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前东胡族系多元与动态性游牧生产研究

张博

摘 要：相比于资料较为丰富且有民族语言文献的契丹与蒙古，10世纪之前东胡族系游牧生产的研究相对薄弱，且有被固定化、同一化的倾向。通过对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东胡族系部族在牧业生产环境、牲畜结构、游牧生产方式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不同部族随着迁移，接触到了更为多元的牧业生产环境，进而影响到其牲畜结构与游牧生产方式。由此可见，东胡族系游牧生产并不是一个长期固定的同质化模式，其内部具有多元性，且随着牧业生产环境的不同而动态变化。因此，在面对东部族系的游牧生产及社会问题时，应该打破均质、固化的观念，用多元的、动态的眼光去认识和分析。

关键词：东胡族系;游牧生产;多元性;畜牧史;历史地理;环境史

中图分类号：
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4 - 0027 - 07

多年来，学界关于东胡族系游牧生产的研究取得了較为丰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契丹与蒙古民族，1对10世纪之前东胡族系诸部族游牧生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虽然有多部关于东胡族系民族的优秀成果产出，2但或更为关注族源、政治、文化、风俗等问题，对于游牧生产的分析涉及有限，或仅局限于某个具体民族，缺乏整体关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史料的稀少，以及这些民族没有大量本族语言文献传世，使我们对于诸如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东胡族系部族的游牧生产逐渐产生了固化的认识，往往将其视为是一个同质化生产方式的长期延续，进而将上述诸部族视为同质化的游牧民族。本文将主要借助相关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和环境史的相关理论，重点对10世纪之前东胡族系中东胡、乌桓、鲜卑、室韦、柔然等部族的牧业生产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牲畜结构、游牧生产方式进行分析，揭示上述游牧部族游牧生产的多元性与动态性。

一、多元、动态的畜牧生产环境

由于东胡族系主要活跃于纬度较高的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因而对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众而言，其地的低温是最为突出的印象，这种由于纬度地带性差异而带来的直观感觉，也逐渐成为对牧业生产环境的一种固化认识而被沿袭。故传世汉文典籍对于辽金之前东胡族系畜牧生产环境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往往都重点突出其荒、寒，如柔然地区“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1]817;吐谷浑地区“地常风寒”[2]1026;室韦所居地区“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3]2224，以至“马溺至地成冰堆”[4]907;甚至拓跋鲜卑所曾居住的水草肥美的呼伦湖一带，亦被杜撰出来的神人评为“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3]2等等。

这样仅侧重于将牧业生产环境与荒寒气候等相联系的固化认识，使人们将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分支势力的牧业生产环境往往视为一体，且长期固定不变，从而忽略了其内部的多元性与动态性。实际上，在牧业生产过程中，除气温条件外，还有诸多因素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决定牧场产量的水分条件。1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到东胡族系牧业生产环境中纬向变动的气温，更要关注到其经向变动的水分及植被等条件。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东胡族系虽多起源于蒙古高原东部、东北平原西部的森林草原过渡带，但随着各支系的迁移，使他们所面对的畜牧生产环境也极为多样，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不是单一固化的。

（一）森林草原过渡区

早在战国末期，我国北方就已形成了“东胡强而月氏盛”[5]2887的局面。关于当时东胡的分布和活动范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较为清晰地指出了东胡活动的四至：即东南二面自造阳（即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至襄平（即奉天辽阳之北边）;东北至哈尔滨以南，铁岭以北一带的平原;西达大兴安岭，北抵黑龙江一带;2林幹先生则认为：“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旧昭乌达盟）、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6]22总之，东胡势力的主要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湖、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7]42。

这一区域地跨东北平原西部、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在地形地势上，其内部虽有大兴安岭纵贯，但由于其与蒙古高原之间的高差较小，因而大部保持着较为平坦的地势。在气候条件上，虽然古今气候不同，但受季风气候及经度地带性规律影响，使该区降水总体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位于蒙古高原东南部、大兴安岭迎风坡的诸如今赤峰及其附近地区，享有着相对较好的水热条件，而这也是东胡活动的核心地区。在植被方面，该区相当部分为森林草原过渡区，具有质量较高的草甸草原。此外，该区还有诸如西拉木伦河等诸多河流提供水源，总体有着较好的牧业生产环境。正因如此，东胡、乌桓、鲜卑、室韦等诸部族最早均在这一地区兴起。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该区是森林草原过渡区，因而在具有优良的畜牧生产环境的同时，亦有较好的渔猎生产环境，两种生产方式也往往被当地民众并举进行。在这种环境下的畜牧生产也往往与典型草原地区的匈奴等游牧势力有所不同。

