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 要 我国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目前呈现出四个特点：对学人的生平事迹有较严谨的考证、由知名学者转向普通学者研究、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并重、注重档案资料尤其是美国档案资料的利用。未来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可从四个方面拓展与深入：扩大资料（包括外文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的查找与使用范围、著述的通读与比较解读、民国图书馆学学人著述的恰当评价及拓宽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视域等。

关键词 民国 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史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2.010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Library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Xuet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fou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re rigorous research on the life stories of scholars， the shift from well-known scholars to ordinary scholars， the equal emphasis on individual research and group research，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use of archival material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expanded and deepened from four aspect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earch and use of materials （including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s， archives materials and oral materials），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writings， proper evalu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library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library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tc.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scholar.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0 引言

民國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及新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图书馆完成了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转型。在这场变革中，民国图书馆学学人开办图书馆学教育、成立图书馆协会、创办图书馆学刊物，完成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并不断寻求图书馆学的中国化之路，在实践中建立起新型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新秩序。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是从人的角度去考察图书馆人与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术、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过程，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人们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又能从中概括出新的抽象理论，对图书馆的实践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指导意义[1]。2016年，韦庆媛在《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一文中，从学者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学术著述、学术流派、代际划分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开展研究的现状进行回顾和梳理，指出未来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完善学者生平经历资料、注重对学者著述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学者群体的学术思想、学术流派的研究。但是，韦文主要是微观方面的叙述，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完全立足本学科领域，忽略了整个社会环境及跨学科研究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同年，谢欢在《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宏观考察》[3]一文中对八十余年来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进行宏观考察，包括学人研究的历史分期、学人研究的特点及对学人研究的展望，论述较为全面、具体、深入。时隔两年，笔者认为，当前研究的成果特点、研究的视角都有所变化，故应作进一步梳理。

1 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特点

1.1 对学人的生平事迹有较严谨的考证

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图书馆史分委会，范并思曾就此呼吁分委会“将本学科20世纪这个不太长的历史中那些没有被搞清楚的人与事都搞搞清楚”[4]。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与挖掘，尤其是海外资料的获取，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的生平事迹得到了较严谨的考证，学界纠正了不少关于学人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点、毕业院校、任职经历等方面的错误。如郑锦怀对杨昭悊、查修、喻友信、于震寰等人的图书馆生涯考察，可以说引领了对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的考据之风。虽然目前学界对学人的生平事迹相对以前有了较严谨的考证，但仍然存在很多疑问，如抗战结束后不少图书馆学人“不知所踪”，包括民国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李文裿。李氏是北平市图书馆协会核心人物、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在图书馆学、历史文献学和李清照研究等学术领域著述颇丰。由于其“七七事变”后滞留北京，与敌伪有过较密切的合作，难逃“堕节”之嫌，抗战结束后就销声匿迹，不知所踪[5]。此外，还有陶述先、徐旭、陈鸿飞、黄警顽等民国图书馆学界活跃人物的情况亦是如此。

1.2 由知名学者研究转向普通学者研究

对知名学者的定义，学界暂无统一的概念。范并思教授在《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6]一书列出66位“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重要人物”，其中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约有20个，但该表主要基于“图书馆学理论中的贡献与地位”之考量，对像袁同礼、裘开明、马宗荣、钱存训、严文郁、吴绍虞等知名图书馆学家有所疏漏。相对而言，王余光教授在《图书馆学史研究与学术传承》[7]一文列出的40位重要图书馆学家简表及20位生平不详、以待查考的图书馆学家更具说服力。当然，知名与普通只是相对而言，由于诸多因素，民国时期著名教会大学图书馆馆长如田洪都、黄维廉等长期以来关注度都不高。田氏是文华图专本科第三届毕业生，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黄金时期代理主任、主任达十多年之久（1928-1941年），曾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与裘开明商议扩充《哈佛大学中文图书分类法》、并代理裘开明管理哈佛大学图书馆汉文文库事务、长期任北平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参与组织并筹备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前三次重要年会，可以说是民国图书馆史上无法忽略的人物。吴光清、黄维廉这两位同样出自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学家，都曾留学美国，由于所著的论文大都用英文撰写，在国内图书馆界较少“发声”而被“遗忘”，但近年来这些被图书馆学界“忽略”“淡忘”的“普通”图书馆学人亦开始重新走进研究者的学术视线。

