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梦断，烟霞山月

齐红

时至九月末，每一天似乎都能感受到季节变换、气象更新：前日午间仍有夏热的余韵，昨天基本上消失了；
昨日的清晨体感凉爽，今早就有了些许冷意。暑气消退，清凉渐生，窗外是明澈的天空。身心的舒适与愉悦，会与自然万象构成情感的催化剂，如果此刻再有桂花，有馥郁的芳香包裹，夜有明月，月光下坐着心意相通的人……这样初秋的意境里，有谁能够抵挡一场情爱故事的发生呢？有谁有足够的意志力拒绝与热恋之人共同抵达幸福呢？“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胡适也无能为力。

一九二三年的那个九月，胡适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一场热恋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纯粹、宁静、幸福又满足的时光。连续数日，他的生活状态基本上是这样的：

九月十一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棵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芳香扑人。”

九月十三日：“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我们过葛洪并，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的故事。到四点半钟，我们仍循原路回来。”

九月十四日：“同珮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我讲莫泊三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九月十七日：“下午客去后，睡了一觉，醒时已七时半，明月入户，夜饭早已吃过，山中人以为我们都下山了……”

九月十八日：“下午与娟下棋。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

……

（《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

看花、赏月、读书、谈艺、下棋、喝茶、郊游、会友、静坐……这样的日子，无怪乎胡适称之为“神仙生活”了。出现在胡适日记中的女主角“珮声”“娟”就是曹诚英，她与胡适相伴了三个月，共享了这段美好时光。

因为胡适的声名和地位，也因为我们的“八卦”热情，研究曹诚英的文章不算少了，但我想努力寻找的是，从哪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向前一步，更切近地观察一下，这个盛大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她真实的生命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可不可以，用她的目光注视一下这个世界？可不可以，从她的角度打量身边这个“伟大”的爱人？可不可以，陪她度过漫漫长夜并想象她所担负的相思之痛？可不可以，再次历经她的命运，并反省这命运的由来？每一个从这世界经过的女子，都有一个别样的灵魂。我只是想跟在她们身后，近一点，更近一点，看清她们在尘世的细节和辗转。

“我们”：就像一场梦

几年前，某明星晒出一张合影，高调公布自己的恋情，配文只有两个字：“我们。”一时间网络上大家争相模仿，导致“我们”二字成为网红体。有网络时代的这个小插曲作为背景，胡适一九二三年九月份日记中的影像感忽然鲜明起来：处处都是“我们”的身影，处处结伴而行，两人之间的浓情蜜意不断浮现。在胡适半遮半掩、故作平淡的字里行间，让我们更直接、更爽快地还原一下这二人的行踪吧：“我们……插花”“我们出门看桂花”“我们过葛洪并”“我们在一个亭子里喝茶”“我们下了一局棋”“我们讲故事”“我们仍循原路回来”“山中人以为我们都下山了”“我们在陟屺亭内闲坐了一整天”“我们坐月下石上”“我们同看《续侠隐记》”“我們读诗……写诗”“我们登塔顶”“我们游花坞”……

我在地图上大致查寻了二人的行踪，在半径大约五公里的范围之内，曹诚英和胡适几乎形影相伴，走过了烟霞洞及周边的小路和风景，胡适的九月日记中有多处记录，我几乎没有耐心罗列下去了。

平静、满足、温柔、甜蜜……情满则溢，一向爱惜羽毛的胡适在日记中无法克制和沉默。而这份情，显然不是从九月开始的——九月的爱情状态已经呈现稳定、成熟、安宁下来的趋势。十月三日，胡适离杭之前，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无奈、伤感和失落：“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
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这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同上）顺着这个时间表述向前追溯，胡适与曹诚英的共同生活时段是一九二三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只可惜九月之前的三个月，胡适日记完全空缺。美籍学者江勇振先生从胡适的书信、诗文及其他时段的日记细节中抽丝剥茧、耐心爬梳，将胡适、曹诚英二人的定情日期锁定为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它对胡适而言非同寻常。