（二）日益多元化的牧业生产环境

匈奴攻破东胡势力后，东胡族系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兴起的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诸部族随着自然环境及时局的变化，开始进一步的迁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其所面对的牧业生产环境也更为多元。如乌桓与鲜卑诸部从“北起西辽河北岸巴林左旗、南到长城外，西起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东至辽源”[8]198的森林草原生产环境，逐步向西、向南迁移、扩展至蒙古高原中西部的典型草原区及部分荒漠草原区。该区多处蒙古高原腹地，除阴山等山脉外，少有阻隔，地势平坦极为开阔，可“极望数千里”[9]2357，且草本植物为绝对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大规模和长距离的游牧。但相较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该区在气候上更为干燥，降水量和河网密度均相对较小，草场的生产力等方面有差异，总体的畜牧生产环境其实已与之前的森林草原有所不同。

又如9世纪后逐渐进入蒙古高原腹地的室韦诸部，特别是迁入漠北地区的部众，他们不仅要面对着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而且由于蒙古高原北部的地势高、山地多、起伏大，1因此与其之前的牧业生产环境也大为不同。而诸如乞伏、秃发鲜卑迁至河西地区，吐谷浑则更是扩展至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以及且末、鄯善一带，更是与蒙古高原不同的畜牧生产环境。如吐谷浑地区“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2]1026。“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毙行旅”[10]1842，牧业生产环境已与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同族民众有很大不同。此外，深入华北及其以南地区乌桓、鲜卑等族部众，则面对着广大的农耕地带，这是一个与牧业完全不同的生产环境，不仅有新的植被和畜种，更有异质的社会组织和土地利用方式，因而对其牧业生产的结构与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不同于游牧地区的同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东胡族系各个时期的分支势力多经历了迁移的过程，因而其分布范围应时而异，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初期多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及东北平原西部的森林、草原过渡区，之后因灾害、战争等种种原因，逐渐向南、向西散布于整个蒙古高原，部分势力也迁移至华北、河西乃至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因此，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势力的牧业生产环境是多元且处在变动中的，这对他们的牲畜结构、牧业生产方式等均产生一定影响，并使相应的生活方式、风俗文化等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各个部族和各时期的特点，并没有均质划一。

二、多元、动态的牲畜结构

不同时期牧业生产环境的差异，使东胡族系各支势力的牲畜结构，以及各牲畜的地位均有所不同，且随着牧业生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东胡

关于早期东胡的牲畜结构，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仅从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5]2889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牲畜已经成为东胡社会的主要财产，而对其牲畜结构的探析则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的支持。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朝阳十二台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所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中，分别有铜马具及大量动物骨骼出土。2如在被学界广泛认可为东胡遗迹的井沟子遗址中，出土了马、牛、绵羊、驴、骡、狗 6 种动物共计98个体骨骼。其中，马（占37.3%）、羊（包括绵羊与山羊，占25. 5%）、牛（23. 5%）的数量最多。塔拉等人据此指出：“东胡所用的牲畜基本是适合于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放养的动物。而且，马的地位在畜群中显得尤为突出。”[11]85此外，他们还认为：“墓内未发现猪骨，也未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或农产品，反映了畜牧业在居民经济生活中当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从畜群的构成特点看，这种畜牧业在生产方式上当具有一定的游动性。”[13]86当然，这些结论只能是对东胡牲畜结构的一个推测，1还需要大量遗址发掘去加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东胡已经有了较为多元的牲畜，而且由于这一时期东胡活跃在森林、草原过渡区，这里较为湿润，有高产的牧草，更宜于牛、马等大牲畜生存，因而这两种牲畜在牲畜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且拥有更高的地位，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考古遗址中马具及马、牛骨骼的大量出现。

