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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绝症如何面对生死 一位博士与身染绝症妻子的生死之情

    时间:2019-01-24 04:43: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100年前,美国作家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圣诞前夜,一对囊空如洗的年轻夫妇都想送给爱人一件贵重的礼物。为此,妻子卖掉了自己的秀发,给丈夫买了一条白金表链;丈夫却卖掉了金表,给妻子买了纯玳瑁的发梳……
      100年后,一对中国夫妻用生命演绎了更为凄美的故事:为帮助丈夫完成学业,在大学任教的妻子东渡扶桑去打工;为照料身染绝症的妻子,身为博士的丈夫辞去了系主任职务,放弃了发展的机会……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1986年,哈尔滨的日语教师王信赴日本进修了。这对一个学日语的人来说,真是件大喜事儿。王信在日本的上越教育大学研修了一年。第二年,转入筑波大学。王信渴望能在日本多学几年,能拿到硕士学位。第三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日本崎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自费留学生,经济的拮据、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不仅要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攻读学位,而且还要外出打工,靠打工赚的钱来读书和生活。随着学习逐渐深入,王信渐渐感到难以应付这双重的压力了。
      1988年3月,32岁的徐晓微毅然飞往日本。她――一位大学教师,舍弃了即将到手的讲师职称,赴日本打工,以帮助丈夫完成学业。
      在日本,晓微的最大痛苦不是打工的难堪与苦和累,经过几年北大荒锻炼的她,干活踏实、泼辣,使挑剔的日本人也十分满意。她最大的痛苦是,王信等中国留学生在攻读硕士、博士,而她却在角落里努力打工,空耗生命。
      王信是位情感细腻、善解人意的丈夫,他知道晓微内心深处的痛苦,他经常安慰晓微说,他学成后,一定要为她打工,让她去美国或加拿大留学。晓微期盼着那一天……
      1990年,王信考取了日本东海大学日本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随后,他们把家搬到了川崎的麻生区,又托人将分别数载的6岁女儿带到了日本。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在日本团圆了。
      日子在夫妻的奔波劳累中一天天过去。王信的博士研究生将要毕业了,他已联系好了国内接收单位――北京某学院,并且谈妥一家三口人都进北京,王信当日语教师,徐晓微做英语教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可就在这时,晓微却莫名其妙地时常头痛,王信便劝她去医院检查检查。因为日本医疗费很高,晓微舍不得花那些靠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王信催紧了,她才去了医院。
      那天中午,晓微从医院打来了电话:“医生说,左脑可能有问题,片子上有一个白点。”王信听罢忧心如焚,立刻骑上摩托,赶往医院……医生告诉他,徐晓微必须住院治疗。医生说的医学术语王信听不大懂,但是他从医生的表情和口吻中得知她病情很重。
      晓微住进了医院,她为自己的病而感到恐慌,为自己不能打工还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而内疚和不安。她发现同病房的那些脑瘤术后的患者,不是昏迷不醒的就是瘫痪在床不能动弹,她更加惶恐不安了。遥夜沉沉,难以人眠,她望着窗外的星斗,一边想着自己的病,一边思念父母和家乡那条奔流不息的松花江……
      她对王信说:“王信,我要回家,我要回哈尔滨!”
      王信忍着内心的痛楚,耐心劝慰着她:“这里的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等手术做完之后就回国,回去看望我们的亲人……”
      1992年11月27日,晓微做了开颅手术。王信提心吊胆地守候在门外,他默然祈祷着:千万别是恶性肿瘤啊!结婚10年来,她还没有享过福。为了我。她抛家舍业、远渡重洋来日本打工,我欠她的太多太多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9个半小时过去了。这9个半小时对王信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斜阳下的影子,长长的,暗暗的。手术做完了,医生把王信叫过去,语调深沉地说:“她得的是恶性肿瘤。病灶没有彻底切除。如彻底切除的话,人也就彻底废了。手术后,她可能有一段最佳状态,你们就赶快回国吧。”
      王信犹如一头跌进了无底深渊,他感到骨软筋麻,汗水伴随泪水潸然而下……
      1993年9月,王信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携妻子、女儿回国了。他望着舷窗外的日本海悔不堪言:为了一纸文凭,妻子染上了绝症。他多么想用那张渴望已久的文凭换回妻子的健康啊?可是这到哪儿去换呢?
