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文献所载岑参诗三首解读

胡可先

俄藏敦煌文献收录岑参诗较多，其中《敦煌太首后庭歌》《玉门关盖将军歌》《苜蓿烽寄家人》三首，应是同一钞卷拼合。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中云：“《玉门关盖将军歌》……以下三诗见俄藏дx.一三六○、二九七四拼合卷。原卷首残，失题。此诗又见《唐诗纪事》卷二三、《全唐诗》卷一九九，题及诗中阙文据《全唐诗》补。”（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81页）这三首诗据同卷拼合，从内容看，其作时作地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故我们放在一起研究。因为徐俊先生已经做了系统的整理，故而本文对于这三首诗的文本，取资于徐俊先生整理者较多。

一、 《玉门关盖将军歌》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著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醉争酒盏相喧呼，忽忆咸阳旧酒徒。

玉门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瓜州晋昌县”：“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玉门关，汉唐地点有所不同。汉玉门关一种说法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唐玉门关在今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这里的“盖将军”有盖嘉运与盖庭伦两说。传世本《岑参集》有眉注：“盖嘉运也，时为节度使。”然此与史实不合。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为是盖庭伦，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均赞同闻说。诗应作于天宝十四载冬天。而闻先生将此诗系于至德元载腊日。陈铁民《岑参集校注》以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冬，盖庭伦此年在玉门关，元载抑或为河西兵马使，因而至武威。李正宇作《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时地史事考》（《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五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考证作于天宝十四载腊日后不久，地点是汉玉门故关。是岑参结束播仙之役兵站善后事宜而专程来到故玉门关（唐西关镇）而作。

根据上述梳理，笔者认为，这首诗应该是作于天宝十四载岑参在安西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时赴玉门关、敦煌等地按邊储之作。因诗中有“我来塞外按边储”语，与岑参作为“伊西北庭度支副使”的身份吻合。对于这首诗，我们从人物、筵席和博戏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 人物

这首诗是写人之作。诗以“真丈夫”领起全篇，开头四句从实处着笔，写出盖将军的年龄、身份与形貌。年龄是三十，身份为执金吾。执金吾是汉代官名，指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唐代十六卫中有金吾卫，盖本于汉官。形貌则是身长七尺而且有须，可见其体貌魁伟。三句合起来看，“真丈夫”的形象就拔起而起。“玉门关城”三句是写玉门关作为边境要冲之重要，因其南邻犬戎之地，北接胡地民族，属于边疆要塞，从而也突出了盖将军是受到重用的将领。“将军到来”三句是说盖将军重视边防，威武四夷，故边境安然，军中无事，可以轻松娱乐。中间十六句是描与盖将军招待岑参饮筵的场面。“枥上昂昂”四句描写盖将军厩马的名贵，因为是名马，故而能够在冬日打猎之时射杀千年野狐。“我来塞外”四句归结到作者按边塞外，与盖将军把酒言欢的气氛，从中也透露出对盖将军的感谢之意。全诗将繁盛安定时期边塞将军生活的情状细致生动地描绘出来，艺术表现栩栩如生，有助于我们认识盛唐时期的边塞生活。

诗在描写盖将军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于“汗血马”的描写，诗中“桃花叱拨价最殊”，就是汗血马的一种。宋李石《续博物志》：“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拔，二曰紫叱拔，三曰青叱拔，四曰黄叱拔，五曰丁香叱拔，六曰桃花叱拔。”汗血马是产于大宛的名贵马种。《史记·大宛列传》：“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汉书·武帝纪》：“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写汗血马实际上是衬托盖将军的威武。二是运用“苍头奴”的典故。《汉书·霍光传》记载：“使苍头奴上朝谒。”注：“文颖曰：‘朝当用谒，不自行而令奴上谒者也。”师古注：“上谒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这里用霍光使“苍头奴”进见皇帝的典故表现的是霍光地位的崇高和权势的显赫，以此作为盖将军的比照。