我无意于这些个日期的准确度，只是非常想从中捕捉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角——曹诚英的情感变化过程以及可能的真相。这个九月对她来说几乎是人生的高潮：那个至少在此刻深爱她的男人于日记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她的印迹。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曹诚英的确切生活轨迹，大部分来自于胡适的日记和书信。透过日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曹诚英的身影：她在九月的秋阳中行走，赏桂、喝茶、读书、谈艺、写诗，身旁是最爱的男人，眼前处处胜景，而自己，又在最好的年华。

如果是曹诚英，她会如何记述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可惜她本人没有一篇日记留存于世，据说她曾将所有文件、日记、书信交由好友汪静之保管，并叮嘱于她死后全部焚毁，汪说已经照办。不管这说法是否可信，事实是，至今为止，除了残存的书信和诗词外，我们均未发现曹诚英的其他文字。

那么，就来设想一下吧——借着胡适和徐志摩的几段日记，接续着九月的热恋情绪，我们从曹诚英的角度、口吻想象一下她的十月会是怎样？需要说明的前提是，三个月的甜蜜相伴之后，胡适于十月五日离杭去上海，两人中间书信往来频繁；
半个月后（十月十九日），胡适返回杭州，住在新新旅馆，直到十月三十号再度离开。

十月一号的曹诚英，或许是这样的：

十月一日。天气晴好，但心情有些沉沉的。思聪、雪之整理好行装先回上海了，靡哥过两天也要走了。下午靡哥提议再去看看桂花，恰好有翁家山的朋友可以引路，去看那里的“桂花王”，又叫上复三，四人同行。途经的路有些走过数遍，只是今日之后，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及至到了“桂花王”下，心情才欢愉起来。果然是桂花之王啊，几株树干并生，枝叶织成华盖，满树黄花，置身树下，整个人被浓郁的香气包裹了：发丝里含着香，毛孔里渗着香。我转来转去，忽在满枝的黄花中发现了两枝小小的丹桂，忙兴奋地叫他们三个人过去看。大家都惊讶了，翁家山的那位朋友亦称奇，说此前未曾发现过这样的景象。他当即将两枝丹桂折下送我，我开心地向靡哥炫耀着。他笑说，回去定要写一首“桂花王”的诗。不知道那诗里有没有我的影子。

半月之后（十月十六日），已回上海的胡适收到曹诚英的信，讨要他做的桂花诗，胡适“遂破睡作诗，共六节，成时已两点了”。（同上）

短暂的分别之后，曹诚英与胡适再会于杭州。

十月二十一日。终于又见到靡哥了！分别已近半月，每天都在想念中度过：耳边是他的声音，眼中是他的影子。亦有男生找我搭讪的，但他们怎比得上靡哥的风神？！温雅比不上，气度比不上，学问就更不用说了！

靡哥此行与志摩、经农二位先生同来，所以出游、吃饭也是四人一起。昨日一起西湖泛舟，今天约好同去西溪花坞。船至秋雪庵，见一片芦花盛开，美如初雪。志摩则说白天的芦花不如夜晚月下的芦花更妙。交芦庵吃过午饭后，坐船至开化凉亭，上岸步行到花坞。是熟悉的路，像是看见我们俩曾经的脚印。我想与靡哥单独坐会儿，就借口疲累，走不动了。我们俩找了一个庵坐下来，吃茶，聊天，志摩和经农两人则继续前行，去游花坞。真的像是重回烟霞时光了，坐在对面讲故事给我听的靡哥让我着迷。真想时间就静止在这一刻啊！他爱着我，依然是爱着我的！别后的忧惧与担心此时也一扫而光，我沉浸在幸福中了。

晚上在楼外楼吃蟹。窗外有月，杯中有酒，湖上微风拂过时，一树柳枝从窗边摇曳过来，更添妙趣。我嚷着要看柳梢头的月，靡哥和志摩说：那简单啊！就把桌子移到了窗前。此处的视野更佳，志摩笑着说这真真是“持鳌看月”了！大家兴致都很高，靡哥趁机说，娟唱首歌吧，给大家助助兴。我于是唱了一首“秋香”歌，被志摩狠夸了一通。他又拿靡哥开玩笑：美景丽人，还有如此婉曼歌声，老兄的神仙日子让我等好不羡慕！我偷偷看了眼靡哥，他的脸上满溢着幸福，想此刻我也是如此吧？

