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米勒
时间：2020-09-30 03:51: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理良
《西行漫記》在伦敦出版后，赴苏区探访的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越来越多。黄华担任翻译，负责联络事务，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好朋友，汉斯·米勒就是其中的一位。从那时起汉斯·米勒夫妇和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黄华主持外交部工作后，米勒和他的夫人中村与黄华和我工作上多有交集，而生活中我们也趣味相投。前不久，延安精神研究会找到我，让我回忆一下延安时期我党的外交活动，为党初期的外交工作搜集资料。我整理了与我有过交集的十几位外国友人的资料。这些外国友人中，我第一个就想到了米勒，在我心中，他是一位英勇的反法西斯斗士，一位执着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一位杰出的医学科学家。他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一
汉斯·米勒（Hans Muller），1915年生于德国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城，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人。他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兴登堡中学。
当时的德国仍处于经济大危机之中。希特勒上台后大肆迫害犹太人，经过许多周折，米勒弄到了出国签证，到了瑞士的巴塞尔城，进入巴塞尔大学医学系。六年中，米勒刻苦钻研，完成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和儿科等专业的学业。留学期间，米勒乐意同一些进步学生交往，尤其同一位来自中国的进步学生蒋兆先结成了好友。他十分有兴趣听蒋兆先讲述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由于为被捕的同学打抱不平，米勒被瑞士警察局限于半年内离境。米勒遂加紧书写博士论文，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在瑞士读书期间，他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祸水向世界泛滥，看到欧洲共产党与之所进行的坚决斗争。他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一支与法西斯主义相抗衡的、争取世界和平的政治力量。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米勒开始走上了献身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道路，并最终将自己的一生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1939年4月，满怀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同样处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中国人民的同情，米勒接受蒋兆先的建议决定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米勒先乘船到了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爱泼斯坦和曾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返港的新西兰记者詹姆士·贝特兰，从他们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情况，米勒急切地希望早日到延安去。
因为广州已被日军占领，米勒只好乘船离开香港转至越南，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境内。当他听说离关口不远的地方有抗日华侨染上了疟疾，马上赶去医治，直到一周后病人痊愈，才乘车出发北上。卡车离开广西后一路颠簸，驶经贵阳、成都、宝鸡，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米勒幸运地遇到刚刚访问延安归来准备转赴重庆的埃德加·斯诺。斯诺对这位德国青年极为赞赏，并把自己在延安用过的行军床、蚊帐等留给米勒。
1939年9月，米勒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在同黄华和马海德的谈话中，米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卫生部安排米勒到延安拐峁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年轻时的汉斯·米勒
初到延安，米勒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人际关系十分融洽，充满互助、关怀和友谊。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在政治上完全平等;……机关里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伙食和服装上的待遇，也几乎没有差别。……由于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和人民同甘共苦，所以军民的情绪都非常振奋、饱满。”
延安城不大，方圆才五公里，早已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瓦砾。所有的机关、学校和医院都设在窑洞里，各种手术都是在窑洞中操作。延安的窑洞内宽敞整洁，窑洞医院十分注意消毒和卫生。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同在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相处十分和谐，每天为战士和老百姓治病，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米勒还和柯棣华一起安装好了援华队带来的一台X光机，使延安人有了一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二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后，把进攻的重点转向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在华北战场上，集中了多路兵力向晋东南地区猛扑，并展开“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周围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和碉堡。采用“扫荡”、“清乡”、“追剿”等方式，制造“无人区”。敌人的残酷“扫荡”使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相当困难的时期。这时，米勒、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华几位大夫向卫生部领导提出要到前方救治伤病员的要求。毛泽东得知米勒等人态度诚恳坚定，在作了缜密安排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汉斯·米勒在延安
