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迎来春天
时间：2020-11-03 16:00: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仍未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此后，成功的和平谈判，使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上的春天。
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13世纪40年代，从元代开始，西藏地区就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成为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唐代以来，西藏地区和祖国内地的政治关系就日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逐步建立起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元代以后，尽管王朝更替，但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及至中华民国时期，都对西藏行使着领土主权。在这期间，西藏地方政权也几经更替，但是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从未间断。
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西藏在古时候曾是一个独立王朝，但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了。十三世纪，元朝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西藏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在盛行的喇嘛教派（黄教），就是在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时成为主要的教派的，达赖成为西藏的统治者是十七世纪时清朝册封的。‘达赖这个词不是藏语，而是蒙古语，是大海的意思。七百年来，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近代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企图损害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者为达到其长期侵略的目的，在西藏上层培植了一些分裂势力，埋下了制造动乱、分裂的祸根。
西藏解放前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约占西藏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即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90%以上的农奴阶级，依附于三大领主，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人身自由。三大领主把农奴视为私有财产，当作会说话的牲口，可以随意买卖、抵押或作为礼品相互转让，就连婚姻生育也要受农奴主干预，稍不如意，立刻遭到严刑毒打。三大领主完全具有对农奴的生杀予夺大权。这种社会制度是西藏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源。
人民解放军进藏
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毛泽东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号召。在此之前，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
彭德怀回信提出，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经过十分慎重的思考和权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任。电报专门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这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肩上，一场伟大的、举世瞩目的进军西藏的壮举揭开了历史的序幕。
接到中央的电报之后，西南局、西南军区首先考虑的是确定进藏干部和部队。
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被选定具体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年仅36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入伍的高级指挥员，勤奋好学，指挥作战有方，具有掌握政策好、善做政治工作等长处，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开辟新区斗争的丰富经验。
1月8日，刘、邓首长从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报，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报告由十八军担任进藏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1月15日，刘、邓首长向张国华、谭冠三及十八军军、师领导传达中央及毛泽东关于进藏问题的指示，研究工作部署。1月18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1月24日，中央赞同十八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以及刘、邓“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多路向心进兵”的提议，并批准了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后又补充平措汪杰）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进军西藏、建设西藏这一光荣艰巨的重担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政治先行，和平为上
当时，西藏情况异常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压迫剥削残酷，僧侣贵族统治黑暗，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完成进军西藏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記，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和平解放西藏作为指导原则。
1950年1月，刘伯承和邓小平向十八军传达毛泽东关于进藏问题的指示时，就非常重视从政策上来解决问题。他们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大力加强为西藏政策制定工作所需的调查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进藏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有决定意义的。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去把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为了使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邓小平指示起草进军守则，并要求部队学习藏语。
2月2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订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西南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立即组织得力人员，全面贯彻落实，紧紧抓住和平这个根本问题。
5月11日，西南局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即西藏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此同时，西北局也向中央转报了青海省委提出的六条方针政策。一周之后，中央复电西南、西北局，认为西南局所提的四条较好，但还应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基础的若干条件。中央的批示，从原则上肯定了西南局关于贯彻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亲自起草了解决西藏问题十项政策：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这份历史性的文件，由西南局报到中央后，立即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这十条，既充分照顾到西藏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又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既成为和平解放西藏、同西藏谈判的基础条件，又是我们进藏部队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基本依据和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和西南局提出的十条为基础，在这大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西南局的这个十条，后称十大政策，在藏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后，受到了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包括一些上层人士，都认为十条充分地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还觉得这十条太宽了些。对此，邓小平在1950年7月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专门对西藏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 “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 “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他还提出不要把汉人区域的一套搬到少数民族区域里去，要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后来在陈明义汇报修路情况时，他又指出：“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的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才办事，搞不清楚的事暂时不办，比乱整好。”
根据中央关于物色适当人员赴拉萨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指示，西北局先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一批被西藏地方当局限令离境，一批遭扣押。西南局接到中央的电报后，在物色赴藏劝和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长征路过藏区时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邓小平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可嘉，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态度顽固，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比较复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德总司令。朱德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得尊重他的意愿。邓小平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党中央、毛泽东对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十分遗憾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西南、西北局都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十八军全体指战员始终站在和平的大门前，等待西藏地方政府的醒悟，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之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妄图用战刀来阻挡和平之盾。他们调集一半以上的藏军，约9个代本（相当于团）和民兵3000余人，布防于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和昌都附近地区，企图扼守天险，阻止我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在此情况下，一场以打促和的仗非打不可了。
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战役全面拉开序幕。我十八军五十二师全部，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军直各一部，在青海骑兵支队、云南一二六团和一二五团的直接参加和新疆骑兵师先遣连的战略配合下，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圍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第九代本起义，历时20天，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
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昌都战役为最终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
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并不以胜利者自居，仍然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一贯方针。中央督促西藏当局，周恩来总理直接通过印度给西藏地方政府做工作，我进驻昌都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统战、宣传工作，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继续争取和谈。在我党我军影响下，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其他官员，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平谈判。事实再一次说明，我们党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真诚的。在政策的感召和从各方面进行大量工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抛弃了幻想，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为上，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
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受到各界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
（转载自《细节的力量》，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年版，文章原标题为《西藏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