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与儿子的诀别|黄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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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6日晚上,文强的大姐和儿子,分别接到通知,说文强想见他们。第二天早上7点,两人就被拉到了重庆市第五中院。随后,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文强戴着手铐坐着,身边站着两个法警。
文强还是耷拉着脑袋,看见亲人没有反应,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大姐开始着急了,跺着脚催文强,快说话呀,只有10分钟时间。文强如梦初醒,徐徐开口,又像是喃喃自语,之后的几分钟,都是他在说话。
他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今天早上叫我起来,就过来了。我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带来,还有判决书,都在看守所。
他跟儿子说,不要恨社会,要恨就恨老爸。不要总上网,少些玩心,多做些事情。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给她去送药。
法院的人说时间到了,再给两分钟。这像一道阀门让文强突然激动起来。他带来手铐试图张开双臂,但他随即惊醒,自己是个囚徒,在儿子肩上,他流着泪说,娃儿,给老汉(爸爸)再磕个头吧……
这是2010年7月7日,文强的谢幕。
文强的老家
巴县虎溪曾家镇,文强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当时的曾家镇只有一条街,街上有个综合商店,负责着镇子里所有的日用百货。文强的父亲是综合商店的经理,母亲是售货员。五男两女,文强排行老三。家里七个孩子,条件自然不好。全村谁都知道文家困难。
文强小时候个子不高,憨笨憨笨的,经常受欺负,但读书不错。1968年,文革开始,文家几兄弟都没正儿八经读书。文强由于身高只有1.65米,没有当成兵。五弟兄里除了他,都进了部队。
1972年底,初中毕业的文强去了曾家回龙大队当知青。因为干活积极,当了团支部书记。回龙大队当时有1000多人,文强表现好,100多个知青,就他和另一个入了党。
1977年,社会上恢复高考,文强作为大队里的优秀青年,被推荐考泸州公安学校,没想到竟然考上了。从公安学校出来,就是吃公务员饭的。1980年3月,文强毕业分配到巴县公安局。不久,文强与周晓亚结婚,第二年,两口子有了孩子。
因为年轻,又有警校专业背景,文强很快在基层公安局找到了机会。1983年,全国“严打”开始,文强已经是巴县公安局的“严打”骨干。这期间,文强遇到了“贵人”张文彬。张文彬当时是巴县县委书记。因为严打,文强经常向张文彬汇报工作,张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力过硬,作风雷厉,表现十分突出”。
当时巴县有100多万人口,巴县搞机构改革,县委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不久,文强就一跃成为县委常委,分管政法。1985年,还不到30岁的文强升任县委副书记。
进城
文强在巴县当县委副书记的那几年,周晓亚和文强闹过离婚。原因是文强忙得顾不上家,而周晓亚对文强父母照顾不周。一家人闹得鸡飞狗跳,兄弟姐妹轮着劝。
1992年,文强从巴县县委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当副局长。当时,张文彬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从巴县到重庆,文强进城了。但这对于他却是忐忑的,文强反复提醒正上四年级的儿子,在城里接触的人更多了,要谨慎。
1997年重庆划为直辖市。重庆下属40余个区县的3000多名干部因此获得升迁。文强由一名局级干部,跃为直辖市的厅级干部,主管重庆主城区和下辖40多个区县的公安。
初任副局长的日子里,文强亲临案发现场,深入一线指挥,指挥侦破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多次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当时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位空缺,而文强能力强、资历深,还在西南师范大学在职研修过两年,在重庆公安系统内拥有最高学历,是这个职位有力的竞争者。但最终,文强没有获得提拔。有人说是他性格张扬,有人说是他野心太大。
2000年,抓捕悍匪张君把文强推向了自信的顶点。当张君被制服,文强打手机向领导报告,说“抓获了”,领导问在哪儿抓获了,文强说:“在我脚下!”
此后,文强无数次地在镜头跟前重复着“在我脚下!”他甚至诠释,那是一种武侠小说里才有的情怀。
此后,文强似乎陷入自己营造的独特语境中。周围的人都发现,文强自我介绍的时候,已经省略了头衔,直接就说:我是文强。
仕途受挫
2000年,文强升任正厅级侦察员,此后10年再无升迁,这让他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了点走下坡路的味道了。
2000年下半年,文强的弟媳妇谢才萍开始惹祸了。一天晚上,文强回到家里发火,说谢才萍和六弟文斌在外面与黑社会老大开赌场,现在有人举报他,叫老婆周晓亚去问一下谢才萍。
之后不久,谢才萍趁文强不在直接来到家里,二话不说扔出两万就走了。她知道周晓亚是个不会拒绝的人。
熟悉文强的人都知道,文强只收熟人的钱,收钱必办事,而周晓亚却是来者不拒。之后,谢才萍每到一个地方新开赌场都给周晓亚打电话,希望她吹吹枕边风。作为报答,谢经常给周买买衣服,或者一些奢侈品。
2005年11月,在观音洞赌钱的谢才萍被抓到渝中分局。最终因赌博罪在看守所被关了5个月,还登了报。谢才萍的被抓,对文强影响极大。当时,文强要提拔当重庆高院院长,组织部都已经找他谈了话,此事后,提拔最终泡汤。
文强在后来的自白书里有这样的逻辑: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工作没少干,提拔总没机会。甚至“下下级”的干部不断受到提拔重用,心里产生失落感,特别是随着自己年龄增大,提拔机会不大了,就“升官”不成乱用权……
父亲和儿子
文强最大的质变发生在2006年。那时他自知晋升高院院长无望,开始整日吃吃喝喝,陪女人。
而被文强无暇顾及的儿子文伽昊,这些年始终活在父亲的影子里。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胆小、懦弱、内向且无争。一点都没有父亲那样“张君在我脚下”的气魄。听文强大姐说,文强小的时候也就这副样子,是人们把文强捧得失去了自己。大姐至今都记得文强小的时候总被人欺负了却不敢吭声。从来都是大姐和大哥帮他出头。这和现如今的文强竟然如此的格格不入。
经历改变了文强,在和张君的较量中,他从这个悍匪身上学会了生存的法则和胜者为王的逻辑。他曾说,“我跟张君的谈话记录有整整六大本,我退休了要给张君写本书。”
2009年8月,父亲一早起来说去北京出差。儿子躲在被窝里喔了一声,想不到自此诀别。8月7日凌晨3点多,有自称司法局的人来敲门,文伽昊第一反应是打110报警,当时还以为是社会上的人要来报复。父亲总给他说,这些年得罪了很多人,陌生人敲门不要开。
来的不是陌生人,是专案组的人。儿子倒放了心。
九个月之后文伽昊从看守所出来。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