此行胡适的离杭时间定在了十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强调是不得已的提前离开。那么，二十七日的两顿饭竟然成为曹诚英与胡适对“蜜月期”的彻底告别，虽然当时他们并不知道。

十月二十七日。因靡哥提到久不吃正宗徽菜，心中甚念，我决定借洁甫先生家的厨房，做些家乡菜。中午就吃“塌果”，晚上做“锅”，可以配黄酒。

塌果的馅料有很多种，我觉得干菜和猪肉的搭配最好，于是配料、和面、烙制，不一会儿屋里到处是家乡的味道。香味诱人，他们等不及正式开饭，就拿着刚出锅的塌果开始吃了。如是烤了几锅，边吃边聊，也是痛快。

晚饭烧制的“锅”也是我们绩溪特色，是靡哥最爱吃的一道家乡菜，食材也可有多种选择。今日烧制我铺了六层：菠菜、鸭子夹、豆腐包、猪肉、鸡、萝菔。肉的鲜味自然渗进时蔬，让人百吃不厌。

靡哥一直大呼痛快，看他开心的样子，此前所有的操持与疲累都是值得的。

只是，是日夜晚，靡哥告知三十日回上海的消息，伤感和不舍又来占据我了！因有人托他帮忙捐资助学事，船票已订好，无法拖延了。

就这些吧，到这儿吧！我仍然没有办法拿出足够的热情去模拟曹诚英——那个时候、那个年纪的她，她的本色、她的率性、她的矫情、她的执念……但是，只有站在她的角度，才能发现更多真相。设身处地从作为女性的她的处境出发，有些出现在胡适日记中的细节才显现出更合理的逻辑。比如，跟曹诚英一同出行的记录中，胡适几次提到出游过程中曹诚英的身体反应：“娟的身体不好，不能坐船了”“娟走不动了”“她病了一天”，这其中的部分反应是真实的，但个别情况似乎不合常理——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行四人去游西溪花坞的方式不是车就是船，走路并不多，“娟走不动了”，这里面是不是包含着曹诚英的小心思呢？在胡适此行有限的时长里，她会不会以此为借口，制造了与心爱男人独处的时间与空间？

三日后胡适返上海。自此之后，两人见面的间隔越来越长，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完全归零。

此刻的曹诚英绝不会意识到，烟霞洞的这段时光，成为她人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热烈饱满的一笔，色彩有多热烈，疼痛就有多悠长；
她同时也不知道，传奇般的爱情故事需要机遇和成全。在一九二三年，时局的动荡、北大人事的变动、胡适的健康状况……诸种因素合而为一，给杭州念书的曹诚英送来了胡适——有病、有闲的胡适。

向北大告假的胡适先到上海，住在朋友索克思家中，他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在索克思家中，颇清闲，他们夫妇每日到办公室去，午餐时回来，下午又去，到晚间才回来。我每日睡觉，看小说，初来时，只有几个极熟的人知道，他们也不是常来。我是不惯寂寞和闲散的人；
工作时，寂寞尽不妨，但寂寞和闲散同时来，那是很苦的！”（同上）

闲散、寂寞到了痛苦的时候，正好有清丽又文艺的小表妹找上门来；
而后方，江冬秀真诚劝告丈夫要认真养病：“我狠（很）想你有这个好地方，同聪两人，多住几月……”来自于江冬秀的体贴与误解也成为一道障眼法：“叫珮声照顾你们的起居，我狠是过意不去……”（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

天时、地利、人和，机会如此之好，好到了如不演绎一场罗曼史都对不起这逍遥自在的氛围。胡适心理上是轻松快乐的，他几乎没有负担地迎接了一场恋爱。恋爱对象的轻松与闲适，自然也会给曹诚英的这场爱情的品质加分许多。

