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飞天》70不算老，亦不能称老。

人活70古来稀。我这个年长《飞天》数岁的老编辑，确实老了，未痴呆，但大脑常常“断电”，回忆往事时断时续……碎片化……缺乏逻辑……时空倒错……

丑话说在前头——曰“70年的跳跃记忆”……

之一 甘肃有四张名片：敦煌·飞天，读者·牛肉面

坊间传言，甘肃有四张名片：敦煌·飞天，读者·牛肉面。

初闻，愕然。思之，信然。深思，必然。

其一，《飞天》的前身《甘肃文学》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文学刊物之一。在兰州解放一周年之际，《甘肃文学》于1950年8月创刊，而且相当隆重——刊名为茅盾墨宝，郭沫若、茅盾、周扬三巨头题词祝贺。其后易名《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直到1981年定名《飞天》……而甘肃文联成立于1954年，甘肃作协则成立1958年。

那时，中学生都算文化人，何况聚集在《甘肃文学》周围的那些舞文弄墨把文稿变成铅字的人呢！在之后的岁月中，这些人纷纷成为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学、文艺、新闻、出版等的领军人物及骨干力量。

其二，《甘肃文艺》历经“文革劫难”，于1973年复刊，成为全国省级文学期刊复刊的报春鸟，为数年后甘肃文联、作协的成立，集结了力量，储备了人才。在文联、作协及其他各协会的领导及骨干中，都有编辑部“支援”的人才。有的老同志戏称《飞天》为甘肃文艺界的“黄埔军校”。

其三，1980年代初，甘肃省文联采取了强有力的改革：一是从《飞天》分孽而出，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实现了文学创作、评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并驾齐驱，平衡发展的新格局。二是《甘肃文艺》改为《飞天》。“飞天”系敦煌莫高窟中最常见又非常漂亮的壁画，是佛国里的“香音神”。每有节庆盛会，她就满天飞舞、播放祥和的音乐、抛撒如雨的缤纷花瓣，增加和谐欢乐的氛围。

改刊《飞天》，令刊物格局大变，使得“立足甘肃、面向全国的”的办刊理念，变得清醒、明确而自觉。加之版面的革新、扩容，页码增至144页，为省级期刊之最，每期可发两个甚至三个中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型文学月刊。有了梧桐树，自会招来金凤凰。记忆所及，像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宁夏的石舒清、季栋梁，乃至全国一些新锐作家、诗人，经《飞天》这人间的“香音神”，将文学的缤纷花瓣——真、善、美撒向全国。

其四，自甘肃有期刊（不仅仅是文学）评奖以来，在优秀期刊或一级期刊的名单中，《飞天》从未缺席。由北京大学牵头、国内十多家权威科研机构组织实施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选，《飞天》与《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25家刊物，从全国448家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文学作品类核心期刊（北京大学2008版）。这在《飞天》是首次，在西北五省区是唯一。

笔者曾著文，称文学期刊为“三级火箭”——地巿为一级，省、直辖市为二级，囯刊、名刊、大刊为三级。通过“三级火箭”的通边合作，把一个个作家诗人“卫星”送上了《太空》。70年，在太空遨游的“卫星”中，有多少是经《飞天》发送上去的？难以计数。

甘肃的文学名片：舍《飞天》其谁！

之二 王蒙的理论文章《雪的联想》、蒋子龙的处女作《新站长》及李瑛《诗五首》背后的故事

王蒙的一篇理论文章《雪的联想》，在《甘肃文艺》保存了15年，终于在“文革”后的1979年7期的《甘肃文艺》刊出。

《雪的联想》，写于1963年夏天，寄给了《甘肃文艺》的谢昌余。谢昌余时任《甘肃文艺》评论组组长（后为《当代文艺思潮》总负责人），1963年在西山八大处的“反修读书会”与王蒙同住一室。编辑部是三级审稿制，所以谢昌余将稿子交给理论编辑余斌初审，然后自己签注意见送主编杨文林终审。三审意见一致：好稿，可用。但杨文林又缀了一句：暂存，择期刊出。

