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是为了抵达

石凌

小说是时代生活的镜像，小说也是民族精神的秘史。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多民族杂居共生的社会环境以及多种文化交融共存的人文环境决定了西部小说具有西部独特的自然诗性与文化烙印。西部小说重点表现的往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揭示人性的幽微、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自身命运的审思等方面，较南方小说相对弱一些。源自神话传说的神性、基于西部人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史性和西部文化固有的诗性是西部小说区别于东部小说的三個显著特点。

“独创性是内容和形式——独具慧眼的主题选择加上匠心独运的故事形态。”与多数西部小说相比，甘肃作家张存学的长篇小说《白色庄窠》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异质感与先锋性。这部小说关注的不再是自然法力对人的挤压，而是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的侵袭与掠夺，现代人被时代浪潮裹挟的压迫感、虚无感以及主人公终生寻找精神故乡的孤苦无依感弥漫于字里行间。传统长篇小说靠情节推动，一条主线、两三条辅线贯穿故事始终，人物命运的展开主要靠故事推进。《白色庄窠》没有按时间的推移叙述故事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命运流转与情绪波澜推动小说，这种靠“气”而不是靠“事”推动小说的写法把读者带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视自我生命状态的认知视角。故事的碎片化并不妨碍读者的精神参与，相反，由于小说着眼于精神、宗教、信仰，既立足于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又关注人在现代社会中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更容易引发读者共鸣。独特的场景、丰富的意象与深邃的哲思冲淡了小说的故事，却把读者带入作品的再创造之中。阅读《白色庄窠》，你会觉得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主人公，一个人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他对自身生存状态与命运流转的深入思考。在《白色庄窠》中，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过往不断地进行着审思，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深刻地剖析，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更多触及灵魂剖白。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沉浸于主人公的意绪与沉思中，继而审视自己的人生：你对尘世辗压是妥协，还是在自由被剥离的时候进行了抗争？你是否追寻过生命的本质意义？你是否懂得爱的真谛？你是不是魂无所依……

“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白色庄窠》以白色庄窠为观察点，立体地、多维度地呈现了生活在白色庄窠的三代人命运的流转。在《白色庄窠》中，人与环境的冲突没有停留在肤浅的生存法则上，而是上升到宗教与哲学层面。与西部其他以讲述历史（村庄史与生命史）的小说不同，《白色庄窠》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精神的成长与理想的幻灭是人生必经之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这种面孔，具有这种神情，无不是他的人生遭遇在面部的投影。作品从周特客死异乡，灵魂游荡返回故乡，托梦母亲周王氏开始，写到卢振威这个异乡人被体制逼疯，客死在德鲁结束，首尾照应，中间贯穿了白色庄窠三代人的生命史。乡土是《白色庄窠》的底色，小说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甘南草原的自然风光、藏民的宗教仪式及牧民生活，西部的苍茫与神秘在主人公卢里的回忆里时时浮现。刚直、彪悍、重情、守义，这是白色庄窠三代人的生命底色。作品以主人公之一卢里的观察、思考为切入点，回忆与现实在卢里的脑海里不断切换，交织出现，意识流叙述形成的张力把读者带入人物的精神空间，周特、卢振威、华尔丹、卢里……他们不仅是小说人物，他们更像我们自己。卢里从甘南草原走出，接受了高等教育，经受过城市风雨的浸洗，重回草原，必然带着审视的眼光打量一切。故乡投射到游子的眼里已成审美意义上的故乡。张存学努力从白色庄窠抽出故乡的特异性，这些特异性沉淀在主人公的生命里。在这些从白色庄窠走出，闯荡四方后又回归者的眼里，白色庄窠是一种精神依存，是联结他们与传统乡土的脐带。与前辈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不同，出现在审视者眼中的故乡是一处神性渐渐消失、文化多元的处所，多民族杂居，生活交融，文化碰撞，必然催生出新的文化气息，即人的现代性。传统文化在周王氏身上体现得比较纯粹，但在第二代周特、周梅的身上已经弱化，到了第三代，他们在迁移过程中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的侵袭，卢里、华尔丹、卡尔罗、卢雅的身上更多表现出一种妥协性，他们的人格也因此呈现出多义性与分裂性。《白色庄窠》给笔者这样一种印象：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丢失故乡，一路前行，不断吸纳，不断改变的过程。呈现在回归者卢里眼里的白色庄窠就是这样一处传统气息式微，现代气息游移的所在。