      王信回国后,想放弃生活和工作比较优裕的北京某学院,重返哈尔滨。他想让晓微在父母和亲人的身边愉快地度过最后岁月。对此,晓微的父母也表示同意。可是,晓微坚决不同意,在日本“洋插队”吃的那些苦,不就是为了王信回国后能干一番事业吗?在晓微的坚持下,王信在北京某学院报到上班,晓微和孩子暂居哈尔滨,她一边养病,一边等待北京的住房分下后再过去。
      1994年1月,病情稍稳定的晓微在王信的陪同下又来到了日本,他们在京都游玩了6天,要去依豆半岛,晓微的头突然痛了起来,脖子也变得僵硬了,不得不中止旅游,去川崎复查病情。日本的医生认为,还需要手术一次。于是,晓微在日本做了第二次手术。
      王信工作不到一年,就擢升为日语系副主任,主持系里的工作。他要管理8个本科班和一个研究生班,还要备课授课,系里的教师少,他得超课时讲课;他要做家务,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学的女儿,晚上十一二时前很少睡觉,只要晓微不睡,他就得陪着;另外,他还要四处为晓微寻医问药。
      二次手术后一年,晓微右脑又长出了肿瘤。国内的一位脑科权威说:“如果将她的肿瘤彻底切除,那么100%会变成痴呆;不彻底切除的话,那么就像割韭菜一样,过不多久还会长出来。另外,如果手术做不好,她将会变成瘫痪;即使手术成功了,情感也会丧失,性格和思维也将改变。这种手术做与不做意义并不很大……”
      但王信认为:“还是应该手术,手术是一个积极的措施,哪怕她瘫了,我也要养着她……”一位富有责任心的丈夫怎能放弃妻子的生命?
      晓微又做了第三次手术。
      手术成功了,徐晓微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96年夏,晓微又出现了脑积水,颅内压力升高,不能说话,右腿失去知觉,又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她终于能说话了,可是从那以后她像变了一个人,思维紊乱,情感淡漠,一个十分文静而内向的她变得很粗鲁,有时还骂王信;手术后,她每天必须服药,服药后她就尿床,王信每天夜里要给她换好多次尿垫子,那尿味又特别的大。最后,为了照顾晓微,王信不得不辞掉了系主任职务,
      1999年初,正值学期末王信最忙时,晓微做了第五次手术。为了护理晓微,王信从家乡黑龙江请来一位小保姆。白天,他守在病榻旁,有课时他匆匆跑回学校上课,下课再急忙跑回来,一边批改作业,一边照看妻子;晚上,把妻子交给小保姆陪护,他回家去照顾女儿,
      一天,王信正在喂晓微吃饭时,有电话找他。原来,小保姆骑自行车回家时,被一辆桑塔纳撞伤。卑鄙的司机将她拉到一家医院后就逃掉了。小保姆昏迷不醒,瞳孔已经扩散。医生从小保姆的身上找到了医院的看护证,便将电话打了过来。王信放下电话,像陀螺似的跑去看小保姆,代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把她推进手术室,然后急忙回家筹钱,跑到教室给学生布置作业,又跑回医院来照料妻子和小保姆……
      一年过去了,晓微的病情有所好转,她能在别人陪伴下到外面散步了。可是她没有了情感,她不知道亲一亲自己的女儿,思维混乱,语无伦次。
      1996年以后,晓微便失去了情感,夫妻生活也终止了,她已无法再充任妻子的角色了。情感丰富的王信工作和照料病妻之余,只好把精力全然投入到授课与做学问之中,几年来,他在日语系授课的课时最多,成果也最多,有近20项科研成果问世,并且在日本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还出版了一部25万字的《精修日本文法》。
      有人为王信感到悲哀,他是一个健全的、感情丰富的、拥有七情六欲的男人,他是一个拥有高学历的、很有发展前途的男人,为一个已不可能康复的、失去了正常思维和情感的妻子而付出这些是否值得?也有人认为,王信应该将晓微送进疗养所,然后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和爱情,去攀登事业的高峰,他不该为此而断送自己的幸福和前程。
      但王信说,一位真正有道德的人,是无力背叛自己的良知的,否则他将会受到自己良心的折磨。
      
      (编辑 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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