既是“好稿，可用”，为什么还要“暂存，择期刊出”呢？

《甘肃文艺》1962年1期发表了大理论家陈涌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第5期又发了他的长篇论文《政治与艺术关系的几个问题》。斯时陈涌正下放兰州的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稿子都是特约的。1963年第1期，又刊发了公刘的政治抒情长诗《空气》……于是有人告狀，说《甘肃文艺》专门发外地“摘帽右派”的作品，观点、态度、方向、立场有问题，责令编辑部“整改”。此时再发“摘帽右派”王蒙的文章，无疑是“顶风作案”，往枪口上撞。接蹱而至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开始“文革”……择机，这一择就择了16年。

将稿子保存16年的是细心负责而具有敬业精神的初审编辑余斌。

保存了16年得以完璧刊出的《雪的联想》，令王蒙感触颇深，见面常忆及此事。因为“西山读书会”的同窗之情，也因为《雪的联想》，王蒙与谢昌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对风云激荡中的《当代文艺思潮》，困难时也常出手相助。只要他来兰州，必请接待方联系谢昌余，请他来宾馆聊天叙旧吃顿饭。此次《飞天》70年刊庆，请他题词鼓励，仅仅过了三天，他就寄来了“墨宝”——一笔一画恭恭正正地写道：

想念黄河，想念兰州想念《飞天》，感恩《甘肃文艺》。作于一九六三年的《雪的联想》经《甘肃文艺》保存十六年，发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抚今思昔，感念祝福——王蒙   2020夏。

在“王蒙”二字之后，盖有鲜红的方方正正的名章。

蒋子龙的短篇小说处女作《新站长》写于1964年，据说投了数家刊物均遭退稿。尽管那时刊物的编辑大多尽职尽责，不仅退稿，往往还附有退稿信，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希望继续努力。但是，屡投屡退毕竟不爽，蒋子龙有些灰心，认为自己不是写小说当作家的料。恰在此时，他当兵（海军）时的甘肃战友给他“指点迷津”：我们省的《甘肃文艺》不排外，常常能读到外省作者的好作品，不妨试试。蒋子龙将信将疑，抱着有枣无枣打一竿的态度将稿子投给了《甘肃文艺》，并对他的战友说，如果《甘肃文艺》再退稿，这辈子我再也不写小说了。不承想，数月后《新站长》竟在《甘肃文艺》1965年第6期登出来了。

斯时责编都不署名。不署名便不知道，越是不知道便越想知道……蒋子龙整整思念了28年。1993年夏，《飞天》与《中国作家》联袂举办“金川·敦煌笔会”，王家达来宾馆看蒋子龙，迷底终于揭晓。

此事，在笔会迅即传开。无论是乘车还是在街上散步，每有穿海军旧军服的男子从旁经过，杨匡满就同蒋子龙开玩笑：“子龙，这是不是你那位‘文学向导——甘肃的战友”？

笔会之后，蒋子龙写了篇题为《寻找王家达》的文章，刊于《美文》某期。可惜我一直没有读到。蒋子龙在与王家达见面之后，仍以《寻找王家达》为题著文，向自己处女作的责编表达感谢、感恩，是如此地别出心裁！如此地富有创意！

如今又有27年岁月流逝……

人生啊，能有几个27年？

人生啊，除了文学，还有什么值得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思索与回味！

有文坛常青树、岁月不老松之称的军旅老诗人李瑛，2006年7月17日给我寄了五首诗并附有简短的信，阴差阳错，历时近三年我才收到。原因是2006年6月我就退居二线，当了《飞天》的顾问，安居北京，不再上班。其间老诗人还写过两封信询问，同样原因，也未收到。直到2009年春，李小雨同我联系，方知误了大事。老诗人不会电脑，诗都是一笔一画抄写在稿纸上的，而且一旦诗成便不留底稿。老诗人的焦虑可想而知。我急忙专程赶往兰州，果然两大捆落满灰尘的邮件在编辑部静静地等着我，其中就有老诗人的诗与信。

这五首诗是《青青的小树林》、《听雨》、《烈马》、《一只阿拉伯单峰驼爬上了黄山》及《蒙娜丽莎的微笑》。首首都是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我急忙给老诗人写信，谢罪而外还谈了我阅读这五首诗的心得体会。信中有这样几句：“好在您的诗并非‘速朽的应景之作，永远不会过时，犹如陈年老窖，尘封愈久，愈显醇厚芬芳。正应了那句老话：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空的。”然后我把信——题名为《您的诗有大爱存焉——陈德宏致老诗人李瑛的信》（复印件）及这五首诗，一并转交给了我的继任者马青山，并于2009年7期《飞天》刊出。