“把好故事讲好……你必须将一种由对社会和人性的鲜活洞察所驱动的视觉印象注入你的作品之中，辅之以对自己作品人物和世界的深入了解。”显而易见，张存学熟悉他笔下的人物，他不仅熟悉他们的人生历程，而且熟悉他们之所以是这种气质而不是那种气质的原因，他总是用极简的笔墨勾画出人物的精神特质，这种熟悉源于他所描述的白色庄窠是他的故乡缩影。故乡是作家的精神原乡，童年生活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张存学也不例外。《白色庄窠》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甘南藏乡一个村庄一户生活在白色庄窠的人们。《白色庄窠》立足乡土，但没有落入传统史诗叙述的窠臼，《白色庄窠》关注的是从“白色庄窠”这个乡村走出的人在现代社会里被冲击，被裹挟，被操纵，被改写的命运，人的漂泊、迁移引发的灵魂孤独、精神无依才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叙述手法上的现代性，即表达方式上的先锋性，使张存学不同于其他西部作家之处。他不再深入挖掘西部的神秘性、史诗性，而是关注人的精神与灵魂。

对现实的精准观察，对人性的深入透析，对当下从乡村去往城市的人的命运思考贯穿《白色庄窠》始终。作者一面冷静客观地叙述白色庄窠三代人悲剧命运的流变，一面心怀悲悯地关照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白色庄窠》中的人物既是具象的，又有隐喻性与象征性。第一代周王氏姥姥。她是白色庄窠的缔造者、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家族发展与流变的见证者。他们是执守的一代，笃定的一代，坚守草原牧民生活习性与宗教信仰的一代。他们终生不曾离开这片土地，具有虔诚的信仰，过着纯粹的草原牧民生活，民族特征、宗教气息在他们身上保存得比较完好。周王氏的善良、包融与虔诚使这些来路不明、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融成一个大家庭。随着她的离世，白色庄窠里以藏传佛教为主宰的乡土文化分崩离析，不复存在。第二代以周特、卢振威、周梅为代表，他们是白色庄窠的半游移者，他们身上体现的是文化的融合，神性的消退与精神的迷惘。生于德鲁长于德鲁的周特是代表。德鲁是西部边陲小城的一个缩影。周特是这个家族的成年男子，承担着养家义务，他的活动范围延展到白色庄窠以外的整个德鲁。世俗社会的一切无不在周特身上打上了烙印，人到中年，面对家庭因他借钱而起的一系列灾难，他深感无能为力，被迫逃避故乡，流浪途中贫病交加，背负憾恨客死他乡。卢里的父亲卢振威的一生是被裹挟被操纵的一生，出生于河北沧州的卢振威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被分配到大西北边陲小镇德鲁，他从桥梁设计师到宣传部写材料的，最后晋升为交通局长，走的完全是进入体制的小知识分子走的路，他无法选择行走的道路，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卢振威最后疯癫死亡。他的疯是官僚机制对人的异化的爆发，他带着对故乡的遥望以及理想破灭的憾恨客死他乡。卢振威这个外来者的命运更能体现时代浪潮对人的分割与裹挟。卢振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部小城德鲁，体现的是命运的偶然性，人的命运在时代大潮下的不可逆转性，正是这次偶然促成了父母结合，有了民族融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对于白色庄窠，卢振威是外来者，同时也是侵入者，改造与被改造是他的必然命运。卢振威的疯是离乱时代在他身上的投影，卢振威的疯癫和死亡是对官僚机制的控诉，尽管作者把这种控诉写得不露声色，但一个心怀理想的时代骄子被官场泯灭个性，既而因为看到官场对人性异化的丑恶现象而发疯，难道不具有反讽吗？卢振威的一生是不断放弃不断蜕变的过程。他进入体制，泯灭个性，变成一枚鹅卵石，终因受不了体制内森严的等级与官场人变态的嘴脸而精神分裂。他一次次逃到河边，既有对故乡的遥望，又有对自我的确认，当遥望变得遥不可及，当确认成了一次次无法实现的重复后，他绝望而死。周梅是周特的妹妹、卢振威的妻子。她因为上过师范当了小学教师，有缘与当时支援大西北的大学毕业生卢振威结为夫妻，她在小说中是一个桥梁与纽带式的人物。因为她，卢振威这个异乡人走进了白色庄窠;因为她，小卢雅在父母双亡后走进白色庄窠。周梅的悲剧既有传统习俗的辗压，也有现实社会的裹挟。第一任丈夫卢振威与她并无精神上的交集，所以，她的内心是孤独的。卢振威的死把她推离白色庄窠。第二任丈夫意外死亡又把她拉回白色庄窠，因为她无路可走，只能陷入更深的孤独之境。第三代以卢里、卢雅、卡尔罗、华尔丹等为代表，他们是村庄的游离者，是白色庄窠的过客。远方的诱惑与小地方内部的冲突逼迫他们一个个离开故乡。他们的人生因为梦想而超越了自然属性，梦想的破灭让他们的人生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在草原上骑马唱歌的华尔丹进入体制，不得不掩饰锋芒，压抑个性，但他始终没有向官僚体系彻底妥协，“华尔丹始终都是挺着身子走路的，在官场上他也是如此挺直身子。他因此始终都融不到权力的核心中去。”边缘人华尔丹当然是孤独的。他只能继续沉默、苟且，隐韧地活着，活成自己手里的行货。卡尔罗漂泊多年后，理想渐去渐远，而灵魂依然无处着落，多年以后，卡尔罗携带着异乡生活的文化碎片和累累伤痕回到德鲁，回到白色庄窠，残存的记忆与亲情是他在尘世唯一的念想，漂泊、游荡，被不同文化浸染是第三代游移者无法逃避的命运。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故土的失守，故乡的失守必然引发心灵的空茫感。