有时候日子太过美好，反而有失真的感觉，更像是一场梦。博尔赫斯说：“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了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的手中……那么，会怎么样呢？”有些骇人，但确有一种穿透性的生命认知蕴含其中。在梦与现实的交叉处，我们，尤其是年轻、稚拙的我们，不是常常恍惚和迷失么？还好有一朵花，可以作为曾经存在的证明。然而曹诚英什么也没有，她似乎不曾拥有过任何来自于“烟霞山月”的信物，除了焚毁的那些情书，胡适有没有送过她定情的信物呢？目前发现、存留的信息中，完全没有。

梦中醒来，我们看到她两手空空。

“她们”：都希望是自己所爱的人的一切

这句话的语意出自胡适的美国情人韦莲司。除了早已公认的曹诚英和韦莲司外，胡适另有情人數位：瘦琴、芙丽格曼、罗慰慈、哈德门、陆小曼、徐芳等。江勇振先生在《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中已经一一作了考证，这也是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最具说服力的胡适情事考辨。这些女人在胡适生命的某个时段充当着他的情人，多半自觉自愿地维护着他的公众形象，少有“过分”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女人的内心深处没有滋生过焦虑、怨恨和嫉妒。与胡适关系最持久、最深刻，也是在学养与境界上堪与胡适匹敌的韦莲司也不例外。因为欣赏胡适的励志、自律、理性、“井然有序”，她一直也以理性与自律对待自己的情感。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历经四年的分别之后，她抑制不住地奔赴纽约去见胡适。此次赴美的胡适肩负政治使命，日程异常繁忙，与不请自来的韦莲司可能产生了观点与情感上的摩擦，韦莲司在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深自了解嫉妒之爪有多锐利；
每一个人都希望她是自己所爱的人的一切。然而，就因为我是那么爱你，虽然我心里淌着血，我很高兴别人能给你我所欠缺的，因为我知道我一定在许多方面让你失望。”

在韦莲司对胡适的情感表达中，我看到了爱情最动人心魄的品质：热烈，然而又理性、克制；
专注，又能够有意调控和转移；
深切，又清楚不可独断和占有。即便是这样一个活得通透的女人，也忍不住发了牢骚，说女人都希望自己是爱人的唯一，更不要说胡适的其他女人了。

韦莲司起初也以为自己是除江冬秀外胡适爱情的唯一对象，曹诚英之后，她相继知道了胡适身边的多个女人，在痛苦、纠结、抱怨、包容、坦然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中，在“朋友”“恋人”“奴工”等角色的纠结、颠覆、分析、审视中，韦莲司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要做一只追求爱也拥抱爱，但绝对自由独立的鸟。“对鸟来说，爱是健康、自然的。不管它现在是如何热情地唱着，下一个片刻，它会静静地、安详地去做自己的事。……它不会太靠近你，你也不必想去捕捉它。对这只野物，你没必要负任何责任。”而这只鸟，“只要它能自由地飞翔、欢唱，它的创造欲就会满足了。”（同上）

那么，曹诚英呢？关于围绕胡适的这些个“星星”和“月亮”，曹诚英是否知情？了解多少？如果她有所察觉，内心有没有盘旋过如下的问题？在她们中间，我究竟是哪一个呢？又该是哪一个？有没有特别性？一些安静的时刻，几个难眠的长夜里，你是否给过我不可替代的思念与疼痛，快乐与笑容？人群之中，浮上你面容的哪一个表情是因我而起呢？只因我而起？

事实上更大的可能性是，曹诚英对此一无所知。但这不妨碍我们把“她”放置在围绕胡适的“她们”中间，做些比较。

曹诚英与胡适的会面与交流，缘起于十五岁那年。一九一七年胡适的婚礼上，曹以伴娘身份出席。究竟当时胡适对曹诚英的关注程度如何，大家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在婚礼上，新郎胡适被身边亭亭玉立的伴娘曹诚英吸引，开始心有所属（沈卫威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并非如此。刚刚留学归来的胡适说“余所见女子多矣”，以彼时胡适的眼界，曹诚英构不成太大的吸引力（江勇振观点）。

但从曹诚英的角度来看，婚礼现场她对胡适的感觉不会是轻淡的。她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也有了与胡冠英的婚约，“男女”概念不是空白。而婚礼上的伴娘身份，必使她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新郎胡适。这个学成归来、风度翩翩的表哥给她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呢？曹诚英没有留下相关文字。目前胡适档案里所见的最早一封来自于曹诚英的信写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但这显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通信，信中明确提到之前两人的往来：“收读来信”“并惠除虫菊一种，代摄小影一张”。此后书信亦有保持，但极少。