李瑛是《飞天》数十年的老朋了，自1958年李季、闻捷主政《飞天》的前身《红旗手》就发他的诗，从未间断。之后他军中的身份不断在变，以至“显赫”，但他始终以诗人的姿态与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及一般诗歌编辑互通书信，谈诗论艺，保持友谊与交往。20年前《飞天》的50周年刊庆，老诗人满含深情地题写了“文雄诗美看《飞天》”的赠言。2011年1月11日，“《李瑛诗文总集》暨李瑛同志诗歌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投桃报李，我准备的发言稿的题目是——《〈飞天〉与李瑛：半个世纪五任主编的诗歌情缘》……

看稿、改稿、发稿、校稿、保存稿……在琐碎平凡中守望着文学，这就是文学刊物编辑。他们与作家诗人肩并肩、手牵手、心相连，为文学大目标，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薪火相传。

之三 “大学生诗苑”与《大学生诗歌家谱》

“大学生诗苑”是《飞天》专门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开设的一个诗歌栏目，始于1981年2月，至明年2月整整40年。截止至2014年2月，33年来，共编辑出版了212期、发表了全国462所高校的2003名大学生诗人创作的诗歌4338首。《大学生诗歌家谱》（姜红伟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还有一个副名《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姜红伟自称是“一部诗人辈出、佳作纷呈、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史无前例、载入史册的《大学生诗苑》创办史”！

放倒是一本书，立起是一座碑。

用煌煌40万言一本书为文学期刊的诗歌栏目写史，前无古人，后很难再有来者。

面对姜红伟洋洋洒洒的《大学生诗歌家谱》，面对当年从“大学生诗苑”起飞而今已是成就非凡的国刊主编，名校教授、博导， 诗人、作家、评论家……对“大学生诗苑”感情真挚、激情澎拜的溢美赞扬，我这个从业数十年的老编辑，深感想象力的缺失及语言的溃乏。

序有三篇，分別是叶延滨《80年代诗歌史的“另类书写者”》，于坚《历史不能忘记》，潘洗尘《多元性诗歌写作的源头活水》。

这三篇序言可谓篇篇精彩，篇篇真挚感人，篇篇都有切身体会。篇幅所限，恕不征引。下面引述徐敬亞、邱华栋、苏童的短评，以飨读者：

80年代的中国天空，飘满了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

那是从无数焦灼的青春夜晚中冒出来的一缕缕诗歌青烟……那些内含无边能量的血泪诗篇，从来不缺少翅膀，它们只缺少土地。

在饥渴的年代，哪怕有一尺一寸的土地愿意收留那些流浪的精神囚徒，也必将被历史放大般铭记为无边的巴比伦花园——这就是“大学生诗苑”！一个后代人无法理解的伟大栏目。中国铅字自发明以来，在它那里发出了最刻骨铭心的青春之光。

——徐敬亚。

我记得我发表在这个栏目的诗歌作品是《大雷雨》，那是一首类似惠特曼风格的气势汹涌的诗篇。发表之后我拿到了杂志感到很激动。我觉得《飞天》杂志的这个栏目，非常大地推动了80年代大学生的诗歌创作……

——邱华栋。

我的大学时代是一个诗歌时代，很多大学生的文学飞天梦，恰如其分地从《飞天》杂志开始。这本杂志有一个著名栏目——大学生诗苑，那是我们最可亲最可信的造梦平台，我因此感念《飞天》杂志，并记住了张书绅这个诗歌编辑的名字……

——苏 童。

事在人为。姜红伟的《大学生诗歌家谱》从头至尾都在告诉你《飞天》“大学生诗苑”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诗人、编辑家张书绅！他是这个栏目的的首倡者、奠基者、开拓者。在这本《大学生诗歌家谱》中，随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对诗歌由挚爱而执着而神圣而敬畏而虔诚而付出而奉献的高尚情怀。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吾等这些办刊人，都是文学的事物主义者，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姜红伟！是他帮我们打捞出了比金子还要珍贵的系统而完整的记忆。

