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统一
时间：2020-09-08 04:13: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蒋云迪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之后，小说迎来了一个发展的转折点。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总体上呈现出篇幅短、受“实录精神”影响大的特点，而志怪小说则更为明显的表现出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统一。干宝的《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突出表现了这一文体特征并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小说 《搜神记》 真实性 虚构性
一.文史之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不成熟性
中国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小说自先秦就开始酝酿，古代先民基于超自然力和图腾崇拜创作出类似《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故事给小说的萌芽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先民对于现实社会奇人奇事的关注又促使他们创作出《晏子春秋》等传奇故事，为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提供了蓝本。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小说又长期得不到重视，首先从概念上，“小说”这个概念并非和小说文体同时形成，中国“小说”真正具有完整的小说的内涵要到民国时期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之后，而“小说”一词却出现甚早，《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中就记载“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远亦远矣。”此时“小说”名词的意义完全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细小琐碎的议论”，类似于一直为儒家所诟病的“小道”。而这一观念对于后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影响很大，这在东汉有所改观，桓谭也在他的《新论》中提出了“小说家”的概念，“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至此，“小说”成为一种文体，擅长此体的人被称为“小说家”，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但是实际上“小说”的地位仍然较低，也不完全具有小说的概念，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受史书影响大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小说发展的转折点，大量小说涌现，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总体具有篇幅小、零散化、不成熟的特点，在题材上主要是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前者的代表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而后者的代表则是东晋干宝的《搜神记》。
同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也具有不成熟性，很大程度上尚未脱离史学的桎梏，正如李剑国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所说的那样，“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1]史学的影响体现在志怪小说上尤为明显。干宝在创作《搜神记》时本意也并非创作小说，而是创作史书，后代许多志怪小说的创作也大同小异。具体到志怪小说本身，在内容上，“史书中蕴含了很多志怪成分，为后来的志怪小说所继承”[2];同时，中国史官传统的“实录精神”也深深影响着魏志怪小说和许多其他形式小说的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上往往会自发的对于内容的真实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并且自主的注明材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南朝梁任昉在创作《述异记》[3]时就有意识的强调故事来源，说明故事来源是“闻人语云”或者引用陆机等名人用名人传奇来增加可信度。再如东晋荀氏的《灵鬼志》[4]中，也多次出现“有谣曰”等来源标注，明显是受到传统“实录精神”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逐渐分离。宋文帝建立“四学”时就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区分[5]“文学”初具自主性。鲁迅则明确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性，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6]中这么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当文学实现自觉，逐渐分离独立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形态，带来的必然是文学基本特征的彰显，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特征就是作者主观虚构色彩增强，由于作者的想象，必然的出现虚构性增强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总体而言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是真实性和虚构性的统一，而干宝的《搜神记》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
二.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统一：《搜神记》的文学特征
《搜神记》是东晋时期干宝撰写的一部笔记体志怪小说集，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盛名的志怪小说，《搜神记》而现存的二十卷讲述了总共454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想象丰富，可能是由于散佚，《搜神记》的故事之间的联系和逻辑性并不是很强，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搜神記》作为志怪小说受史学影响大，首先从创作者本身的角度分析，干宝本人是文学家的同时也是史学家，《搜神记》之外，他还撰写过《晋纪》等史学作品，这必然会对文学文本的生成产生影响。同时，《晋书·干宝传》中记载干宝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7]他也在《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所以干宝《搜神记》的创作动机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写一部关于鬼神的史书，证明鬼神确实存在。再来看《搜神记》的材料来源，受“实录精神”影响的《搜神记》注重材料的信而有征。干宝在《自序》中强调了材料的来源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考先于载籍”“缀片言于残阙”，也就是查阅参考前人的文献;二是通过“收遗逸于当时”“采访近世之事”，也就是通过民间口头访谈来调查。某种程度上说，干宝强调材料来源来说明故事的可信度的方法，是对于司马迁《史记》撰写的一种复调。由于创作方法和取材角度的特殊性，《搜神记》的文本内容很多直接引自史书，在《搜神记》的卷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卷六77条故事中有58条直接来源于史书。那么总体来看，《搜神记》受史书影响明显，对于文本真实性有着较高的要求。
在另一方面，“想象是贯穿艺术构思过程始终的一种心理机制，没有想象，艺术构思根本无法进行”[8]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实现“自我觉醒”，也必然的会更加强调作者作为创作主体本身主观想象的这一本质特性。《搜神记》本身是志怪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也必然会带上主观推测的虚构性。《搜神记》的虚构性体现在两点——其一是在于材料本身的固有虚构性，尤其是通过民间采访调查得到的材料。如卷一中《彭祖七百岁》的故事，“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姓篯，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常食桂芝。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讫地，则有两虎迹”[9]，现代科学界大多认为人类寿命的极限是120岁，彭祖活了七百岁完全超出了常理，因此只有可能是先民无法解释自然现象而有的想象，具有虚构性。其二则在于干宝本人作为作者在文学作品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进行对于材料的主观推测想象，如卷六中的“女化为男”原本来源于《汉书·五行志》中的记载，“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10]干宝以这个故事为蓝本进行二次创作“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阳，厥咎亡。一曰：‘男化为女宫刑滥，女化为男妇政行也。秦孝文王五年，游煦衍，有献五足牛，时秦世大用民力，天下叛之。京房易传曰：‘兴繇役，夺民时，厥妖牛生五足。”再对“女化为男”这一奇闻象征政治变化的故事稍作改动的基础之上，干宝有插入了另外一个类似的五足牛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则是干宝个人的创作，体现了明显的主观虚构性。
《搜神记》正如鲁迅所言，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集中体现了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统一，实现的是信而有征和主观推测之间的一种平衡。当然，真实性与虚构性相统一的特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总特点，不论是张华的《博物志》还是吴均的《续齐谐记》，都体现了这个特点。
三.《搜神记》及其文学模式对于志怪小说的后续影响
《搜神记》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开创了志怪小说创作的先河，也是志怪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搜神记》真实性与虚构性相结合的创作模式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于志怪小说这一发展模式。其影响最典型的就是体现《搜神后记》上，《搜神后记》和《搜神记》的体例大多相似，文学创作模式也基本相似，也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只是内容上不同。如《搜神后记》中假托王文献和郭璞这两位名人的故事进行二次创作实际上也是对于《搜神记》的一种继承。后世的《聊斋志异》也多半受到其体例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2006
[2]郑华萍.论先唐史书与志怪小说的关系——以《搜神记》为中心[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04）：37-41
[3]任昉.述异记[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4]肖海波，罗少卿.六朝志怪小说选译[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1
[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童庆炳等.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9]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