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内蕴

许晓丽

摘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提出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状况，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问题的相关理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具有实践性、人民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表明当前社会供需矛盾已经从之前的“数量短缺型”转化为“质量不足型”，转化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阶段性质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上“变”与“不变”的具体体现，即矛盾具体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供需矛盾依然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也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新时代我国各项政策的制定也必须从目前我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必须坚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不动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及其解决途径决定了新时代基本方略的特征和具体内容，并为其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小时代;供需矛盾;发展型需求;一带一路;锐实力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9）05-0197-12

一、社会主要矛盾研究及其源流

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学术界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探讨、研究的时间跨度跨越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再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研究内容包括概念的厘定，以及不同阶段理论背景的分析、理论内容的比较、理论意义与经验教训等多个方面。在研究實践中，其主要成果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纵向梳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成果较多，且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梳理，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探索历程的梳理，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梳理。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分析态势，如：王伟光教授1988年的博士论文《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立足于经济的分析》，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利益矛盾相结合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经济学分析[1];吕世荣教授则从哲学角度剖析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式[2]。三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学术界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展开较为集中的探讨，如：卫兴华在《应准确解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一文中，阐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以及解决矛盾的途径与方略[3];艾四林等强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理论创新[4];廖小琴则强调要从历史脉络、理论创新、实践发展去把握矛盾的逻辑生成，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去把握矛盾的实践指向[5];韩喜平等强调从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去整体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6]。

学术界已有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成果是笔者研究的重要理论借鉴。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的相关理论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围绕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理论基础以及理论意义四个方面，集中研究新时代的具体指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内涵与理论实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新时代的辩证关系等理论问题，以推进当前关于新时代及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研究.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时代背景

时代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基于特定社会形势作出的一种政治性时间判断，正确判断时代性质及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依据。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7]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我们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争论不休[8]。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新时代的判断依据

时代划分标准问题是时代问题探讨的首要问题。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时代。如果以科技为标准，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如果以社会交往状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封闭时代、半开放时代、开放时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生产技术为中轴，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不同的时代;吉登斯按照社会系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展程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与阶级社会[9]三个时代;马克思的“社会五形态说”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标准的划分。“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等概念都有其或清晰或模糊的判断标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划分时代的依据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状况。马克思强调：“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他把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时代的首要标准[10]。据此，马克思在1859年1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把它们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列宁强调阶级在时代划分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者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2]143。据此，列宁将资本主义时代划分为三个时代：（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又将十月革命作为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过渡的标志。

按照马克思主义划分时代的标准，我国当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判断依据是当前中国的生产方式状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无论从广度上、深度上还是力度上看，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历史性的，变革也是根本性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富起来的时代，那么十八大以来我国则开始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更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现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质的飞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重大变化。从历史方位上讲，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突出。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新时代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因此，从生产方式、历史方位、主要矛盾、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来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标准的科学判断。

（二）新时代的具体指向

根据时代划分的不同标准，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按照马克思晚年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我国当前属于“在未来社会出现之前、资本主义之后的过渡时期”;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对时代的划分，我国当前属于十月革命开启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按照党的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时又是这个阶段当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是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但又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阶段。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在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社会生产力总体显著提高但又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个阶段。相比较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的“大时代”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基于当代中国的一个“小时代”概念，这是新時代的历史方位。

因此，新时代在具体指向上特指当代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非泛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特指我国在当前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同时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

（三）新时代的时间界点

在时代划分方面，新旧时代更替的时间界点是不能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为最早对时代问题进行系统化、理论化阐述的列宁，在划分时代界点方面也有其独到的看法。列宁认为，时代的分界线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变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相对性。他说：“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10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13]

尽管列宁强调划分时代界点的相对性，但他同时也强调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时代时间界点的重要性。他强调“那些特别突出和引入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意义[12]144。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以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的，以此为界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逐步实现向强起来时代的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同之前相比较，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都实现了历史性巨变，而这种质的飞跃是在十八大以来出现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我国社会不仅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而且在党内生态净化、社会全面进步和国际参与度提升方面实现了历史性变革。2013—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7.2%，远高出世界同期2.5%的增速;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12年的17.58%提高至2016年的20.08%，平均每年提高0.63个百分点。过去五年间，在我国“反腐风暴”中处分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达150多万，追回3400多名外逃人员;贫困人口减少6000多万，平均每年1300多万人脱贫;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2017年的76.6岁;发起史上最大规模的污染治理之战;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生产关系的面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间界点是党的十八大。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实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地进行了艰辛探索。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这是时隔36年后我国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进行的新的论述，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的理论特征。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1981年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较，依然是从供需矛盾角度进行的理论总结。但是，矛盾双方从之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表明新时代社会的供需矛盾已经从之前的“数量短缺型”转化为“质量不足型”，这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质的飞跃。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较于之前的“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的理论判断，“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新时代人民“需要”的内容更广、层次更高。从内容上看，人民的需要已经不仅仅是物质文化方面的“硬性需求”，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在内的更多的“软性需求”;从层次上看，当前我国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要求的质量更高，而且在政治、生态、科技、教育、安全等多个领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加。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5]70。这一切表明，当前我国人民的需求已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需求转化，从“创造型”到“创新型”需求转化[16]。这是对当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行的生动详细的描述。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相较于之前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当前我国社会生产的总体状况已经有了较大改观，很多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是依然存在发展结构不平衡和发展水平不充分的问题。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物质生产与文化发展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发展不充分表现在虽然我国社会当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已有较大发展，但依然存在不成熟、不完善之处。民生领域、生态环境、社会文明等依然存在不少短板，突出表现在社会创新能力、发展动力、发展成果转化与共享等方面。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基本特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情况而作出的科学论断，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人民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特征。

1.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它的提出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也将在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当中接受检验并不断丰富完善。

2.人民性

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人民的满意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以人民为中心”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精髓，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其政治活动的目标[17]。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5]7。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理论判断的内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特点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特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3.阶段性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推动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动力，反映了新时代社会的生产关系状况，决定着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新时代基本方略制定的理论依据。由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因此它具有阶段性，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下去理解，而不能脱离或者超越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

4.发展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发展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在新时代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也必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推进而继续发展完善。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8]。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同时，矛盾又具有不平衡性，“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9]322，事物的性质会随着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主要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当然有不同的表现。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提供了理论借鉴。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其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至今已经60多年，从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至今已经40年，我国社会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四大实力”即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五大面貌”即党的面貌、国家面貌、人民面貌、军队面貌和民族面貌也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78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0万亿元，不少领域已经进入世界领先水平而非“落后”状态，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这一切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状况已经由总体落后转化为总体发达、结构不平衡、局部不充分。与此同时，人民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已经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对矛盾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成为现实之必然。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表现，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迁过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从理论形态看，从总体落后到总体发达、结构不平衡、局部不充分，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量的扩张所导致的阶段性质变。从实践形态看，虽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新时代依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21]，在新时代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的实质都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是矛盾形态的阶段性质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新时期社会中的其他矛盾，也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内在动力。

四、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艰难探索的历史，也是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党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基础，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也是党在主要矛盾理论问题上“变”与“不变”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