之四 笔会，研讨会……

笔会、硏讨会不是《飞天》的独创，却是偏处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飞天》平稳致远保持质量持续前行的“秘诀”。特别是市场经济越来越多地介入了文学与刊物时，笔会就是最有效的“感情投资”，留住一些大家、名家的稿子有利于当前;同时又吸收省内那些已显示了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诗人与会，与这些名家、大家朝夕相处，观摩学习、切磋交流、言传身教，促其提高，有利长远。

A.创多项纪录的“金川·飞天笔会”。

1983年9月15日-10月底，由《飞天》、《当代文艺思潮》与金川公司联合举办“金川·飞天笔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山西、陕西等省市的青年作家谭谈、贾平凹、梁晓声、王振武、陆星儿、竹林、方方、黄蓓佳、程乃珊、史晶晶、周矢、王大鹏、谭元亨、李锐、陈焕新及省内的青年作家浩岭、匡文立、杏国等40余人与会。这次笔会创了多项全国纪录：

第一，创了地域最广、时间最长的记录。与会者来自9省市，从9月15日兰州报到开幕，到10月底金川结束，实打实的45天。

第二，创了全囯最隆重的记录。甘肃的党政军三巨头——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陈光毅、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会见并参加了开班式。

第三，创了普及面最广及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记录。笔会期间，安排了三次作家与当地作者及文学发烧友见面座谈会。形式自由、双向交流，每次都有近300人参加。安排了两次《当代文艺思》编辑和与会作家的座谈交流，就小说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创作潮流的变化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当然，比“创纪录”更重要的是收获。仅《飞天》陆续刊发的中篇就有：陆星儿《名人和她的女儿》、黄蓓佳《金发姑娘埃米》、方方《制片主任》、程乃珊《当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谭谈《你留下一支什么歌》;另外还有十几个短篇，也陆续在《飞天》刊出，普遍获得好评。

贾平凹也写了个中篇《鸡窝洼的人家》，编辑部上上下下都认为写得好，定于某期头条刊出。可是来了“状况”——贾平凹来电话说，他想修改修改再发……数月之后，《鸡窝洼的人家》在北京某大刊发出。

编辑部同仁当然有意见。可我们的老主编杨文林很豁达、宽容。他说，办刊物当然希望留住好稿子，可作家有作家的盘算，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刊、大刊、名刊发表，影响大、稿酬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多理解吧……

《鸡窝洼的人家》发表后好评如潮，不仅获当年（1984）的优秀中篇奖，而且很快改编成电影《远山》。电影《远山》也好评如潮，顺理成章，被评为1986年度的电影最高奖“金鸡奖”。就在等待择日对外公布颁奖之时，又枝节横生，有人告状，说《远山》是“换老婆的故事”。“换老婆”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跨越了“底线”，这还了得。于是“大领导”（王蒙语）要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拿出意见，然后处理。王蒙的策略是冷处理，放段时间，凉一凉再说。在情绪激动之时，理性很难凑效。过了段时间，王蒙给上面写报告，先说《远山》主题是积极的、是歌颂改革开放的，“换老婆”只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象征着 改革开放者的联合及传统保守者的重组……又说，评奖不是评“完美无缺”的作品，而是评那些具有时代精神及艺术特点突出的作品。有缺点的作品获奖后，读者、观众仍然可以批评……当然，还有一些温润周全动人感人的说词。王蒙的睿智之举还在于，请副部长高占祥也在报告上签名。高占祥在党内素有文化艺术的“行家里手”的美誉。

如此，更增加了报告的分量及说服力（详见王蒙自传《大块文章·换老婆的风波》——笔者）。于是“换老婆”风波便告平息，《远山》有惊无险，获奖依旧。

贾平凹及《远山》很幸运，撞上了小说家当部长。其实幸运者岂止贾平凹！电影是综合艺术，一部电影的成功凝聚着许多电影从业人员的智慧与心血：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摄影、美工、音乐……一部电影成功了，都有可能跟着摘取这些大奖。而这些奖项对许多人来说，倾其一生都可遇而不可求。

“换老婆的风波”还告诉我们：文学艺术的创作及欣赏是很复杂的精神审美现象，不能憑个人的兴趣爱好，一言而兴，一言而亡。

……

贾平凹是有故事的人。

而且是有福的人。

B.“豪华”且“高潮”迭起的笔会。

1993年夏，《飞天》与《中国作家》联合举办了历时半个月的“金川·敦煌”笔会。

“豪华”是指与会者的“量级”及影响，“高潮”是指笔会的活动内容精彩纷呈。

先看与会者的阵容：唐达成、蒋子龙、陈丹晨、杨匡满、高洪波、程树榛、袁和平、李云鹏……还有两位“台湾同胞”——现代派画家李锡奇（马英九艺术顾问）及其太太女诗人古月。

