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村净土寺历史质疑与浅探
时间：2021-01-29 20:16: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孟满喜
净土寺，位于介休市张兰镇史村南二里，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万历年间屡次扩建。佛殿五楹，禅房数十间，僧寮七楹，并有琉璃宝塔一座，占地三四十亩，可见其规模宏大。
隆庆元年（1567年），俺答兵劫介休，该寺僧人明晓招呼史村百姓千余人避于寺中，饮食三天，都获安全，由是名声大振。现存五部旧版《介休县志》都有记载。
但是，我在翻阅现存五部《介休县志》时，发现其中对净土寺始建年代、复修年代、复修原因、复修者身份的记载前后矛盾。最近发现两块古碑新证，试做些浅探，对其错误予以纠正，以对本土文化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净土寺历史推断
航拍净土寺遗址
康熙《介休县志》卷二“寺观”载：“净土寺，在县东四十五里史村寨”。该志“艺文志”有万历十三年（1585年）孝义梁明翰所撰《创建真武庙记》，并无后志所载同年同人所写净土寺碑文，这大概是此志无净土寺始建年代和始建人的主要原因吧。
乾隆、嘉庆《介休县志》都在卷三“坛庙”中载：“净土寺，在史村，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建，万历十二年（1584年），僧明晓先后修葺。孝义廉访使梁明翰撰记。”
光绪《介休县志》地理志“古迹”载：“史村净土寺，明僧明晓募修。”无确切始建和修葺年代，是不是当时修志者己存质疑，不得而知。
民国《介休县志》卷十六“坛庙”中净土寺历史，与乾隆、嘉庆县志所述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汾州府志》卷十六“寺观”载：介休县“净土寺，在县东五十里史村寨上，庶吉士杨元祥撰记”，并无万历十三年（1585年）介休净土寺碑记，故无该寺始建年代。但比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介休县志》晚一年，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汾州府志》卷二十四“祠庙”中，又把万历州志关于介休净土寺记载删了，是何原因，不知其然。
按旧版省、州、县志所载寺庙体例，“建”和“创建”为始建年代，“修”“重修”“重建”为复修年代，无始建和复修年代时，就写“某某寺（庙），在某某村”。
据此，乾隆、嘉庆、民国年间的县志确认史村净土寺始建年代为“明嘉靖四十五年建”、复修为“万历十二年僧明晓先后修葺”，表述十分明确。
但是，乾隆、嘉庆《介休县志》“艺文卷”载：万历一十三年（1585年）孝义梁明翰“修史村净土寺记”，全文如下：
清代《介休县志》中净土寺记载
史村之有净土寺久矣，明晓上人卓锡之。明年，聿新旧宇，为一方壮丽道场，此僧家供养瞿昙，不为懒慵道人，无足异也。先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俺答内寇，掠自绵山之阳，军士多杀伤，廑朝廷西顾之忧，台臣檄县郡修整封堠里堡，为保聚计。史村有寨虽久，卑隘不足恃，而寺离寨南二里地方，三十亩有奇，四面高崖，环以深涧。车马不能过。惟南一线微径，仅通人行，形势若天堑然。上人谓，数年后邑中尚有兵劫，此寺址险固，足以备不虞。爰持钵告檀那布金，改佛殿三楹为五楹矣。筑禅房数十间，市田七顷，聚僧徒十余人，朝夕诵法华不辍。乡人咸目为高僧，敬礼之。越丁卯，为隆庆元年，寺方修葺，而寇陷石州，复自向阳峡焚劫县境。上人乃悉呼邻寺居民，携老幼避入此者千百人，遍给饘粥。凡三日，寇始退，咸获安全。于是一方之民谓：上人非但戒行高洁，其知见广大深远，能度一切众生苦厄。如法华导师，多诸方便，于险道中化作一城。是时，疲极之众，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稳思。抑如如来，生住于种种之地，所谓解脱相也。众既感德不已，而上人犹思预弗己，续建僧寮七楹。此心直是空际法云，欲遍覆世界。众更颂其功之无量无碍，谓不可不昭示来兹，特走数十里问余为记。余曰：善哉，佛法慈悲，上人欲度尽大千方证菩提乎？今之牧民者，各有解倒悬登衽席之责，而视官若传舍，不肯忧民之忧，素餐尸位，如粥饭僧者何可胜道？上人不过绀园一开士，而能俾千百生灵免于锋镝，厥功实非浅鲜，无论预识劫灰，即其有備无患，皆牧民者之所闻而滋愧也！余邑梵刹所在多有，而搀枪向处，百姓呼号惊窜莫之能救，言之至今痛心。噫！天下安得胥上人者而保我黎民哉！上人，蒲郡僧也，闻杨襄毅公谓其世尊化身，信然。