一九二二年九月曹诚英的一封信多少泄露了她的小心思：“我上半年，给你那封信之后，就收到你给我的尝试集。当时我又写了一封信给你，哪里晓得一直多少时不见赐复，那时我真失望，再也不敢有第三封信寄上了。”（同上）

很明显，曹诚英对胡适是有期待的——综合着敬畏、景仰、爱慕的期盼。只是，多日收不到回信，也就收起了这些情愫和苗头，没所谓开始，也容易收束。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在曹诚英与胡适的情感发展过程中，先动了情的，是曹诚英。陷入热恋之前的那些交流往来，都印着曹诚英暧昧的小情绪：改诗、求教、替丈夫胡冠英谋学、向胡适约稿……但因为胡适并无迎合，回复也很疏落，曹诚英的这些情绪没有生根的土壤。直到一九二三年四月胡适南下杭州，与曹诚英见了面。

自此，曹诚英的书信口吻开始大变。几乎不需要什么前情和铺垫，两人的关系有了本质的变化，一切全在于，对曹而言，内心的爱慕之情已经积聚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旦有了机会和缺口，自然突飞猛进。

古龙说：“爱情里，谁先动心，谁就满盘皆输。”烟霞故事中的曹诚英就是如此。她动了心，也铁了心。她任性地享受着爱情带来的幸福的沐浴，也将自己的生命释放到最傲骄的状态，虽看不到她自己的文字，但她的灿烂，她的投入，她的任性，她的得意，还是从他人的记述与相关影像中显现出来。

如果爱情可以称得出分量，那么，在胡适用情的所有女人中，曹诚英是得到最多的那个，但同时她又是所有女人中处境最孤独凄凉的一个。这分量最重的爱，与其说是胡适主动、有意地给予，不如说是机缘巧合，那个时段的胡适，全部的情感体验只能在曹诚英一个人身上落实。

曹诚英不会明白这一点，所以她一直幻想并索求着胡适之爱一直达到“烟霞”高度，这种执念伴随了曹的一生，也毁了她的一生。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认可江勇振先生对曹诚英性格的概括：她“显然是一个热情、外向、领袖型、交游广阔的女性”。（同上）曹诚英的确比同时期的女性相对开放，但并不外向，交游也算不得广阔，离开胡适直至中晚年的孤单与孤独就是最好的证明。倒是她的哥哥曹诚克对她的描述给人更真切的感觉：“她的气量极细小。不能容得一句话。她的past（过去的训练和教养）很坏。不能谈得一句话。她又极好笑。因此一日不是喜憨，便是悲煞。”（同上）这个评价里固然包含着一个对妹妹宠溺有加的兄长的呵护与自谦，但曹诚英的自我、任性、情绪化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评价与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中所描述的大同小异。一九三四年秋天，曹诚英赴美留学，胡适写信托韦莲司照顾自己这个小表妹，不明两人关系真相的韦莲司对曹诚英照应有加，自然也在書信往来中与胡适谈论过曹诚英。两年后胡适赴美前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你信中所描述的她相当正确，她的确是一个人人哄捧、夸她有小聪明、被惯坏的孩子。”（同上）

这种聪明、任性、小气量在得到一个文化名人的爱情之后可能会继续膨胀，一个年轻女孩子由此以为获得了这个人的全部，甚至觉得借此可以拥有整个世界。这种心理的危险性不言自明，一面是心中无他，唯有感情，一面是要本能地紧紧抓住这份感情，所以，与胡适其他女人有所不同的是，曹诚英一直不肯对胡适放手。她留下的书信和诗词里几乎没有其他主题，千篇一律，都是关于这份爱的得与失、喜与悲、哀与怨。

当如愿收到胡适的信，或者得到承诺和安慰时，她抑制不住地狂喜、满足：“靡哥：我的哥，离开我不到一星期，我已经收到他两次信了。我狠（很）高兴，因为他不曾忘记我。”（同上）

