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与死神》的互文性辨析
时间：2020-03-27 07:58: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俄罗斯当代作家维·叶罗菲耶夫从人性之恶出发，其短篇小说《少女与死神》采用互文的手法对高尔基的同名童话诗《爱战胜死》的观点进行戏拟，并消解了“人多么自豪”的理想化人格塑造，对比赏析两个文本，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同题作品立论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维·叶罗菲耶夫 《少女与死神》 互文性
近十多年，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维·叶罗菲耶夫的文学观及文学创作被我国学者关注、译介和研究，尤以侯玮红、刘文飞、林精华、陈建华等为其代表。叶罗菲耶夫善于从经典文本中选取引文，展开自由联想、戏拟，揭示出引文别样的含义，从而达到解构思想和美学效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他于198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少女与死神》与高尔基同名童话诗放在互文性关系中进行对比赏析，一窥其创作的叙述策略及特点。
一、对“爱战胜死”的戏拟
互文性最早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①。吉拉尔·热奈特认为互文性手法的特点是共存，即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比如引用、暗示、抄袭、参考，还有一种他名之为“超文性”的派生关系，其形式为仿作和戏拟，他从词源角度解释戏拟是在一旁走调地唱，或者反着唱，或者是用变调唱。“戏拟的目的或是出于玩味和逆反，或是出于欣赏，戏拟总是从经典文本或是教科书里的素材下手。”②
高尔基的童话诗《少女与死神》描写了一位谈恋爱的少女无意冲撞了皇帝，面临死亡的厄运，她请求死神给予她幸福的一夜，最终创造了活下来的奇迹。当斯大林听高尔基朗读后评论道：“这篇东西比歌德的《浮士德》更强有力（爱战胜死）。”③
叶罗菲耶夫的小说《少女与死神》由这句评语戏拟开来，首句说有一起备受关注的谋杀案，为小说定下不祥基调，继而回忆一个充斥死亡的里院，每天清晨都有大量死于意外的尸体从停尸间送出，此后“我”迷恋上这个里院。迷恋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在里院能够看见人间万象，二是能从死人脸上辨读出他们的细微苦痛。作家刻意强调“意外”正好回应了童话诗中少女遭逢意外的厄运，言外之意是如果爱能够战胜死亡，何以每天有如此多的人死于意外？可见真实的世相只能在死亡中存在，并未在爱的神迹中显灵，没有亲身经历过意外死亡苦痛的乐观主义者所宣传的“爱战胜死”，如此被人信奉，实则是不堪一击的“谎言”。作家直奔主题地戳穿了“谎言”，有力又令人惊骇。
恋尸癖影响到“我”的生活，“整个世界被劈裂了，树叶开始散落，语词分裂成一个个独立的字母，字母又变成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④，形象地描绘出人与人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或者沟通无效的境况，表现为“我”在看电影和看戏时都有反常举动，哈哈大笑或厌恶地呕吐，并不愿与妻子同睡，理由是“你觉得爱情会战胜死亡吗？”这是积压在人物心底对“爱”的蔑视。对有恋尸癖的人来说，死亡比鲜活的爱情更有生命力和魅惑力，作家又一次戏拟了“爱战胜死”。
恋尸癖使“我”要将偶然的事件变成自由与意志的盛典，回应了童话诗中少女偶然冲撞了皇帝，而皇帝以他的自由和意志随意地判处少女死刑。小说中诱发行动的偶然事件是“我”对一面之缘的浅发女孩的爱恋，为了和她重逢，“我”精心策划并残忍杀害了她的女伴，葬礼上“我”竟想不起来浅发女孩的样貌，葬礼后她如鬼魅般来到“我”的身边。高尔基笔下美丽、勇敢、活泼的少女形象被颠覆，叶罗菲耶夫笔下神秘、邪恶的浅发女孩的到来仿佛一道阴影投射在“我”的心里。两个文本中的少女，有着象征意味，高尔基的童话诗歌颂的是爱神厄洛斯，叶罗菲耶夫反其道而行之，热情歌颂死神塔纳托斯，“我”从里院里获得的并不是悲观、忧伤的情绪，而是“死亡带给人的洞穿一切的精神馈赠，我学会了冷静地评价死亡的高贵与纯洁”⑤。结尾处对“爱情定会战胜死亡”的肯定，显然是作家的再一次戏拟，他所肯定的是爱情可以创造死亡。
二、对“人多么自豪”的消解
在普希金开创的“黄金时代”和高尔基代表的苏联文学时期，作家们坚守着文学作品改造人心、重塑灵魂进而改造环境的任务。文学艺术家为俄苏文学大花园贡献了形形色色的令人同情的“小人物”、抵触现实的“多余人”和勇于开拓的“新人”。