读此碑文，问题来了：
一是该寺始建年代不是“嘉靖四十五年建”，而是“久矣”，嘉靖年间只是将原“佛殿三楹”改为“五楹”，同时又“筑禅房数十间”。
净土寺明嘉靖二十二年残碑
二是这么大工程，以当时的条件，在离史村寨二里远，只有一条小路可行的地方，一年可能完成吗？如是次年完工，按古代行文格式，应写为“越明年”，此文却是“越丁卯”。本文确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介休遭俺答兵劫后，明晓说“数年后邑中尚有兵劫”“爰持钵告檀那布金”，才开始化缘筹资，怎么突然次年就建好？难道是政府重点工程，财政拨款？且本文开头称“净土寺久矣，明晓上人卓锡之”，分明已经确认明晓早就在此居留，岂是一年？
康熙年间的县志因无此碑文，故未载此寺始建年代。乾隆及后志，均依此碑文确认为“嘉靖四十五年建”，就是始建，是否存些轻率与欠妥？
据上推断，笔者以为，明晓此次复修，应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之间，记述宜为“始建不详，嘉靖年间明晓修葺”，较为符合历史史实。
明晓原是何处僧人
各种县志均载为修复净土寺者为僧人明晓。那么，明晓原来就是本寺僧人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一块新发现的古碑。
2018年6月17日，我在史村禅慧寺东配殿南角见一古碑，仅识二十余字，回来以照片告知好友、碑拓专家陈全。他说有拓片，四天后专门送来，令笔者欣喜感激不已。次日，我逐字辨认抄录，全文如下：
（无前款）
大明之世，遭□□事，人民惊恐，遇虏患而世界不平（焉）。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岁在壬寅，七月初一日，达贼入境，杀抢（多）方，遇女男而□劫虏，逢老幼任意伤残，血（流）遍地，白骨盈郊。诛父子情深割断，杀人妻恩爱离难，家家父南子北，户户□□财散。尸灵认的者，各家埋在坟土，不辨者在野外沙滩，尸骸□便恶犬食。尝有本村禅慧寺僧人遗秀、南张村观音堂僧人真千，见得生灵无主□□，诚心建枉墓，方境数十余具尸骨，尽一埋在枉墓之中，并村众人等同发善心，各舍资财，请僧做三昼夜水陆大斋，超度生天者矣。
木村会头 宋仲礼 平遥县会头 程友庆
史村净土堡远景
并本村一会众信人等
功缘人 宋□秀 宋仲义 王甫 张信义
同起意人 宋良用 宋仲雄 真千 祖莲 遗秀 祖鹰 道智
观音堂僧 明晓
女善人 吕氏 侯氏 梁氏 郭氏 贾氏
□工人 宋官 侯优伦 宋公路 宋真□ 王子千
平遥县七同里石匠 郭坚
明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吉旦书
请注意，正文已有“南张村观音堂僧人真千”，后面又将真千列在“同起意人”中，紧挨下面专列“观音堂僧 明晓”，但并未在此处观音堂前注明“南张村”，肯定不是疏忽，应是另有含义。
史村现存观音堂一座，或许明晓就是这座观音堂的僧人。如果真这样，那么史村观音堂的历史也很久远。
联系碑记“史村之有净土寺久矣，明晓上人卓锡之”的记述，可能是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兵劫后，明晓从本村观音堂迁于净土寺“卓锡”。
因此，推断明晓原为史村观音堂僧人，后为净土寺僧人，更为妥当。
明晓修葺净土寺动因探究
梁明翰所撰碑文，确认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兵劫后，明晓为保百姓躲避兵祸而修葺。
先看关于俺答入侵介休的記载：
康熙《介休县志》卷一“兵劫”（附）：“嘉靖二十一年，蒙古大举入寇，至城下。遍地举火肆掠，攻破石屯、王里二堡。”“隆庆元年，九月十五日，蒙古大举入寇，自汾阳向阳峡入，四乡多被杀掳焚劫。”
乾隆《介休县志》卷一“祥异”：“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入寇，直薄城下，破王里、石屯二堡。隆庆元年，九月十五日，俺答自向阳峡入境，多被杀掠。”
嘉庆《介休县志》卷一“兵祥”：“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朔，介休昼晦，星见如深夜，俺答大举入侵，直薄城下，破石屯、王里二堡。”“隆庆元年，九月十五日，俺答自向阳峡入境，多被杀掠。”