笔会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第二天晚上，公司安排作家与职工在会议中心“五彩城”联欢。公司职工艺术团演出的歌舞堪称专业，都很精彩，语言类的小品、相声都来自公司的生活现实，诙谐、幽默生动而接地气……作家们也不示弱，纷纷主动献艺——蒋子龙的山西民歌，举座皆惊，特别是他把那“头一次到你家，你呀不在，你妈妈打了我三锅盖”的歌词，用山西方言，土得掉渣，演绎得绘声绘色，堪称原生态;杨匡满用汉俄“双语”演唱的《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沉、婉转、抒情;袁和平这位当年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知青，以其宽厚的男中音演唱的内蒙民歌，似马头琴的演奏，低沉、悠扬，把人带进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场;张倩的花腔女高音、李锡奇的台湾民谣、李云鹏的“花儿”也都广受欢迎。

第二次的高潮是蒋子龙掀起来的。当时厂矿企业的改革——党政分离、政企分离正稳步深入推进，金川公司的职工自然会把改革的现状与蒋子龙的“改革文学”挂起钩来予以讨论。笔会安排的两场对话研讨会热议这一问题，在矿山车间参观也遇到这一问题。

一次，从闪速炉车间参观出来，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周围，已聚集了闻迅赶来的二三十名职工，有几位拿着蒋子龙的书要求签名;更多的是请教探讨各种创作问题。有个青年提的问题很尖锐，他蒋对子龙说：“你的《乔厂长上任记》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工业企业改革，比你作品反映的内容、揭示的矛盾、处理的人际关系要复杂得多。你的乔厂长，放在今天的工厂里，恐怕一天也干不下去。”蒋子龙则笑着说：“我的那个乔厂长早就不干了，已经离休了。”蒋子龙的幽默引起一片欢笑。

作家为难之时，理论家登场了。唐达成解释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历史的时代的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应该具有历史的积淀，体现着时代精神。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会有新的作品产生，但并不能替代原有的成功的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乔厂长上任记》也一样，不会过时，因为它已成为新时期的经典。”

高洪波则给出了一句话的总结：“子龙，金川公司职工对你作品的认知与赏识，比100篇评论家的文章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第三次高潮，是唐达成的书法掀起的。

唐达成的书法已超越了“作家书法家”的层次，在全国已很有名气，特别是在文艺界。对其书法，我的评价是“行云流水中蕴含着典雅大器，风流倜傥里浓缩有人生沧桑”。达成含笑点头，深以为然。因此，从抵达之日起不断有人求字。日程安排得很满，写字只能放到中午及晚上，我怕影响达成休息，提出公司及市上各写一张条子，不能超过十人。结果是你有政策，他有对策：一是条子上的名单严重超标。二是前一张条子尚未写完，后一张条子又递上来了……我上前“挡驾”，而达成这位好好先生来者不拒，于是我也不再扮演得罪人的角色……事毕，我开玩笑说：“物以稀为贵。你的字写得太多，仅在金川不下百幅，将来拍卖，拍不出高价。”达成则揉着酸胀的手腕，笑着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靠卖字发财，怕什么！下来一趟不容易，大家喜欢我的字，也是一种厚爱与确认嘛！”

第四次——严格说来不是一次高潮，而是一段佳话。

台湾的现代派画家李锡奇及女诗人古月伉俪与会，虽只二人，却丰富并扩大了这次笔会的内涵及外延：由文学而文艺，由大陆而两岸。古月原是囯民党党员，后因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愤而退党。这是后话。此时尚是国民党党员的古月及无党派大画家李锡奇与我们相处半个月，其乐融融，令人感慨：國共第三次合作尚待时日，我们笔会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已经形成。