被胡适疏离或冷落时，她抱怨、责备、明誓。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胡适在家事、国事、情事的各种纠结中情绪低落，对曹诚英也渐生离意，这让曹幽怨不已：“从前呢，还有个好朋友爱我和我哥哥爱我一样。现在呢，他不讳他对我不满意了！这自然都是自己作出来的，与人何尤呢？……现在还有一个哥哥爱我，如果将来哥哥也同旁人一样弃我如遗，我将怎样过活呢？”三个月后，杭州毕业回川的曹诚英仍然对胡适表白意志：“我爱你，刻骨的爱你！……冠英（曹诚英丈夫，笔者注）绝不能使我受什么影响对于你，请你放心！”（同上）

但是任凭曹诚英怎样地哀怨与请求，胡适都准备对这一段情做个了断了。这一年的胡适压力重重、生活凌乱，女儿从病重到离世，妻子江冬秀对他不满、抱怨，事业上的各种小磕绊……胡适决意要整理了。暗示、劝告之后，胡适以诗明示：“多谢寄诗来，提起当年旧梦。提起娟娟山月，使我心痛。殷勤说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叫迷离残梦，误了君年少。”

但曹诚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也无法停止自己向胡适靠近的欲望和脚步。她在情感上押付了生命的全部寄托，包括后来的专业学习和职业选择。一九二六年，历经数月的波折后，曹诚英在胡适的帮助下进入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读农学——这正是胡适年轻时的梦想，当年考取“庚子赔款”留美资格的他进入康奈尔大学，首先选择的专业就是农科，想要“以农报国”，两年后改学文史哲。曹诚英就这样带着“胡适式烙痕”，踏着“胡适式脚印”一步步向前走。一九三四年，她又进入胡适曾经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自费读研，主攻生物遗传工程方向。

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是，虽历经胡适的“告别”、疏离、劝止，曹诚英的痴情程度仍无减损，一直心心念念。一九三八年四月，时任四川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的曹诚英写信给胡适，抱怨他长时间的音信全无：“你怎么也不来个字儿？你在哪儿我也不知。你好么？你在美做些什么事呢？”当她终于从在美读书的同学吴素萱那里了解到胡适的信息时，却对其中的二人通话细节醋意大发：“这次在外国你叫她素萱，你对她诚恳，你再不走，她若不把你爱得吞下去，我真不信！靡哥，你要答应我以后不再和吴素萱、吴健雄接近，除了不得已的表面敷衍之外，否则我是不肯饶你的……别人爱你我管不着，她们爱你，我真会把她们杀了！”（同上）

如果将时间推至十四年前，这样的恃宠而骄、嫉妒威胁可能会对胡适起作用。那一年（一九二四年）的二月和九月，曾发生过胡适急托徐志摩去杭州寻找、安抚曹诚英的事情，具体原因不详。但对于一九三八年的胡适来说，这一切全然无效，可能还适得其反。

得不到胡适“一个字儿”的曹诚英几近崩溃了，一九三九年旧历七夕，贫病交加、感情失望的她写了一首诗寄给胡适：“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几个月后，从吴健雄口中听闻曹诚英到峨眉山“做尼姑”的消息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话使我感伤。”除此而外，并无其他情绪表达，又借口地址不详而没有回信。

四年之后，曹诚英托赴美的朱汝华再次捎去三首词，江勇振先生评价为“字字沥血，声声心碎”，其中一首《临江仙》这样写道：“阔别重洋天样远，音书断绝三年。梦魂无赖苦缠绵。芳踪何处是？羞探问人前。身体近来康健否？起居谁解相怜？归期何事久迟延？也知人已老，无复惜娟娟。”（陈学文《胡适情事手迹新发现》，《传记文学》2001年5月）

无奈、凄苦、伤心、绝望，加上刻骨的思念，曹诚英是想借此做最后的祈求与唤醒么？但明显地，一种无力感在词中弥漫，她自己可能已经意识到，所有的挣扎、挽留都是徒劳的。这场无望的爱情，将曹诚英折磨得没了心气和志气。三首词传递至胡适那里的时间大约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但查找这段日期前后的胡适日记，没有发现任何相关记录。