民国《介休县志》卷十二“兵防略”：“明嘉靖二十一年，七月朔，昼晦星见，如深夜。（下同）”
比对以上记载，有以下不同：
入侵者称呼不同：康熙县志称入侵者为“蒙古”，此后县志均称“俺答”。古代蒙古族有多个部落，称“蒙古”过于笼统，“俺答”指向更具体确当。
入侵时天候不同：康熙、乾隆县志没有天候记述，嘉庆县志记述为：“七月朔，介休昼晦，星见如深夜”，民国县志记述为“七月朔，昼晦星见，如深夜”更简洁些。
入侵地点先后不同：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入侵，康熙县志为“攻破石屯、王里二堡”，乾隆县志改为“破王里、石屯二堡”，嘉庆和民国县志又改为“破石屯、王里二堡”。按照地理位置，先石屯、后王里更为妥当。
应当注意，以上旧志，并无俺答兵掠史村的记载。
按万历十三年（1585年）《修史村净土寺记》碑文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兵掠介休后，明晓预见“数年后邑中尚有兵劫”，就去化缘筹资修葺净土寺，各版旧县志又载隆庆元年介休遭兵劫的“七月朔，昼晦星见，如深夜”。这样，就使明晓预言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这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碑文中，明确记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介休遭俺答兵劫后，“台臣檄县郡修封堠里堡，为保聚计”。说明朝廷对各地官民僧道已有防范要求，这是明晓修寺时的政治大环境。
新发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碑文，详细记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血洗史村的惨状。明晓作为本村观音堂僧人，既是惨案见证者，又是水陆大斋的诵经僧，于是产生修寺的愿望和行动，以保护村民免遭再次涂炭，这才是历史真相。
修复净土寺的新发现
现有史料记载，最后是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僧明晓先后修葺”。但是，新发现的碑文记载，二十八年后的万历四十年（1612年），还有过一次大规模修缮。
2018年6月24日，我专程考察净土寺遗址草丛中的残碑。没有上款，下款为：“万历壬子孟夏中吕□生有八起立”，万历壬子即万历四十年（1612年）。刻有“介休县涧武里人家”“介休县城里罗城”“平遥县七洞村信士李世德施银二十两”“汾州府汾阳县冀家庄赵天星施银五两、地十亩”，共计二三十人，名后均记所捐银两或地亩数额。
看完后我让史村支书、村长等人将碑翻过来，用水清洗干净，细看半天，既无上款，也无下款，密密麻麻名字接名字，足有几百个人，名字上有介休县、文水县、平遥县等县名。碑头残破，仅留一个“碑”字，认定为该碑正面。几人推测说，好像都是劳工的名字。我说，无上下款，这种碑还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仅从背面所捐银款与地亩数额之大，正面人数之多，涉及介休、文水、平遥、汾阳四个县份，足见万历四十年（1612年）这次修缮规模堪称净土寺史上之最。
笔者史村文发表后，市博物馆段青兰说：“净土寺原有琉璃宝塔一座，后毁，残件现存我馆。”也可佐证当年净土寺修复后的规摸和辉煌。
难怪史村老人们说“净土寺原来共有48院”，并说净土寺“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庙塌庙修。”
最后，要强调指出：万历《修史村净土寺记》的结尾，赞颂僧人明晓为保村民不受兵劫，数次修葺寺庙善举后，斥责“牧民者”即为政者，“视官若传舍”，把官位当做祖传房舍，“不肯忧民之忧，素餐尸位。”同时叹道：“余邑”，即孝义“梵刹所在多有，而搀枪向处，百姓呼号惊窜莫之能救，言之至今痛心”。
这些责问和感叹，即便在今天，仍然有深刻的警示和教育意义。
以上浅见，错讹难免，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笔者不胜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