1.3 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并重

重个人，轻群体一直是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近年来，这种现象相对改善，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齐头并进，互相促进成为新的现象。2015年韦庆媛申报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研究”课题、2017年周余姣申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课题都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前者目前已有《民國时期涉华外国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及分析》[8]《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9]《民国时期本土培养的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构成与分析》[10]《民国时期北京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构成及特点》[11]等研究成果问世。后者是近年来民国图书馆史、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主力军，相关科研成果众多，如对吴光清[12]、邓衍林[13]的研究等，目前阶段性成果有《以书为师，因业成缘——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述略》[14]，其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在个体研究方面，无论是单篇论文还是系统研究（学术专著及博士论文），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如前所述，近年来，学界对知名学者的研究日臻完善，许多普通学者亦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单篇论文成果众多，此不赘述。在系统研究方面，已有对沈祖荣、杜定友、裘开明、袁同礼、李燕亭等人的研究。此外，2013年郑锦怀的课题“戴志骞外文著述整理、翻译与研究”及2017年谢欢的课题“钱亚新年谱”分别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前者于2017年出版专著《中国现代图书馆先驱戴志骞研究》，该书获得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颁发的“第一届中国图书馆史志优秀图书一等奖（并列）[15]，后者前期即致力于钱亚新之研究，于2016年完成博士论文《钱亚新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

1.4 注重档案资料尤其是美国档案资料的利用

近年来，利用档案资料研究民国图书馆史得到学界极大关注。2015年姚乐野申请的课题“清末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同样，利用档案资料，尤其是美国档案资料研究民国图书馆学人及其学术著作的论文成果层出不穷，如肖鹏利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档案，细致梳理并重现了钱存训《书与竹帛》的出版过程，以出版史与书籍史透视学术史，为图情领域的史学书学，同时也为图书馆学学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16];郑锦怀利用哥伦比亚“戴志骞档案”，获得了戴氏在圣约翰大学读本科时的成绩单、其填写的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入学申请书及其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的成绩单等，对全面研究戴志骞极具价值[17]。民国图书馆学人赴美留学者众多，而美国图书馆界和图书馆学教育界具有较强的档案保护意识和存史意识，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档案资料都会存档，但这些档案毕竟远隔重洋，又散落各处，查找不易，有学者呼吁加强对散布在海外的中国图书馆（学）史料的整理工作，以大型特藏文献的方式购买引进这些海外档案（以复制品的形式）[18]，这必将对推动民国图书馆学人的研究大有裨益。

2 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2.1 扩大资料的查找与使用范围

2010年，有学者指出：现有图书馆学人资料不足、史料搜集困难、史料整理开发工作滞后已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图书馆学人的制约因素[19]。近年来，随着民国数据库开发日趋成熟，出现了众多查找民国文献的数据库，如晚清民国全文期刊数据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大成故纸堆、爱如生、民国图片资料库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民国图书馆学文献数据库”将44种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和235种图书馆学专著数字化，提供书名、著者、主题词、出版者等检索途径，并可全文阅读，极大便利了民国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人的研究。关于英文资料，通过Hathitrust、JSTOR等网站或文献传递方式可以获得不少民国图书馆学学人海外留学的毕业论文、学位情况等资料，相对而言，日文、德文、法文等档案资料、口述资料的查找与获取则相对困难。

2.1.1 外文资料

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主要学习欧美，但是，在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图书馆事业一直处于学习和模仿日本的阶段。直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留美一代学成归来，美国图书馆学成为新的效仿榜样。但是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并没有中断，1926年，杜定友访日，开启了一扇中日交流的大门。1927—1928年，中国图书馆界袁同礼、马宗荣，著名学者董康、胡适、张元济等赴日本内阁文库访书，受到日本内阁文库典藏部主任樋口龙太郎热情接待[20]。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两国图书馆界交流中断。由此可见，在清末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中日图书馆界是有所交流的，如杜定友、袁同礼、马宗荣等都曾在日本图书馆界留下足迹，而日本的长泽规矩也、名久井石磨、小竹野夫直到1935年还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21]。目前，对该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是范凡和李易宁，前者2015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中日图书馆学交流65年（1899—1964年）历史探微”，并发表了若干有影响力的论文。后者系日语专业毕业，在语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就民国图书馆人在学习日本图书馆学及中日图书馆学交流中的作用而言，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对日本图书馆界多有报道，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值得学界重视。