（二）乌桓、鲜卑

到了乌桓、鲜卑诸部活跃时期，畜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10]744，祭肜将其击退后，“获马数千匹”[10]745。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实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10]2963，可见当时乌桓及鲜卑牲畜之盛。关于这一时期乌桓、鲜卑的牲畜结构，王明珂先生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汉军从乌桓、鲜卑掳获牲畜的记录中只有马、牛，而无羊，这与匈奴、西羌有很大不同。他通过分析指出：“狩猎对森林草原环境中的鲜卑、乌桓之重要性，远大于它们在匈奴与西羌游牧经济中所占分量。相对的，鲜卑与乌桓不如匈奴与西羌那样依赖畜产，或者他们的畜产可能较少，特别是需人力照管的羊。”[8]201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森林草原交错环境下的牧业生产确实与典型草原的畜牧业有一定的不同，特别是在牲畜结构上。且当时乌桓、鲜卑活跃的地区为蒙古高原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确实有利于马、牛这样的大牲畜生活。因而大牲畜在其牲畜结构中占有相对较大的比重，这点在早期鲜卑墓葬中的殉牲中也有体现。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羊在乌桓、鲜卑的牲畜结构中不重要。在汉军掳获的记录中，羊的记录虽少，但《后汉书》载：“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10]2981可见，乌桓每年是要定期向匈奴交纳相当数量羊皮的，因而无论其狩猎业多么兴盛，羊始终是其牲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鲜卑地区有“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10]2985，其中亦有羊类的存在。

随着乌桓、鲜卑诸部活动范围的扩大，其牧业生产环境如上文所述发生了较大变化，而通过对外战争的掳获，在牲畜数量、种类上丰富化。如拓跋鲜卑在迁至阴山一带的典型草原区后，通过战争获取了大量的牲畜，建国二十六年（363年），拓跋什翼键“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3]14;二十七年（364年）“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3]15;三十年（367年），征卫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3]15。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可以收割和长期贮藏的粮食作物，对于游牧政权来说，牲畜作为活体的价值远大于宰杀后的价值。因此，游牧势力在掳获大量牲畜之后，除一部分用于食用、交易外，相当部分仍是要融入己方畜群继续牧养的。这对其牲畜结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说早期鲜卑的牲畜结构中羊的比重较小，那么到这一时期，羊的数量已大为增加，并且逐渐成为牲畜结构中的主体。而随着拓跋鲜卑向华北一带迁移，开始接触农牧交错带上的农业生产环境，其牲畜结构中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南齐书》载：“北魏皇室婢使千余人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2]984与农业密切相结合的猪成为牧业生产的组成部分之一，可见新的牧业环境对其的影响。此外，吐谷浑西迁至河西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面对着与蒙古高原有所不同的牧业生产环境，亦有不同其他鲜卑部众的畜种，如蜀马、牦牛，以及能日行千里的波斯草马等。

（三）柔然

柔然势力辖境辽阔，因而其牲畜与畜产品的数量十分可观，如高车击破柔然大檀可汗后，“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3]2293。北魏击破柔然吐贺真可汗后，“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3]2295。北魏重臣长孙嵩等也进谏北魏太武帝，宜先击破柔然“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3]644，由此可见柔然畜产之丰。关于柔然的牲畜结构，文献中突出强调的是马，如车鹿会时期，“岁贡马畜、貂豽皮”[3]2289;高车击破柔然，掳获“戎马百余万匹”[3]2293;太延四年（438年）“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3]2294;《南齐书》在描述北魏畜产时也突出提到“马畜丁肥”[2]1023。由此可见马在其牲畜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在牲畜中居于绝对主体，如道武帝拓跋珪称柔然抄掠之时，“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3]2291，柔然兵士众多，以此可见其牛的数量也必然不少。此外，柔然无文字“將帅以羊屎粗计兵数”[3]2290，可见羊为其畜产中平常之物。因此，柔然畜产“种众殷盛”[2]1023，牧业极为发达。