到西安后，他们搭上了开往河南洛阳的火车，之后又乘车到了河南渑池县。在这里，米勒见到了一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衣不蔽体、沿路求乞的国民党士兵。从同行的战士口中，米勒还听到国民党军队对待伤兵的一些野蛮做法。国统区士兵食不果腹的凄惨景象与他在延安所见到官兵一致、团结民主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米勒深切地感到：“中国要光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打败日本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历经辗转，米勒一行于12月12日终于来到了晋冀鲁豫总部武乡县王家峪。朱德总司令热情地接待了四位外国医生。通过参观和学习，米勒等人了解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组织情况，还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游击战的意义，懂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导作用。
米勒等人被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战区医疗单位。柯棣华和巴苏华随一二九师一个团参加战区医疗，米勒接受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要求，留在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土河村医院工作。总部医院设在农民家里，有100多名重病员，条件非常简陋。米勒在简陋的条件下治好了一位重症战士，名声大振。乡亲们纷纷向他求医。米勒不辞辛苦，有求必应。
1940年下半年，日军集中大部分兵力于华北敌后抗日战场，采取极残酷的“三光”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最困难时期。米勒向八路军总部请求到前线野战医院投入战斗。1940年秋，米勒到武乡县宋家庄一二九师师部报到，受到热烈欢迎，被安排到夏房滩村的生产部驻地。这时，正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八路军出动100多个团，近40万人，20多万民兵，对正太路等线进行大破袭战，并向日伪据点展开大规模的反“扫荡”战役。
在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领导下，米勒组建了野战医院，到三八六旅阵地抢救伤员。正太、榆辽战役爆发，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一天之内有上百名伤员被送入设在小村内的战地医院，米勒废寝忘食地抢救伤员。他迅速为伤员取出弹片，清理伤口，再交由农民组成的担架队送往后方医院。正太、榆辽战斗结束后，米勒又改随三八五旅行动。部队部署前沿阵地后，即将野战医院设在附近的小村庄。米勒的战地医院又接收了几批伤员。
百团大战结束后，米勒被调到一二九师的重伤医院，300多名重伤员被安排在一个乡村的老乡们家里，米勒用农家的木门板当手术台，用蜡烛代替无影灯，抢救了许多危重伤员。一天晚上，米勒正在为一名伤员做治疗，得知敌人就要来“扫荡”的消息，米勒和指导员决定让100多名已能行走的伤员到“青纱帐”里藏身，米勒则和医院其他人员用担架抬着100多名重伤员转移。
1939 年12 月，朱德总司令（右三）在王家峪会见米勒（左二）等医疗队成员
1941年夏，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了频繁且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干部率领当地军民对敌开展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
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决定组织一个流动手术队，收治晋东南一带的重伤员。米勒担任这支手术队的队长。一次，在榆社县遇到了敌人的“扫荡”。他和手术队医務人员为保护这批伤员从榆社县辗转到邻县的一个山村。两个月内仅靠吃胡萝卜、野菜和柿子面度日，直到敌人的“扫荡”结束，才返回晋东南。
不久，米勒率手术队到太岳军区去为伤员做手术，在完成任务返回武乡总部时，要通过一条日伪严密把守的铁路封锁线。他们在夜间出发，当米勒等人刚踏上铁轨时，被伪军发现，枪声大作，日军迅速增援。米勒和手术队队员们一气跑了几十里地才脱离险境，虽然损失了部分医疗物资，但所有队员没有伤亡。
从1941年夏至1942年冬，米勒和晋东南军民一道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由于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米勒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部队给他的营养品被他分给了伤病员。一次，他患上伤寒病，断断续续昏迷40余天，虽然最终战胜病魔，但病愈后十分虚弱，几次在手术中昏倒。1942年底，为了米勒的健康和安全，组织上决定送他回延安。虽然米勒不愿离开他战斗过的前线和朝夕相处的战友及乡亲，但他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决定，于1942年深冬的一天，离开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结束后，米勒向朱德提出了回国的申请。朱德亲自为他签署了证明书，高度肯定了他的工作
三
米勒一行于1943年春重返延安，被安排在国际和平医院。休养中他听说有200多名从山东前线来的战士染上了伤寒症，并发生死亡现象，赶快赶到现场，发现是因天气冷，灭虱困难而传播。于是，他让士兵们脱下衣服，用大锅煮沸热水灭虱，病情很快得以控制。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得知二战胜利的消息后，米勒盼望回德国看望父母及亲友，征得领导同意后，1945年冬米勒到了承德，打算经过东北，由苏联回德国。但是很快，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东北的山海关、锦州等地，内战一触即发。米勒回国愿望受阻。此时，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和副司令员李运昌对米勒说，“战后的欧洲局势混乱，不如暂不回德国，而待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之后，随时会送你返回祖国。”米勒遂暂时搁置回国的计划，并同意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医院院长。