除了日本之外，民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人与德国、法国等国的图书馆界也有所交流。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积极与西方图书馆合作，先后与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普鲁士国立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达成交换馆员的协议，派遣严文郁、汪长炳、岳良木、李芳馥、曾宪三前往哥伦比亚大学，1932年又派刚刚完成美国交换任务的严文郁赴德[22]，1934年派王重民赴法国国家图书馆整理敦煌卷子[23]，1934—1938年，派向达在英国、德国、法国访书[24]，1937年，国立中央图书馆派陆华深赴德留学[25]。目前，学界只对王重民、向达的交流馆员经历有过研究，对其他学人的此方经历之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近年来利用海外英文资料补充研究民国图书馆学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郑锦怀利用英文史料考证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的求学情况[26]、谭卓垣在夏威夷大学的工作生活情况[27]。相对英文资料来说，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德文和法文资料的利用显得单薄。

2.1.2 档案资料

人物的档案资料一般指手稿、笔记、书信、照片、日记、家谱、文档记录等。档案最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其价值从总体上说超过其他种类的史料，在各类史料中居第一位[28]。其中手稿、日记、笔记、信函、照片等为私人档案。近年来，许多民国图书馆学人的手稿、讲义、信函、笔记、照片等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如黄维廉先生未公开发表的手稿、讲义共4份近200多页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卖[29]，这些手稿完成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图书馆事业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是黄维廉先生80岁左右写成的，这些手稿的内容是研究国内“拔乱反正”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史料。关于日记或书信，目前几乎没有一部图书馆学人的日记或书信被整理出来，但是民国时期许多学者如胡适、竺可桢、顾颉刚、郑天挺等人的日记都曾被出版过，这些学者的日记中会提及民国图书馆学人。比如，2018年初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就有提及邓衍林、董明道、顾家杰、李希泌、向达、严文郁、袁同礼等学人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30]。这些资料可以补充学人的生平经历、考察学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在第三人眼中，学人的性格特征。书信对了解图书馆学人工作及内心活动、思想变化起伏具有和日记一样的作用，民国图书馆学人的私人书信目前没有专门被整理出版，但在已经出版的民国学者书信集中也可见图书馆人的身影，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中正式出版[31]，书信内容涉及抗战初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南迁前后及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艰苦创业的史实，同时也披露了由于经济困难、人事复杂、馆务不能自主和学术有地位等原因，严文郁辞去云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之职[32]。

手稿、讲义、信函、笔记、照片等私人档案在民国图书馆学人的研究中意义重大，但是研究者获取难度较大，虽然近年来在网络上陆续拍卖了部分民国图书馆学人的私人档案，但这些只不过是民国图书馆学人私人档案的冰山一角，而且价格不菲，因此对私人档案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2.1.3 口述资料

口述资料乃口传性质的资料，被认为是与文献资料（包括文字、图像和声像资料）和实物资料相并列的资料来源与表现形式[33]。通过访谈、口述的方式获得的史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景生动鲜活起来，因此得到许多杰出史家的推崇，也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2007—2008年，白国应先生撰写了民国图书馆学家皮高品、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钱亚新、桂质柏、顾家杰及袁湧进的系列回忆录，文中皆有对上述图书馆学家外貌、声音特征的描写，也有与这些图书馆学家交流的切身体会，这些叙述无疑使图书馆学家的形象更加生动、饱满。2015年12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联合全国图书館界、各相关单位共同启动了“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源建设工作，对我国现当代图书馆学家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34]。民国图书馆学人一般出生在清末（1840—1911年）民初（1912—1927年），距今已有一个世纪左右了，尚在人世的已然不多，如上述的八位民国图书馆学家连同作者白国应都已经驾鹤西去，但是他们的后裔大都健在，不少人对自己前辈活动高度关注，并曾听前辈口耳相传。因此，笔者认为，不仅需要对在世的现当代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进行访谈，对民国图书馆学家后裔的访谈亦迫在眉睫。2018年12月20日，天津师范大学举行了纪念邓衍林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藏书与手稿捐赠仪式。邓衍林先生的女儿邓少筠女士捐赠了父亲的藏书和手稿，并讲述了许多父亲的事迹，更加丰富了学界对这位民国图书馆学家的理解[35]。口述资料的内容会因年代久远而记忆失真，因此需要辩证看待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尽可能多方挖掘口述史料，注重口述历史的自释与互释，并与现存资料和已知事实交叉对照，相互印证，严加鉴别[36]。同时也可能会因为个体知识背景的差异，导致访谈的内容多以生活层面为主，专业性不强。