……

类似的全国性的笔会、研讨会还有很多，记忆所及——

1995年“全国文学期刊主编研讨会”，2004年9月“东部作家西部行”笔会，2006年6月“两岸文艺会陇原”笔会……

之五 《飞天》的诗歌长项与甘肃的诗歌大省强省

进入21世纪，不断有人说甘肃是诗歌大省、强省，而且这“大”和“强”与《飞天》的长项诗歌有关。说这话的既有本省的文友，也有外省的文友。

听到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赞扬，还是有些激动与窃喜，但不敢张扬。一是缺乏自信。二是为人低调，生怕说大话，放空炮，落个吹牛的恶名。直到2006年我退居二线，安居京东燕郊，与诗歌界的朋友交往多了，像雷抒雁、杨匡满、韩作荣、张同吾、李小雨等对诗歌的现状及发展了如指掌的人，也持此观点，方使我对甘肃诗歌发展的源流进行反省与深思。

首先，诗歌一直是甘肃文学中的先锋部队。

解放初，因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原因，甘肃的文学整体而言，处于落后状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甘肃文艺界提出的口号是“走出甘肃”，而走出甘肃的目标既包括国刊、大刊、名刊，也包括像《延河》这样的兄弟省市的刊物。而率先“走出甘肃”的正是诗歌。高平的叙事长诗《大雪纷飞》在《人民文学》1956年5-6期合刊刊出，反响强烈。张贤亮（斯时张贤亮的工作单位是甘肃省政府政治干校）的长诗《大风歌》在1957年《延河》某期刊出，同样引起热议。何来的《烽火台抒情》1962年《诗刊》某期发表——具体的期数忘了，但当时的轰动盛况仍历历在目——该期诗刊的头题是李季的访越诗章《还剑湖》，二题便是何来的《烽火台抒情》。诗刊专门派人来兰州开座谈会，而该同志发言的第一句话竟是“何来先生来了沒有”？而斯时的何来尚是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年龄只有23岁。在此后的二三年，《烽火台抒情》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贺岁诗朗诵中少有的保留。

其次，有一支迅速成长的少数民族诗人队伍。汪玉良（东乡族）、伊丹才让（藏族）、赵之洵（回族）、丹正贡布（藏族）是他们的优秀代表。他们起步于50年代末，成长于60年代，直至80-90年代仍驰骋于诗坛，都曾获过少数民族优秀诗歌奖。

再次，甘肃诗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应追溯到1958年。这一年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来甘肃，成立了甘肃作家协会，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同时担任《飞天》的前身《红旗手》的主编、副主编。大诗人办刊，自然注重诗歌的刊发与发展，而继任者杨文林、李云鹏，也是诗人。与此同时，在诗歌创作上颇具实力的诗人编辑还有好多，可以开岀长长的名单。因此，《飞天》注重诗歌的传统，得到了持续不断的继承与发展。

李季、闻捷惠风流韵所致，是刊物为诗歌提供了更多的篇幅，开设了更多的园地，吸引了更多的老诗人、大诗人的杠鼎之作，刊出了更多的诗论诗评，举办了更多的全国诗歌大奖赛，办了更多的诗歌、散文年终专号，举办了更多的各类型、各种规模的诗会、诗歌创作研讨会，以及国刊、大刊、名刊诗歌编辑座谈会。每有这样的机会，编辑部总是招集尽可能多的全省诗歌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与会，白天听大会发言、小组讨论，晚上三五成群，请上全国的名家，到黄河边泡上“三泡台”，提上两捆啤酒，边欣赏“澄江静如练”的黄河夜景，边谈诗论艺：听方家高论，释胸中疑惑……那惬意，那满足，那诗情、诗美的陶冶，非一般课堂所能比拟。对此，我颇为自豪地称之为：《飞天》气派！《飞天》精神！《飞天》胸怀！《飞天》境界！

半个世纪前，甘肃鼓励自己青涩而腼腆的诗人走出甘肃，而今随意打开全囯的囯刊、大刊、名刊，不意间都会碰到甘肃的诗人及其诗作。《诗刊》、《星星》等专门的诗歌刊物，有时不惜版面，让甘肃的青年诗人，呈方阵式展现。

老乡和娜夜同一年双获“鲁迅文学奖”，既是诗歌大省、诗歌强省的必然结果，也是诗歌大省、诗歌强省的确证！

之六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北宋 晏殊）。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 柳咏）。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 辛弃疾）。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征引这三位词人的话，阐释人生的三个阶段，三个层次， 三种境界：深刻隽永、睿智醒世、妙不可言。

70岁的《飞天》，何尝不是如此！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