（二） 筵席

这首诗是写岑参出使至玉门关受到盖将军设宴款待，岑参感激之下写下的诗篇。故而诗中“暖屋绣帘红地炉”等十六句都是描写宴饮的场面。而且分为五层：第一层“暖屋绣帘”三句描写饮筵的环境，铺陈盖将军居处的室内陈设：锦绣帘栊与红色地炉，编织的壁衣和豪华的地毯，使得屋内暖意融融，主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饮酒享乐。第二层“金铛乱点”三句描写盖将军居处饮宴服务人员的情况：侍奉人员为豪华的饮宴左右繁忙，他们都身着紫绂官服，而实际担任侍从之事，说明侍从人中品位之高。“野酡酥”，应即野外所猎骆驼制成的“酥酡”，《法苑珠林》卷一一二：“诸天有以珠器而饮酒者，受用酥酡之食，色触香味，皆悉具足。”说明筵席上菜肴之精美。第三层“美人一双”十句是对饮筵歌妓的特写：“闲且都”指闲雅雍容的姿态，表现歌妓仪容静美姣好。《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时从军骑，雍容闲雅，甚都。”注云：“师古曰：‘都，闲美之称也。《诗·郑风·有女同车》之篇曰：‘洵美且都。《山有扶苏》之篇又云：‘不见子都。则知都者，美也。”“凤将雏”本为吴声十曲之一，古乐府所言“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这里指歌声悦耳动听。第四层“可怜绝胜秦罗敷”二句描写盖将军的赞叹，这里运用秦罗敷的典故，通过类比以突出饮筵人物之美。第五层“野草绣窠紫罗襦”四句是通过博戏以描写酒宴上佐欢娱乐的场面，“野草绣窠”是玉门关这次筵席上舞女的特殊妆饰，据唐人崔令钦《教坊记》：“《圣寿乐》，舞衣上皆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知绣窠是绣在衬衫上的团花，而岑参诗所描写的“绣窠”是彩绣野草花纹图案，这样的花纹既讲究又自然，这样就更表现了玉门关在唐代属于边地的色彩。

（三） 博戏

这首诗写到了博戏：“红牙缕马对樗蒱，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这是一种称“樗蒱”的掷卢游戏，“红牙缕马”指用象牙雕制而成并嵌有红纹的樗蒱赌具。据唐李肇《唐国史补》记载：“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岑参诗说筵席上美人伸出纤柔的酥手在玉盘里掷下五枚都是黑色的“卢”，大获全胜，获得在场诸人的夸赞和奖赏。这样也将欢宴的场面推向高潮。

明人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曰：“嘉州诸歌，识可以役风云，力可以鞭龙虎。故每承接转应，无不供其驱斥。”清人邢昉《唐风定》亦云：“豪情壮采，横绝毫端，快意顷写，皆人所未道，而音节之妙，细入微芒。”都说出了这首诗的艺术风格与写作技巧。这首诗是柏梁体，句句用韵。但节奏却富于变化，诗句以三句一顿为主，间插以两句一顿，一气贯下，节奏明快，而且抑扬顿挫，错落有致，这样的形式表现，堪与岑参的另一首诗《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媲美。

二、 《敦煌马太守后亭（庭）歌》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

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

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这首诗在传世的岑参集和敦煌诗集残卷中都有记载，敦煌本题作《敦煌马太守后亭歌》。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云：“此诗见《全唐诗》卷一九九，题作《敦煌太守后庭歌》。原卷残存五行，诗句与《全唐诗》相较，多有倒舛，不宜依传本校改。”故以上诗题据敦煌写本，而诗的文字则根据《全唐诗》录入。“马太守”是谁，根据现有资料尚难以确考。这首诗应该是作于天宝十四载岑参在安西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时赴玉门关、敦煌等地按边储之作。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盛唐时期敦煌的繁荣局面。我们仍然通过人物、锦筵、博戏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 人物

这首诗所描写的人物是敦煌太守，诗共十四句，前六句描写敦煌太守的贤能，既才且贤，使得敦煌郡内平安无事，故而高枕无忧。不仅如此，太守到来后，山中泉水涌出，沙碛也能种田。以至于当地耆旧父老，希望太守能够多做一些时间，最好能够连任五年。第七至第十五句重点描写太守后庭的情况。敦煌太守招待出使西域的岑参等人，在城头月出、繁星满天的大好时节，置酒张筵，并且为岑参安排了专场游戏表演，颜色靓丽的美女，时尚的高髻侧垂妆扮，与岑参等人进行着藏钩的游戏，直到极欢而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制度和人物的关系，诗有“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句，是说敦煌耆旧希望太守在敦煌要达到五年的期限。这里特别拈出“敦煌耆旧”，在人物的选取方面很有代表性，因为耆旧们资历深厚，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由他们的肯定，就更能彰显太守在当地的威望。这样也就突出了诗歌首句表现的“才且贤”的主旨。