医院给米勒有特殊供应，但他都给了重伤员。病员们对这位勤奋严谨又热情的院长十分佩服，都说米大夫是师级干部，从来不摆架子，“他是活着的白求恩”。不久，国民党军向承德发动进攻。军区根据中央不以保存地方和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指示，决定撤出承德。医院先一步撤退，领导医院撤退的重任交给了米勒。在撤退的路上，军区参谋长又交给了米勒一个地方医院、一个残废所、一个30余人的干部训练班、一个布匹仓库，还有一个失联的警卫连，后来围场支队长率领百余名战士也加入进来，加起来总共500
多人。
米勒率队撤退途中，遭遇土匪袭扰，土匪企图抢走仓库物资，被他亲自持枪指挥保卫工作队击退。几天后，米勒率领的这支特殊队伍终于历经艰险，没有损失地到达了后方，受到了军区首长表扬。
在内蒙古西林的大营子镇，机关和部队已经驻扎下来，后方医院也建立在这里。一位美丽善良的日本姑娘中村京子被安排在这个医院里。她出生于日本一个贫穷的家庭，15岁时被征入锦州的“满铁”护士学校。日本投降后，该校被解放军接管。1945年，学校奉命离开锦州，转移到另一小城休整时，中村和其他同伴一起被吸收参加八路军，成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战士。1947年夏，中村奉命参加一个前线手术队，在这里和米勒第一次相遇。在抢救伤员过程中，中村看到这位外国大夫做手术又快又细致，待人和蔼，关怀病人。这一切使中村备受感动并对米勒产生了爱慕之情。而时年30岁的米勒，也爱上了这位日本姑娘。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1948年9月，第四野战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之后挥师入关。冀察热辽军区卫生部部长李资平和米勒等奉命组建了东北野战军的医院管理处，负责留在东北的各野战医院的管理工作。不久，他们又一起南下，于1949年2月进驻天津。按照军区的命令，中村被调到天津的医院管理处。意外的是来接她的正是米勒，他们两人终成眷属。
婚后二人继续投入解放战争的激烈战斗中，有一次，米勒连续在前线手术室抢救伤员已经七八个小时，十分疲倦。这时又送来一名被弹片击中腰部的伤员，因流血过多，伤员生命垂危。米勒立即投入手术。当血管已经扎好，正在缝合肠壁时，米勒身体突然开始摇晃，手中的器械也颤抖起来。“快，给我打针吗啡！”米勒喊道。正在现场的中村知道米勒是急性胃痉挛发作了，急忙透过单裤为他注射了止痛药。半分钟后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四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接受了长春第三军医大学校长李亭植的邀请到长春任第三军医大学第一临床医院院长，后任科研处处长。1950年10月，我国志愿军赴朝鲜作战。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一批批伤员被送到了长春。第三军医大学成了一个重要的后方医院。米勒的主要任务还是主持临床医院的工作。在长春，出于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米勒提出了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迅速得到组织上的批准。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米勒离开部队，调到沈阳中国眼科大学担任内科教授。米勒到新單位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在支部大会上，大家高度评价了米勒的坚强党性和战斗精神。经省委批准，米勒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20 世纪70 年代进行抗肝炎疫苗研发工作的米勒（右一）
1960年，米勒因长期积劳成疾患了心肌衰竭症。中央卫生部指示，把米勒接到北京医治。他住进了阜外医院接受治疗，痊愈后，入积水潭医院工作。
米勒是一位只认真理、性情耿直的人，他对延安审干和60年代的极左做法极为不满，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文革”中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达对当前情况的不满并要求返回德国。在周总理的开导下，米勒放弃了回国的意愿。1972年，在周总理关怀下，米勒担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全身心投入抗肝炎疫苗研发，志愿在自己身上注射需要安全试验的疫苗。疫苗研发成功后，被国家授予了科技成果一等奖，这是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支持者米勒博士的肯定。
米勒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20世纪70年代，在1933年他被迫离开德国到国外求学过去40余年后，米勒曾带家人回到德国。当初他与父母洒泪相别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竟是他与亲人间的永诀。年近花甲的米勒几经辗转回到他几度魂牵梦萦的故乡杜塞尔多夫，然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几十年来一直苦苦盼望着儿子归来的父母已先后辞世，甚至连母亲的墓地也无迹可寻了。这位饱经沧桑的游子只得在父亲那依稀可辨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他无尽的追怀。
1994年12月4日，米勒在北京逝世。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米勒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信念，即使是在动荡的“文革”中，也没有动摇！米勒晚年自己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出解释：“我来到中国已近40年了。我亲眼看到的事实，让我懂得了一条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以这么说，我自己便是一个中国近期历史的见证人！”即使在他情绪最低落、打算回国时，仍然表示：“我以后仍然要回到中国来，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经得起考验的。”不难想见，如果不是基于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是做不到这一切的。而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德友谊的友好使者和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原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华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