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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宁波产石材(石造物)文化属性的研究

    时间:2021-01-10 18:23: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周霖

    摘 要:文章将围绕宁波产石材的文化属性展开讨论,这种文化属性是指人类在长期从事生产生活实践中,利用石材自身的属性,作用在社会中所形成的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既表现了石材在文化发展、传播交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体现了人类赋予石材的文化价值。通过将宁波产石材放置于宋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下进行考察,对日本各地区现存宁波产(浙东地区)石质文物的形制特征和实际用途做了进一步分析,结合其空间分布情况,将石材(石造物)的文化属性分成三种。

    关键词:宁波石材;文化属性;宋日海丝交流

    1 工具属性

    两宋时期,中国海商以浙东明州和北九州博多为据点,建立起庞大的宋日航海贸易网络,商船则成为当时沟通中日两国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工具。现有的石质文物遗存表明,这些石材在商船航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作为压舱石起到镇压船舶的作用,又可以作为碇来稳定船身。

    压舱石往往放置于船底部龙骨的中心位置,这样可以保证船体的稳定性,增强抗风浪能力。因为浙东出产的石料质量好,尤其是宁波的梅园石,更是闻名遐迩。所以从明州出发的商船往往将石材作为压舱石运到日韩等地,以优质建筑或石雕原料进行出售,再换日本的巨木用于压舱,运回中国。这既实现了两地优势资源的互置,又保证了商船往来航行过程中的安全。在对象山小白礁Ⅰ号的水下考古中发现,切割整齐,长约80厘米,宽约60厘米,厚5至8厘米,每块重约50千克的宁波梅园石成列地出现在船底。虽然象山小白礁Ⅰ号是清末时期的沉船,但是梅园石的出现为我们的猜想提供了证据,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两宋时期,这些石材同样可能以压舱石的身份出现在商船上被运抵日韩。

    石碇,又作“锤舟石”,即稳定船身的石块。我国使用石碇由来已久,因为其结构合理,取材容易。在我国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迅速发展的唐宋时期,石碇作为碇泊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在航海中。查阅相关宋元文献亦有关于石碇的准确记载,公元1124年,北宋使臣从海路出使高丽,随员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提到了宋代海船木石结合的石碇结构及使用方法。书云:“船首两频柱,中有车轮,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矴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船末入洋,近山抛泊,则放矴著水底,如维缆之属,舟乃不行。若风涛紧急,则加游矴,其用如大矴,而在其两旁。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现保存于日本平户的碇石就有1根宋元时期的中国制碇石,据推定其石材是来自于浙江。①九州北部的福冈县也发现了5根可能是浙江石材制成的宋元碇石(现存于承天寺、栉田神社、莒崎八幡宫、圣福寺、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此外,《元史》中记载,元初世祖忽必烈下令攻打日本。公元1281年,范文虎所率江南军10万,乘战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启碇出港,直航日本平户岛,在与东路军的900艘战船汇合后,进屯博多湾海面。8月1日夜,“台风大作,波如山”“震撼击撞,舟坏且尽”②。大批战船、军器、铜钱、瓷器等沉入海底,军队仅1/5生还,日本史称“弘安之役”。19世纪末叶,博多湾开始发现蒙古战船的石碇,同泉州湾出土的南宋石碇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相似度很高,但这仅代表了其中的一部分。“至元十六年二月敕揚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舰六百艘。”范文虎曾向忽必烈献策,战船可以从旧船中挑选。而江南造的旧海船又以福建、浙江居全国之冠。其中,明州是中国对日的主要港口,又是浙江最大的造船基地,拥有当时世界领先的造船技术和庞大的造船规模。试想这些明州造的海船怎么可能不用宁波产石材作石碇,而舍近求远去选择使用泉州产石材造石碇呢?在平户和福冈发现的浙江石材制成的碇石就是很好的佐证。

    2 商品属性

    宁波采石历史悠久,作为浙东地区重要的石材开采地之一,宁波盛产多种建筑石材。在历史上,余姚的大隐石,鄞州鄞江的小溪石以及梅园石都是全国闻名的,并很早出口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英国传教士戈柏氏就曾在他的《中国人的生活自画图》中记载了一次去大隐石采石场的经历,较详细地介绍了石料开采、石料加工、石材运输等内容,文中还提到每年宁波都会有大船将石狮运往暹罗,用作当地有钱人家花园大门口的装饰。

    日本现存的石造物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石材来源于宁波。例如,在12—13世纪,宋朝中国工匠以梅园石为材料,在宁波雕制完成后装船运往日本九州的佛教供养塔。据《东大寺造立供佛记》记载:“若日本国石难造,遣价值于大唐所买来也,运赁杂用等凡三千石也。”这说明,日本本土的石材不适合雕刻,因此需要特意从中国买来石料建造雕像。而重源受命重修东大寺,曾于1167年至1176年间三次渡海入宋,首次入宋就巡锡了宁波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后来还聘请明州的木匠、石匠援助其重修东大寺。以重源和明州的渊源,在重修东大寺过程中雕像所用石料极有可能来源于宁波。另据重源的《南无阿弥陀佛作善集》记录,他曾经把日本周防(今山口县)的木材运送到明州帮助阿育王寺修舍利殿,其中包括木柱等大型木材。无独有偶,1242年,博多纲首谢国明由博多抵达庆元(宁波)。该年杭州径山寺失火,博多承天寺开山圆尔辨圆委托谢国明赠送木材。事见《圣一国师年谱》。既然木材可以作为两国商贸交换的对象,那同属建材的石料又有何不可呢?