这两句诗可以印证的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官制。唐代在开元以前，州郡长官任期较短，而在开元以后至少四考为满。《唐会要》卷六八载：中宗景龙二年，“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窃见比来州牧上佐等，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遂即迁改。不论课最，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为陛下宣风布化，求瘼恤民哉！户口所以流散，仓库所以空虚，百姓所以凋敝，日更滋甚，职为此也。……臣请望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在任未经四考已上，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者，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是自中宗景龙二年之后，州牧及上佐要经四考才能迁转，四考即首尾五年。故岑参诗借敦煌耆旧之口，表现对太守在敦煌至少任满五年的期待。

（二） 锦筵

这首诗的重点不仅是敦煌太守的描写，更重要者是描写太守的后庭，而这后庭又是通过“锦筵”即招待作者的宴会表现的。“锦筵”的外部环境是城头月出，繁星满天;内部环境是“曲房”。而在锦筵之上，又突出了“美人”的妆饰：“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这里的“美人”“红妆”“高髻”“金钿”都是为了衬托“锦筵”而设的。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妆”“高髻”与“金钿”，这些妆饰本来是秦汉宫中女子的妆饰，到了隋唐时期，不仅宫廷崇尚，地方也效之。据《妆台记》所载：“始皇宫中悉好神仙之术，乃梳神仙髻，皆红妆翠眉，汉宫尚之。后有迎春髻、垂云髻，时亦相尚。……隋文宫中梳九真髻，红妆谓之桃花面，插翠翹桃华搔头，帖五色花子。炀帝令宫人梳迎唐八鬟髻。插翡翠钗子作日妆，又令梳翻荷鬓，作啼妆，坐愁髻，作红妆。唐武德中，宫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绾髻、乐游髻，即水精殿名也。开元中，梳双鬟、望仙髻及回鹘髻。贵妃作愁来髻。贞元中，梳归顺髻，帖五色花子，又有闹扫妆髻。”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从秦汉到隋唐的妆饰中，髻的样式非常繁富。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唐代妇女更注重“高髻”。“高髻”是高耸的发髻。唐人重严妆，故蓄长发，留高髻，使得头上可以承载着较多的发饰。这也是受宫中妆饰的影响，《大唐新语》卷二《极谏》云：“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酉阳杂俎》卷八云：“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故知是当时流行的时尚妆饰，因为过于特别，故到了中唐时期，受到官僚们的抵制。王涯《准敇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奏》云：“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我们在唐诗当中可以找出很多例证与岑参诗比照：刘禹锡《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杨敬之《客思吟》：“细腰沈赵女，高髻唱蛮姬。”万楚《茱萸女》：“插花向高髻，结子置长裾。”程长文《狱中书情上使君》：“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罢埽月仍新。”孟简《咏欧阳行周事》：“高髻若黄鹂，危鬓如玉蝉。”寒山《诗》：“洛阳多女儿，春日逞华丽。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髻高花匼匝，人见皆睥睨。”牛峤《女冠子》词：“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我们再归结到岑参这首诗，他把陪酒女描写得异常艳美，就是要突出敦煌太守后庭饮宴的赏心乐事，为最后一句“此中乐事亦已偏”张本。

至于“金钿”，是把金属宝石等镶嵌在器物上作装饰称钿，唐时的女性对于钿饰有着特殊的喜爱。在敦煌壁画中，各种花式的钿饰不胜枚举，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审美线索。唐张萱《捣练图》中，一位宫廷妇女头上间隔开来贴了五枚梅花状钿花。英国博物馆藏《引路菩萨图》中的女供养人，高高的髻上左右对称嵌着八枚菱形金钿。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乐妓头上皆有点缀着翠饰的金钿，与西安出土的金蔓草花饰实物非常相似。唐诗当中经常出现“金钿”的描写，可以与岑参此诗相印证：长孙无忌《新曲二首》“玉珮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皆将静物做动态描写，美人婉转轻盈的体态与莞尔一笑的神态呼之欲出;陆龟蒙《引泉诗》“岚盘百万髻，上插黄金钿”，铺陈了贵族妇女高髻金钿下的华丽场面;韩翃《赠别太常李博士兼寄两省旧游》诗“玉镫初回酸枣馆，金钿正舞石榴裙”，王建《田侍中宴席》诗“整顿舞衣呈玉腕，动摇歌扇露金钿”，歌咏舞妓佩戴的金钿，烘托出华贵祥和的气氛;戎昱《送零陵妓》诗“宝钿香蛾翡翠裙”，李珣《西溪子》词“金缕翠钿浮动”，则将金钿与装饰配搭，使妇女的情致更加鲜明。