关注人的精神向度，呈现人的精神状态是《白色庄窠》不同于很多西部小说的又一个特质。《白色庄窠》的主人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迁移，或身体，或精神。漂泊、离乱、孤独是当代人的精神常态。父亲卢振威精神分裂，既而孤零零地死在游走途中，迫使母亲离开白色庄窠，继父意外身亡留给母亲周梅更深的暗伤。阿姐周雪芹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向外的路上，她交付了青春、激情与梦想，走投无路之际回到白色庄窠，回归并没有拯救她们无依的灵魂，反而把自己的情志如两道阴郁之光投射到白色庄窠上，此时的白色庄窠更带有隐喻的性质，这不单单是那个藏乡小院，这是当下去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生活图景的缩影。生活在德鲁的华尔丹、卡尔罗以及游离者卢里、卢雅等无一不被孤独裹挟。整个20世纪，战争、灾难与改革促使国人一次次踏上漂泊的路，或自愿，或被迫，就连铁匠、放羊人，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梦想有朝一日离开故乡，到远方寻梦。“生活在德鲁的人从来都没有把德鲁当作自己真正的故乡，自己的故乡永远在远处，或者在虚无之中。”正是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故乡去远方寻梦。然而，他们在异乡漂泊多年后，不得不踏上返乡之路，因为他们无法融入当地文化，灵魂无处安放。返乡后，他们却发现，故乡已不是记忆中的故乡。失根的困惑困扰着每一个人，《白色庄窠》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卢里被时代浪潮驱使着裹挟着进了城，只能做城市机器上的螺丝钉，理想破灭后回家短暂停留，与故乡及亲人的过往重逢，一切已成碎片，追寻往事却无法找到归属感，“我”意识到“我身上依然是飘荡的气息，我依然处在奔走的状态中。”奔走的状态意味着“我”成了故乡的零余者，城市没有“我”的位置，故乡也不是“我”的归属，飘荡、流离、魂无所依将长久伴随漂泊者——这何尝不是当代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读者在《白色庄窠》里看到自己的生命轨迹，体验到自己在这个离乱迁徙时代里的迷惘与无助情绪。“白色庄窠在沉落，我在沉落。沉落中有一种荒凉感。荒凉感是慢慢生成的……白色庄窠孤立无援。”白色庄窠的人都带着与生俱来的孤独，怀着保持高贵尊严的矜持在尘世行走，自觉与以加告街为代表的流俗社会保持距离。然而，无论他们多么自持，都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大潮裹挟、操纵，无力控制命运的航向。白色庄窠是周王氏为了抗拒加告街的喧嚣与流俗打造的精神家园，这里的每个人都用过力，与流俗对抗，却无一不被流俗打败。周王氏姥姥之外，白色庄窠里的人们：周特、周梅、周雪芹、卡尔罗、卢里……一个个为逃避命运中的凶险离开白色庄窠，却不知更大的凶险早已埋伏在路上。白色庄窠的第三代主人卡尔罗目睹了家族的悲剧后，选择外出生活，“在海北州，他不但日渐变得苍老，也日渐沉默，昔日他眼中的尖锐的光已经消失，他沉默中潜藏的巨大执著力也似乎永久沉落了。”与命运搏击之后，他带着满身疲惫，不得不回到家乡，白色庄窠里残存的祖先气息也许可以救治他孤苦无依的靈魂。卡尔罗这个形象告诉读者，人生就是不断迁移的行程，迁移就得适应和改变。实际上，人生就是不断被改写的过程。白色庄窠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全部细节，白色庄窠终不抵外部世俗社会的侵袭，年轻一代带着憧憬从这里走出，又带着累累伤痕归来，只有故乡的宁静能够安抚他们悬空的灵魂，安放他们漂泊无依的心灵，他们的回归都带着治愈精神隐疾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孤独如影随形，《白色庄窠》切准了现代人的精神特质，“孤独应对的是喧嚣，广泛而持续的喧嚣。”谁不是畅饮孤独，泯于喧嚣的，谁就可以超越本我，实现自我。然而，超越与实现谈何容易！《白色庄窠》中的人都有一种源自生命深处的孤独，孤独既是生命的本然状态，也是人物终生都在抵御的状态。母亲周梅的孤独是显现的，两个男人先她而亡，把伤痛留给了她。阿姐周雪芹带着对初恋的怀念嫁人，终因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与初恋对象幽会时被丈夫发现，导致两个男人因她而亡，再次出嫁，没有爱的婚姻无法存续，她退守白色庄窠，只剩下孤独相伴。卢雅在童年就遭遇了双亲死亡，还有谁比孤儿更孤独？好在她遇到了一家心底善良的人，周梅收养了她，周王氏以及她的子孙给了卢雅亲人般的爱，白色庄窠因此成为她的精神故乡。与女人的内心孤独相比，男人的孤独有着外在与精神的双重性，周特为了逃避不可抗拒的命运流落他乡，孤零零地死去;华尔丹身在体制内却无法融入，只能边缘化;卡尔罗面对家庭不断遭遇的厄运，束手无策却不甘待命，他逃避异乡却无法摆脱孤独，回到家乡或可治愈他的乡愁，但排遣不了他内心的孤独。卢里考上大学离开草原，在城市打拼，付出青春、善良与梦想却空手而归，情无所依，魂无所属，走投无路之际回到白色庄窠，村庄里却已没有他的位置，奔走是他生命的必然状态，孤独也将如影随形。周雪芹的初恋对象与第一任丈夫为了周雪芹而决斗，事实上也是与自身的孤独决斗，结果是他们杀了对方，也杀了自己。他们没有打败孤独，反而被孤独所杀。卢加尼是孤独的，他从印度尼西亚来，无亲无故，偶然走进白色庄窠，感受到亲人般的待遇，从此把白色庄窠当成心的驿站与灵魂故乡，他与卢雅两个孤儿相互取暖成为他们人生最温情的记忆。外来者的身份使他终生保持着梦想的本能，他制作热气球独自飞上天空也是梦想之举，他期望通过飞翔回到故乡，他的梦想以失败告终，这说明他在融入德鲁以及白色庄窠的同时还有疏离，这种疏离让我想起《百年孤独》。《白色庄窠》可以看作张存学向西方经典的致敬之作。