（四）室韦

室韦的牲畜结构与上述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等不同，《魏书》称其“多豕，有谷麦”[3]2224;《隋书》称其“无羊，少马，多猪、牛”[12]1882;《旧唐书》载其“畜宜犬豕，豢养而啖之”[12]5357。由此可见，猪在室韦的畜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且“猪作为主要食物之一，它的养殖量一定很大，应是随地放养，而非圈养”[13]81。室韦将移动性较差的猪纳入畜牧生产中，这点明显与典型草原游牧生产不同。此外，“唐前期文献也不见室韦有‘羊的记载”[15]82，反而是数量有限的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室韦律法中“杀人者责马三百匹”[3]2221，又如“契丹畜牧之法，西夏与室韦例进马三百匹”[14]111等等，羊的缺失也与一般的游牧民族有所差异。这一奇特的牲畜结构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谢成侠先生认为：“在今东三省境内的绵羊，显然是随同草原民族的东迁而散布到那里。因原来的白山黑水地区，并无牛羊，而多是猪和马，自汉以上早已如此。”[15]145且直到“契丹强盛以后，侵向草原地区，继而女真族的兴起，亦即通过辽金两代，更因蒙古帝国的东侵，蒙古羊才向今日东三省北部的牧区生了根”[17]145。张久和先生则认为，唐以前室韦羊记录的缺失，“说明室韦的牲畜饲养业与游牧民族的游牧业经济还有差别”[15]82 - 83，且“唐末五代以来，许多室韦部落牧养了羊、驼、马和牛的数量增多，羊、马代替貂、鼠等猎获物成了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换的特产”[15]83。

上述2种观点均有相当的合理性，但除了外部势力的影响，室韦牲畜结构转变的动力应该更多的来自其自身，特别是其所面对的牧业生产环境的多元化。如上文所述，随着室韦势力向蒙古高原其他地域迁移、扩展，其所面临的畜牧生产环境发生变化，由宜牧宜猎的林草过渡区变为典型草原区，有些室韦部族甚至深入到荒漠草原区。这样的牧业生产环境与原来的环境相比，一方面，草成为植被的绝对主体，人们对于畜产的依赖性增强;另一方面，更为干燥少雨的气候与平坦开阔的地势等条件，对牲畜移動性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强，羊比猪等牲畜对于这一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的环境更为适应，这也推动着室韦的牧生产和牲畜结构也逐渐接近于典型的游牧经济。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东胡族系较早的就拥有了多元的畜种，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牧业生产环境之下，牲畜结构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牲畜之间的地位亦有差异，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认识、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而正是随着东胡族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接触到的牧业生产环境类型的增多，为之后蒙古“五畜”多元生产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这也提示我们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不可均质固定地看待东胡族系游牧势力的牲畜结构，而应该根据其具体的牧业生产环境进行判断分析。

三、多元、动态的游牧生产方式

东胡族系各支势力不同时期所遇的不同牧业生产环境与因子而形成的不同各牲畜结构，进而使其游牧生产方式也处于多元和动态变化之中。

在游牧生产中有“不可缺一的四项基本要素，就是人群、牲畜、草原和游动（转移、迁徙）”[16]12。其中，游动可谓是“联结牲畜与草原的必要环节”[18]37，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牧业生产的模式。在汉文传世文献中，对于不同时期东胡族系民族的牧业生产移动性，有着近乎一致性的描述，如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10]2979;拓跋鲜卑“畜牧迁徙，射猎为业”[3]1;吐谷浑“随逐水草，庐帐为屋”[17]2537;柔然“随水草畜牧，以穹庐居”[18]1987;室韦“冬逐水草”[3]2221等等。上述描述总体体现着不同时期的东胡族系仿佛是长期固定进行着同一种游牧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牧业生产环境及不同牲畜结构下的游牧生产的移动性亦是有差别的。唐之前的室韦诸部在森林草原地带的生产结构中，牧养有相当数量的猪，这使其在游牧移动性上与之后在蒙古高原中西部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以牛羊为主体牲畜的游牧有所不同。如《魏书》载室韦“夏则城居，冬逐水草”[3]2221，这种游牧生产方式显然与典型的游牧生产有所差异。乌桓、鲜卑等部族早期在森林草原过渡带的游牧，在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上，显然与其之后在宽阔平坦的典型草原地区的游牧有所差异。同理，在狭长的河西地区以及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游牧的吐谷浑，其游牧移动性与在平坦开阔的蒙古高原游牧的柔然也是不同的。而这些游牧生产方式中的差异，往往会因为简单文字的直观描述而被忽略，但当我们将其与具体地理环境、牲畜结构联系起来时，我们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除游牧移动性之外，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分支所处的牧业生产环境，也会影响牧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与地位，进而影响到牧业生产。如上文中王明珂先生对于乌桓、鲜卑牲畜结构的分析，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两个来自森林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与匈奴、西羌有明显的不同。相比于典型草原地区和荒漠草原地区，森林草原过渡带不仅有着牧业生产环境，它同时还有着优良的渔猎生产环境。因而早期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乌桓、鲜卑、室韦等部族的生产中，渔猎生产亦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在早期东胡遗迹的井沟子遗址中，出土了马鹿、梅花鹿、熊、貉、野兔、东北狍、獐、麝、蚌、螺等多种野生动物骨骼，以及鱼钩、渔坠等工具。1乌桓则“弋猎禽兽为事”[10]2979，“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野生动物习性的广泛了解;东部鲜卑狩猎“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10]2980;南室韦更是“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12]1883，并“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12]1883等等。多元的生产也使这种环境中的民众对于牧业生产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受渔猎生产冲击和影响游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与典型的游牧会有所不同。如乌桓、鲜卑作为“早期森林游牧部族与匈奴、西羌相比，其牲畜中羊所占的分量可能较少，且养狗比较普遍。这都符合森林草原牧民的经济生态”[8]203。而犬在牲畜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如乌桓葬俗中，“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10]2980，这在典型草原的游牧民族中是没有的。