（三） 博戏

这首诗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于博戏的描写，以表现后庭饮宴的欢乐气氛。这种博戏就是“藏钩射覆”，即“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诗人酒醉之时，筵席上举行“藏钩”游戏，以上五句是按时间顺序写藏钩与射覆的过程。前两句写“藏钩”，是筵席上他人的活动;后三句写自己，是筵席上诗人的活动。前两句是写藏好钩，后三句是写猜到钩。猜钩的过程是岑参手里握着珊瑚之鞭，指着藏于容器之下的“黄金钱”，因为猜中覆物而心情愉快，也把敦煌太守后庭筵席的热闹场面推向极致。

“藏钩”游戏由来已久，旧说以为起于汉武帝钩弋夫人。辛氏《三秦记》云：“汉昭帝母钩弋夫人手拳有国色，世人藏钩因此。”《艺文类聚》卷七四引周处《风土记》：“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人奇则奇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藏为一都……藏在上曹即下曹射之，在下曹即上曹射之。”“藏钩”与“射覆”相连，实际上是猜物游戏，是把某件物品藏在容器之下，这是在汉代已经流行的博戏，《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到了后代则发展成为一种酒令。俞敦培《酒令丛钞·古令》云：“今酒座所谓射覆，又名射雕覆者，殊不类此。法以上一字为雕，下一字为覆。设注意‘酒字，则言‘浆字、‘春字使人射之。盖春酒，酒浆也。”这种酒令与唐以前的游戏大概并不属于一种类型。在这首诗中，“藏钩”与“射覆”成为一个猜物游戏的两个阶段。

唐诗中表现藏钩者有数处，张说《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十五红妆侍绮楼，朝承握槊夜藏钩。”李白《宫中行乐词》：“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花蕊夫人《宫词》：“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 而将“藏钩”与“射覆”合在一起描写者，除了岑参此诗外，还有李商隐《无题二首》中的名句：“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以上三个层面的描写着重从空间层面表现酒筵的气氛，突出了敦煌太守后庭的人物，从而进一步突出敦煌太守的能政致使乐事连连。而在空间描写时非常注重时间顺序，如写酒筵则先写筵前的环境，再写筵上的热烈气氛和醉后的快乐心情。

作为歌行体七言古诗，这首诗在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主要是句句用韵，主体是两句一个句群，意象密集，而最后是三句一个句群，出人意表，以后庭欢乐气氛以照应开头的“敦煌太守才且贤”，使得题意更加显豁。在这首诗中，句意结构与押韵结构同步变化，做到转换自如又气脉连贯，章法谨严。这种句句用韵，二句句群与三句句群结合的铺排，实质上是岑参诗歌一种新奇的构造。

三、 《苜蓿烽寄家人》

苜蓿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

诗见俄藏дx.一三六○、二九七四拼合卷。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云：“此诗见《才调集》卷七、《全唐诗》卷二○一，题及阙文据补。”按，“苜蓿峰”今传本《岑参集》作“苜蓿烽”，是。黄文弼《西域考古记》载有《伊吾军屯田残籍》云：“□遠…界……五十亩种豆一十二……检校健儿集思顺……三亩种豆廿亩种麦检校健儿成公洪福……田□水浇溉……军界……亩苜蓿烽地五亩近屯……都罗两烽共五亩……烽铺近屯即侵屯。”