意象的独特使《白色庄窠》呈现出一股西方古典油画的色调。白色庄窠因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打上了时代与个人气质的烙印，显得沉郁、宁静、凝重。与白色庄窠里的宁静与沉郁相对应的是加告街的喧嚣与动荡不安，加告街就是这个时代城镇生活的缩影，信仰缺失，投机倒把的人和事层出不穷。而白色庄窠则是灵魂的归宿地，信仰使人安宁，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安宁使白色庄窠里走出的人都把回归，安放灵魂当成最后的目标。全书浸透了一种返乡者的孤寂落寞。倒叙、意识流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境交织呈现，反映出这些从故乡出走，带着创伤的回归者无法隐匿的悲伤、孤寂与绝望。

当然，现代性与先锋性并没有淹没《白色庄窠》作为西部小说的“三性”。西部小说的神性体现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世俗之人周王氏，一个是喇嘛切央，前者是宗教在世俗层面的代表，后者是宗教神秘性的化身。以白色庄窠为圆心形成的村庄里，人员复杂，藏、汉、回多民族杂居，宗教、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牵制，多民族碰撞、交融，使得这个村庄呈现出一种别处没有的神秘气息，人物生活在各自的精神窠臼中，人人又不得不伸出精神的触角，融入时代与集体中。信仰佛教的周王氏姥姥生养了几个没有信仰的子孙，没有信仰的后代犹如在夜里赶路的人，他们在尘世里打拼，遭受尘世碾压，但没有丢失做人的底线，因为他们心中还活着一位有信仰的人——周王氏，她是白色庄窠的灵魂，那些在外面迷失了方向的人回到故园，才能在记忆的迷途中找回自己。她是子孙后代灵魂的摆渡人，由她执守的母性温柔与坚韧给每个回归者以力量与抚慰，使得回归者、漂泊者都在白色庄窠里暂时找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