胡适在日记中连含蓄的一笔提示或记录都懒得写了。疾病、出家、祈求、哀告，能做的都做了，曹诚英已经无计可施。

纵览曹诚英的一生，让我忍不住悲从中来的一点是，她一直都没能明白，“烟霞山月”之后，仅在对待与胡适情事的态度上，她就已经远远输给了其他女人。对于这个从不打算让婚外情干扰自己生活秩序的男人来说，与他保持长久两性关系的方式只有两种：精神上的对话能力，肉体上的轻松姿态。后者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在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场合自愿完成肉体关系，二是双方都能轻便摆脱肉体关系带来的道德与心理负担。在胡适的“她们”中，韦莲司是唯一有能力与胡适保持精神对话的女性，被胡适称赞为“读书甚多，极能思想”“最能善解人意”，是胡适（尤其是早年留美时期的胡适）人生的“一个舵手”（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增订版））。当然，作为女人的韦莲司要的不止是这些，她的用情程度不亚于曹诚英，但她以出色的理性控制了自己的情感。一九三六年，胡适赴美，需要同时约见曹诚英和韦莲司。在胡适抵达“绮色佳”之前，韦莲司由曹诚英那里知道了两人的关系，她毅然决然地回避掉了与胡适的见面。后在信中以“伊人鸟”自比，向胡适表明态度和立场：“我近来已经严峻地不准她（“伊人鸟”，笔者注）在这种场合出现。我希望在采行这种禁足的措施，以及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以后，她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再度自由地动用我们共同的财产。”“伊人鸟”就是感性、生气的自己，她有意拉开距离，审视那个痴迷胡适的自己后，以理智和勇气从胡适身旁暂时撤离，给自己，也给胡适整理的机会和可能。当终于明白不能完全拥有胡适后，韦莲司将自己与胡适的关系定义为一种非同一般的友情，并以这种身份保持了二人关系的持久度。

瘦琴、芙丽格曼则是另一种类型，她们自己虽对胡适有爱慕、真情，但胡适对她们就难说感情了。她们在某些时机恰好出现在胡适生活中，不需什么周折就可以达成身心的交往与交合，分别后也不会刻意地纠结与联系，对胡适来说少了许多麻烦与牵绊——这是胡适最乐意接受的情感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在白人女性那里容易实现，但在中国女性这里，就很有难度。

曹诚英、夏蕴秀、徐芳等是胡适的中国情人，有中国文化与中式道德做背景，她们的感情处理没办法那么潇洒。即便如此，夏蕴秀也找到了经济方面的解决之道：不断向胡适索要生活费用，索取工作机会，谋求必要的安慰和补偿；
意识到胡适的“绝情”后，徐芳嫁给了后来的国民党将军徐培根，日子过得滋润而踏实，多年后夫妇两人还曾与胡适一起用餐，据说气氛轻松愉快。迈过了那道青春、激情的坎儿，徐芳也得以解脱。只有曹诚英孤独终老，再没有结婚，没有其他情感对象，也没能找到爱情的替代品，甚至不能在事業与理想中找到归属感。

虽然，作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在马铃薯种植、棉种培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职业选择方面的感情烙痕有时让人难免怀疑——在她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她的独立意志能否充分体现？体现到什么程度？这个过程中的她是不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她的试验、讲授中，会不会总有一个人的影子浮现呢？究竟，工作是她千疮百孔人生的修补和抵抗，还是相反呢？而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直到生命的最后，曹诚英仍然没法超脱。她的遗嘱是将她葬在旺川东头村口——胡适回家的必经之地。生前不能相见，死后继续等待和守望，在生命的终点，曹诚英仍把自己与那个男人拴系在了一起。

如果一定要在“她们”中间找寻些她的光亮，那就只有“烟霞山月”一段时光了。这个片断使得曹诚英与众不同起来：她承载、享受过最多的柔情蜜意，是胡适日记中记述最多的情感对象，是他一度无法隐蔽、不想隐藏的那个，也成就了胡适爱情乐章的一个高潮。只是这一切，对于曹诚英来讲，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