有关苜蓿烽的地理位置，学界有所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是在南疆阿克苏地区。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据《新唐书·地理志七》记安西于祝境有胡芦河，于祝即今新疆乌什县，胡芦河为阿克苏河支流托什罕河，谓苜蓿烽“当在胡芦河附近”，断言岑参“在安西任职期间，行迹远及今新疆阿克苏地区”。王素《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岑参的一些资料》云：“按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载《伊吾军屯田残籍》中有‘苜蓿烽，伊吾军在伊州蒲类海西北，则苜蓿烽无论如何也应在伊州境内。伊州正当丝绸北路，为出入边塞之要道，此诗应为岑参出入边塞经伊州时所作。诗中胡芦河也应为伊州及其附近河名，不应是当时于祝境的胡芦河。也就是说，岑参在安西任职期间，行迹并不一定远及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向达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两关（按即汉、唐之玉门关）所在，汉魏以来载籍无征，唯唐人书屡及其地。言两关者，求之文献，舍唐人书，即无可稽。岑嘉州诗数及玉关，……又《苜蓿烽寄家人》诗自注云：‘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葫芦河上狭下广，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即西域之襟喉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而向达先生认为“小方盘城”与玉门关的位置有所不合。然苜蓿烽在玉门关附近靠近葫芦河，则是可以确定的。

葫芦河，即流经玉门关、安西县等地的疏勒河，是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瓜州）北行五十里有瓠 ?棧u 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冥祥《大唐三藏法师行状》述此行程则作“葫芦河”。而“苜蓿烽”作为关外五烽的第一峰，离葫芦河最近，则亦当是玉门关不远处。

有关这首诗的作年，学界亦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是岑参第一次出塞之作，时当天宝八载。王素先生即持此说。而廖立《岑嘉州诗笺注》卷七云：“按《玉关寄长安李主簿》诗有‘况复明朝是岁除句，则与苜蓿烽诗必作于同年，为‘按边储而至玉关者，在天宝十四载。……首蓿烽诗有立春，寄长安主簿诗有岁除。天宝十四载立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阳历公元七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岁除为阳历二月四日，则知岑参先至苜蓿烽，继而进至玉关也。”则诗应作于天宝十四载。

岑参这首诗首二句即抒写远离家乡、途经玉门关时的感受。西行所见，第一是雄奇瑰伟的苜蓿烽，与中原景象绝异，第二是深不可渡的葫芦河，望之耸然。由此引入后二句的兴感，以闺中相忆的想象与沙场肃杀的现实对比，对面落笔，既见怀乡心切，愁情满腹，又是直率自然，体现盛唐时期爽朗净劲的诗风。

四、 结 语

岑参这三首诗属俄藏敦煌文书的同一抄卷拼合而成，其中有不少关联之处：一是时间上的关联，因《玉门关盖将军歌》中有“我来塞外按边储”语，与岑参《优钵罗花歌》“天宝景申岁，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的官职吻合。诗序说“天宝景申岁”（十五年）是指此年之前就已在任，故这三首诗应该是作于天宝十四载岑参在安西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时赴玉门关、敦煌等地按边储之作。二是空间上的关联，岑参本次“按边储”，所莅之地在玉门关附近，故而这三首诗的“玉门关”“敦煌”“苜蓿烽”应该是较为接近的地方，一种说法是“玉门关”就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而“苜蓿烽”是出了玉门关之后的第一烽，三者在地域空间方面具有密切的关联。三是诗歌表现的关联，《玉门关盖将军歌》是写按边储时至玉门关受到了盖将军的款待而感激之情，诗从人物、锦筵、博戏三个方面来表现;《敦煌太守后庭歌》是写按边储时至敦煌受到马太守的款待，诗也从人物、筵席、博戲三个方面来表现;《苜蓿烽寄家人》诗与上面两首诗稍有不同，基于所赠与的对象不同，因是寄家人，故而所表现的是思乡情绪，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即岑参由北庭按边储来到了苜蓿，其方向是由西向东，离家越来越近的，而这一次是要完成公事，并不是东归故乡，故而出使之时东行而不能东归，思乡之情怀更切。我们再对比岑参在玉门关同时所作的《玉关寄长安李主簿》：“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是写给故人的思乡之作，与《苜蓿烽寄家人》的情怀是一致的。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这首诗在俄藏敦煌文献中被钞于同一个写卷当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时间、空间与内容上的关联，是岑参大约同一时间所作之诗而被传钞于敦煌写卷的。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著名学者罗宗强先生于2020年4月29日13时50分在天津遽归道山，享年90岁。噩耗传来，编辑部同仁甚为悲痛。

罗宗强先生是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誉海内外的杰出学者，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史研究领域，开宗立派，成就斐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等专著，学界后学几乎人手一册，洵称经典。多年以来，罗先生对凤凰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知识》关爱有加，多有提携。罗宗强先生的不幸辞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巨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一位老朋友。

哲人已逝，风范永存。罗宗强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