綜上所述，由于牧业生产环境及牲畜结构的多元性及动态性，使得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支的游牧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进而对其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有进一步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不能仅凭借文字描述而将其简单视为一种固定的游牧生产模式，而要结合其具体的牧业生产环境与牲畜结构，用多元、动态的视角去分析。

四、结论：多元、动态视角考察东胡族系游牧生产

由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部分东胡族系部族没有大量本民族语言文献传世，因此对于他们牧业生产的研究只能依靠有限的汉文记载，并参考之后契丹、蒙古等族的游牧生产。在此分析过程中，一方面，汉文文献的记载多持农业思维与视角，因而对于上述部族牧业生产环境的关注往往侧重于农业所关心的某一方面，而对其他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虽然契丹、蒙古的游牧生产与之前游牧民族有相同之处，但毕竟有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我们很难断定在此之前的部族亦有如此成熟的游牧生产。因此，在材料和视角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关部族的分布和迁移地区的游牧自然环境入手，去管窥其牧业生产的特点与异同。

通过对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部分东胡族系部族游牧生产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牲畜结构、游牧生产方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不同时期的各部族在迁移扩展的过程中，其所面对的牧业生产环境也逐渐多元，从蒙古高原的森林草原过渡带，到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以及河西、青藏高原东部等地的草原地区。多元的牧业生产环境使其形成了有一定差异的牲畜结构，进而对游牧移动性等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形成各有特点的游牧生产方式。由此可见，东胡族系的游牧生产并不是固定的同质化的模式，而是具有多元性和动态变化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游牧民族的多元性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们今后在对不同时期游牧民族游牧生产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始终持多元、动态的观察和分析视角，立足于不同部族的具体牧业生产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牲畜结构、游牧生产方式等去做出分析，要避免均质、固化的思维模式，以此才能较为准确地认识具体游牧民族的牧业生产方式，进而对游牧民族社会发展，以及与中原王朝关系等重要问题的分析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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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Study on the Multiple and Dynamic Nomadic Production of Donghu Family before the 10th Century

ZHANG Bo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 -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Qidan and Mongolia， which are rich in data and have ethnic language documents， the study of nomadic production in Donghu ethnic group before the 10th Century is relatively weak and has a tendency to be fixed and identical.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livestock structure and nomadic production mode of the Donghu ethnic group before tenth Century（such as Donghu， Wuhuan， Xianbei， and Shiwei）， it can be found that with the migration of different tribes， they hav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ore diversifie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environment， which further affects their livestock structure and nomadic production mod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nomadic production of Donghu ethnic group is not a long-term fixed homogenization mode， and its internal diversity changes dynamically with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 environ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the nomadic production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eastern ethnic group， we should break the concept of homogeneity and solidity， and use a diverse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Key words：
Donghu ethnic group; nomadic production; diversity; animal husbandry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environment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