2.2 对图书馆学人著述的通读与比较阅读

研究民国图书馆学学人，必须了解图书馆史，而图书馆史，又是学人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下来的。阅读学术著述能建立起真实可信的学术感觉、发现学术谬误、还原客观的学术观点。目前存在的问题常常是对学术著作的阅读不够深入，如对刘国钧“要素说”的误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次，没有联系上下文阅读，断章取义，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对蒋复璁著述的误读，得出1913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最早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之说这一缺乏一手史料支撑的论断。此外，民国图书馆学学人著译序跋中，也有大量可资研究的史料，往往通过自序或他人撰写的序跋，可以得知学人的生平事迹，有助于我们完善民国图书馆史及图书馆学史的细节。2012年，刘宝瑞等人编校了《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一书，该书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译著的序言都选编在一起，是一部辑录体的民国图书馆学书目提要，“于本专业的学习研究者不啻问学津梁”[37]。

比较阅读法也是分析民国图书馆学学人著述的一种重要方法，如众所周知的吴稌年发现的俞爽迷学术瑕疵事件[38];顾烨青发现1936年顾家杰发表的《各国图书馆互借概况》一文中对国内馆际互借情况的介绍很多“照搬”严文郁所撰写的《中国图书馆间之合作》[39]，这些有失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会误导人们的认识，致使我们无法对学者的学术贡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3 对民国图书馆学者著述的恰当评价

范凡在《民国时期图书馆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中附录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书目，详列其时出版的943种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民国图书馆学人在学习和引进世界图书馆学的同时，又不断寻求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之路，为后世图书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图书馆学著述的伟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分专注于实用层面、而理论欠缺是不少民国图书馆学学人著述的共同特征。1919年至1927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比较集中在图书分类、编目和检字法方面”;1927年至1949年，“各种新编制或改订的图书分类法纷纷出版、有关分类原则与方法，图书编目条例及方法，标题法的理论等书籍和文章大量发表”[40]。尽管早在1936年，芝加哥学派理论图书馆学代表人物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1933年）就由文华图专的李永安翻译到国内[41]，但在整个图书馆学研究以“应用”为重心的民国时期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寻求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之路上，将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局限在分类编目等技术层面，在理论与应用这一基本学术链上过分侧重于应用研究而导致迄今为止在世界图书馆学界也很难找到中国产生的有学术影响力的术语、理论、学派[42]。诚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历史条件去要求过去人物的思想，但目前学界在评价某个民国图书馆学学人著述时，基本都是褒扬之词，缺点及不足之处甚少提及。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学术争鸣时代应有的现象，指出先贤著述之不足并非不敬重先贤，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先贤的学术遗产，竟先贤们未竟之事业。

2.4 拓宽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视域

对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生平事迹及著作贡献的考察，可称之为微观视角。这种考察多局限于人物自身，在图情人物辞典、馆史的编纂上是不可或缺的，至今仍然是学人研究的基础。然而这种对微观史料的细致爬梳或是对各类思想、贡献的刻板陈述的史学写作范式，割裂了图书馆学与外界的联系，无疑是“闭门造车”“画地为牢”。近年逐渐引起学界重视的群体研究，是在个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特定群体进行深度挖掘，揭示群体人物共同的思想流派或学术传承，对于更加深刻、全面了解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及增加图书馆事业的凝聚力大有裨益。但这些研究仍然没有跳出图书馆学自身的藩篱，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亟需拓展视域。

“引入综合的跨学科视角，从局部、线性的研究理数转入系统性、立体化的观察路径”[43]，这是肖鹏对图书馆史研究范式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也正是一种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宏观视角，即将学人研究融入到整个民国社会背景中去考量，将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联系起来。如对钱存训《书与竹帛》一书出版的研究，融合了书籍史、出版史的内容，为图书馆学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很好的典范。在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历史人格者”，如裘开明、袁同礼之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沈祖荣之于教育史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学领域，应该涉及到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这必将为图书馆的价值阐述与功能发掘提供新的视角。

3 结语

在民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的今天，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对先贤学术的刻板传承，而应该以开拓的眼界，在坚持图书馆学学科立场的基础上，引用外部的成果与视角，提高图书馆学在跨学科中的话语权，深化学界对“图书馆”本质理解与价值认知[44]。先贤们虽处内忧外患的时代，却纯粹而执着地热爱图书馆事业，他们为我们留下学术遗产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爱国、爱馆、爱人、爱书的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学人文追求日趋式微的今天，我们尤其期待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民国图书馆学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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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婷 莆田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福建莆田，351100。

（收稿日期：2019-06-02 编校：曹晓文，陈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