    那为何木材会出现在两国贸易往来的记录上,而石材却没有呢?关于对倭货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在《宝庆四明志》卷6郡志6叙赋下市舶中了解到:日本即倭国。地极东近日所出。最宜木,率数岁成围……可见,日本的木材深受宋人欢迎。日本出产的杉木和罗木,当地人将木材锯成木板销往中国。这也说明了木材在当时是日本出口宋朝的大宗常见商品,而从宋朝出口日本的所谓“唐货”在史书或相关资料上的记载中并未出现石材这项,据李金明、廖大珂合著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一书记载,宋朝向日本输出的货物主要有锦、绫、香药、瓷器、文具、书籍、铜钱、茶叶等。究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宋朝地大物博,手工业发展水平高,出口的商品多为精美的手工制品。另一方面石材即便有出口到日本也只是作为小众商品,体量不大,范围也不广,故鲜有记载。平安著名文人三善为康著《朝野群载》卷第二十所记《大宋国商客事》中有以下记载:“一石刻本州物立户 郑裕 郑敦仁 陈佑 三人委保。”①文中所记“石刻本州物力户”,当是指前列第一甲、第二甲、第三甲之本船船员名单。但这份名单被刻在石碑上,可能是考虑纸写文书极易被毁,故将船员名单刻于舶载碇石之上。另外,目前所发现的在日本的宁波产石材石造物除碇石外皆和宗教相关,而现有的商贸交易史料中却没有找到与宗教相关商品的记载,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类石材或石造物在过日本海关时是不作为商品记录在案的。

    3 艺术属性

    如何给石材的艺术属性定义?这里特指对石材这种原材料进行艺术加工,通过雕、刻、塑的工艺美术形式,创作塑造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并赋予其艺术价值。近些年,中日专家围绕日本现存的宋代风格的石造物遗存及其背后的文化展开交流并达成共识,包括对这些石造物遗存石材原料产地的讨论、雕刻工艺与工匠籍贯的研究、宗教文化对石造物的影响等。

    这些日本现存的宋式石造物遗存多与宗教主题有关,雕刻的内容也主要以反映宗教艺术或宗教生活为主。通过对石造物的岩石学特征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我们已经确定了宁波梅园石是其中部分石造物的石刻用材,至于其他宋式风格石造物遗存的用料来源,是日本产的石材还是宁波产的另外两种优质石材(大隐石和小溪石),这需要中日专家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梅园石是宁波地区特有的一种建筑和雕刻用石材。由于其质地细腻,且利于雕刻加工,被认为是高档的石雕材料,这也体现了梅园石有别于大隐石和小溪石等其他石材的文化价值。目前,发现于日本的梅园石石造物遗存主要是萨摩塔,是一种陈设、供奉于屋宇内外的小型石质供养塔。其基本形态是屋檐型塔顶、壶形塔身、须弥台座,表现出鲜明的宋风。其分布地域集中于九州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这些区域均是当时宋日贸易最为活跃的地方。但所属时段短暂,仅一二百年,在日本无传承脉络,故推测萨摩塔应是从明州港舶往九州的石刻成品。另外,现存于东大寺的两座座狮雕像的石质也属于梅园石,石狮子以及其底座纹饰的雕刻都甚是精美,座狮胸佩腰带和流苏,台座侧面雕有卷云、牡丹、开花莲、飞天及双狮戏球等复杂的图案,体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还有一些宋式石造物,如东大寺法华堂的石灯笼、福冈县宗像大社所藏阿弥陀经石、福冈县博多区妙乐寺唐石、福冈县久山町首罗山遗址的一对石狮、平户市域内的两尊石狮、京都涌泉寺的无缝塔等。这些石雕、石刻艺术品无不体现了细腻写实的宋式风格,对日本中世纪时期粗狂、较为原始的石造物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石造物承载着佛教禅宗的文化,又融汇中国传统石刻技艺的精华,与宗教艺术相生相伴,和宗教生活紧密相连,在宋日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 结语

    通过从文化属性的角度对宁波产石材(石造物)在宋日海上商贸交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讨论,我们首先肯定了宁波产石材舶载输日的情况是存在的,至于为什么没有作为商品登记在册,首先,石料很可能是以压舱石的形式通过海上贸易被带至日本,虽然离岸后被当成了商品进行交易,但在商船進入海关的时候,石料仍只是船底的压舱石,所以没有出现在贸易记录上。此外,大部分石造物的主要制作时段是12—13世纪,同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平安京时期(794—1184)和镰仓时期(1192—1333),平安京时代晚期,日本天皇权力旁落,地方势力崛起,加上佛教寺院经常享受免费土地和税收豁免的权利,以几个重要大寺为中心的佛教派别都纷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大庄园和大寺院成为地方上的豪强,独霸一方。考虑到这些石造物和宗教之间的关联,笔者认为无论是石料还是石造物成品都不会成为在过海关时需要被征收关税的对象,自然也不会被记录在案。

    目前,除了已知的部分梅园石材质的石造物外,仍有许多宋式石造物的材质尚无定论。无论是日本当地的石材还是宁波地区的其他种类石材都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化学比较分析,这也将是笔者下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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