就是一种立场。我无意否定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的创伤,但是因为“主义”的缘故,缺少一种冷静客观的观照与思考却只能形成一种偏见式的结论。
　　旅英作家虹影则从另外一种角度表达了她对中国形象的一种偏见。试以《英国情人》为例。这个作品是写一个到中国青岛大学讲授英国文学的英国男子裘利安被一个叫闵的中国有夫之妇吸引并进而发生私情的故事。闵来自中国传统家庭,又有着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这种兼具中西文化的气质使得裘利安如痴如醉,但是更给裘利安莫大刺激的却是象征中国“国粹”的鸦片馆、戏园子、房中术等。尽管如此,在闵的丈夫发现这段私情后,裘利安却以西方人的傲慢放弃了这段情感。给裘利安莫大刺激的这些曾经以独特面貌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并不能代表中国精神,但是作者津津乐道写来,不由得我们不和“新殖民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这实际上西方语境下的所谓“中国文化”――有意识地用中国落后的东西吸引西方看客窥视的目光――是对中国形象的根本性“误读”。
　　哈金是一个并不太为大陆读者熟悉的新移民作家,直到1999年因为长篇小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而引起人们关注。《等待》作为“一部中国男人被剥夺情感后自行矮化后的残忍之作”,讲述的是一位叫林孔的军医近二十年间的感情故事。林孔受家庭安排,娶了没有文化但很贤惠的妻子淑玉,由于两地分居,感情平淡。林孔后来爱上了护士吴曼娜,下决心与淑玉离婚,但淑玉不接受。根据军队里的规定,如果分居满18年,婚姻可以自动解除。一年又一年,离婚不能实现,爱情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终于熬过了时间的限制,应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长相厮守了,但是作者设置的结尾却让人匪夷所思:婚后不久的吴曼娜因为几近变态的性欲和心脏病而死去。“等待”似乎表达的是一个个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主题,但是曼娜不久身亡的结局却足以消解这个等待的价值和爱情的真正含义。从表层上看,《等待》是表现中国过去的生活,但是这种过去的生活却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例如吴曼娜的“三寸金莲”,莲玉幻想丈夫和自己离婚之后自己仍然是“正房”等细节,都是作者刻意将很多年前已经弃绝的东西搬到小说场景中,不能不说是刻意为之的“东方主义”,正好迎合了自己身处的“西方语境”。同时,还有论者指出:“对于他的母国中国以及传统的中国文化,哈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留恋的态度……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一种极端的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的批判态度。”这正显现了哈金中国形象的根本前提。
　　总体而言,无论是因为政治上的偏见,还是西方语境下“东方主义”的展现;无论是有意回避中国经验,还是先天性的缺少中国经验,都会使得中国形象不会再客观。
　　
　　四、结论:关于中国形象的意义定位和价值判断
　　
　　就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形象而言,“它只是一种主观印象而已,形象本身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但是关键在于国家形象往往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产生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可能很大。”“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影响着国民的心理,并决定着不同国籍的人在相互交流中的行为方式和方法。”在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展示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中国形象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形象的展示,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媒体宣传得以体现的。这是和媒体自有特点相关联的,一方面,媒体信息更新的迅捷性,另一方面,媒体所拥有的广大的受众群体。但是文学在国家和地区形象的打造方面却也不能被小觑。
　　对于有着最广大受众群体的文学样式小说来说,虽然有着强烈的虚构性,但是这种虚构是立足于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最终要上升到艺术真实的层面,所以对人们考量现实还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读者可能会对小说中的场景信以为真(比如不少人是通过《三国演义》来了解三国,并当作真正的历史)。虽然不少作品无意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形象的打造与构建(事实上这也不应当是文学的范畴),但是一部(篇)作品通过相关场景或者情节透露出的一鳞半爪式的信息却最终可能达到一种集腋成裘的效果。像希尔顿通过一部《消失的地平线》完全勾勒出美丽的香格里拉引起人们的无限向往的作品毕竟是少之又少。相对于媒体的直白而言,文学作品内在的含蓄性与较强的艺术性,能形成更大感染力。同时,大多数新闻属于“速朽”之作,人们不需要仔细阅读,往往是在快速浏览中完成接受活动。而文学作品就不一样,优秀的作品具有传承性,可以供一代一代的人进行阅读;文学作品内在的巨大包容性也使得人们往往对其进行反复阅读思考。文学作品所打造的国家和地方形象,虽然相比媒体来说要来得迟缓,但是它的影响也更为持久。
　　中国本土文学中有不少作品展示和打造了中国形象,从而成为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海外作家由于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打量和思考中国,他们构造的中国形象可能给人更加客观更加真实的感受。例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4世纪来到中国,以一部《马可•波罗游记》让西方人在几个世纪内都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有着深厚的印象和兴趣。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居住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创作了中国题材的小说《大地》,勾勒出中国农民朴素、善良、勤劳、自尊等优良品质。美国的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莱特等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了如实的记录,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形象。他们在展示中国良好形象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在当下,新移民作家是最有条件来展示中国形象的作家队伍之一。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他们身处海外,以一种“间离”的效果来观照中国,会给西方人一种更加客观真实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有过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同时又时时回到中国,了解她的最新变化。
　　但是,在新移民小说中国形象的三个维度中,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新移民作家在构造中国形象上虽然各有千秋,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是在异域环境下描写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十几亿中国人中,能到异域环境中去生存、打拼的毕竟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是否能够撑起整个中国形象?对于第二种情况,中国自然是美好的,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是值得推崇的,甚至成为外国人的朝圣对象,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毕竟是记忆中的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历史和当下虽然有着较大的传承性,但是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当下。对于第三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立场和视角的偏差导致对中国形象形成偏见式的定位,或者是在缺乏中国经验基础上“隔靴搔痒”式的想像构造,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也就更远了。
　　我们无意将新移民小说中构建的中国形象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应当立足于事实本身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才能推动这方面的工作。鉴于新移民小说作家在构造中国形象上具备的两大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一定会更加客观更加真实更加趋于当下,必将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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