叶罗菲耶夫的《悼亡苏维埃文学》却认为，这正是俄罗斯文学存在的两大弊端：一是注重道德说教，给读者增加了道德压力；二是文学家常要肩负诸种职责，反而感觉不到语言艺术和形象思维的特点，只是借用一种风格完成社会任务。抛却道德压力、告别崇高之后，他的《少女与死神》捧出了一大束“恶之花”：“我”不仅有恋尸癖，还是施虐者，做了恶事又胆小怕事，唯恐别人知道，受害人的葬礼一旦完成，就洋洋得意于自己的“作品”；死者生前吸毒，是个淫妇，还是反苏分子；死者的父亲是个酒鬼；死者的丈夫脾气古怪，心理有些变态；戏剧制作人盲目自信，害了别人；兹梅耶德在婚礼的当夜把妻子扔在一边，和情人胡闹；神甫做安魂弥撒只照顾年轻姑娘的棺木，完全不理会其他老太婆的棺木，即使死亡，在上帝面前也不能人人平等。透过“我”带有色情欲望的目光，看到新一代的年轻女性都热衷于吃喝穿戴和性，她们完全没有俄罗斯文学中“圣女”的光辉形象。
叶罗菲耶夫就此消解了对人的理想化塑造，让我们看到人根本没什么值得引以为豪，人是如此龌龊不堪。甚至从20世纪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人性之恶并不是由环境造成的，卑鄙、下流、见风使舵、虚荣、懦弱、施虐都是人的无意识部分的真实面目，所以他尽管嘲讽斯大林发表的爱战胜死亡的“谎言”，承认自己属于对斯大林有怨憎的一代人，但又认为悲剧的根源不在斯大林，而在于人性之恶既然普遍地存在于人们身上，那么将人压抑到变态、疯狂的极权社会的形成，就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及他代表的某个群体或者某种制度，所有社会成员都要对这样的悲剧负责。
三、从互文性看叶罗菲耶夫文本的异质成分
互文性理论的价值在于求异，通过对《少女与死神》的互文性解读，可以看出其文本的异质成分。作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作家，叶罗菲耶夫首先反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坛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观，继而扩大到怀疑普希金、果戈理开创的人道主义传统，怀疑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
这种异质成分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却可引导我们回望高尔基的童话诗《少女与死神》，它创作于1892年，直至1917年才首次发表，二十多年不能和读者见面的遭遇和后来斯大林对它的评语绝非一场滑稽戏，何况它讲出了一个关乎人生旅途的寓言：情窦初开的少女为了获得永恒的幸福得经历重重考验，她蔑视皇帝和死神的权力，勇于赴死并战胜了死神，和情郎永远在一起，它和许多童话故事一样带着青年人幸福的梦想：找到“自我”，建立起家庭，承担起社会责任。如果超出个体生命，从整体生命来看，一辈又一辈的人类绵延至今，战胜死亡的力量不正是爱吗？
刘亚丁在《找寻“保尔·柯察金”》一文讲到曾经鼓舞人心的苏联文学经典形象保尔·柯察金、夏伯阳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大潮中被淡忘、被解构，致使浓浓的苏联情结无处寄托。⑥ 戏拟严肃、崇高之后，却未及时引入正面的思想，读者将困惑于指出了“恶”的真实性，“善”就不真实吗？描绘出文学巨塔的阴暗面，光明面就不存在吗？
19世纪末随着无产阶级力量在俄国的壮大，普列汉诺夫预言将出现新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不同于托尔斯泰，能“真实地表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他在高尔基身上看到了希望。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是早期创作的一部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的童话诗，但已具有普希金开创的文学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特质，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等作家真诚地书写当时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光明面，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们的文本等同于谎言和幻想。
那么叶罗菲耶夫文本异质性的价值何在？他用“理想作参照”，“用经典来互文”，意味着他并不想通过写作仅仅证明人性邪恶，而旨在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褊狭：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存在黑暗面，文学应该描写社会的“光明面”和塑造“英雄人物”，之后被进一步扭曲，形成了所谓“无冲突论”，小说只能反映社会的“好”或者“更好”，人物由“正面人物”拔高到“理想人物”，这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也不能指导作家更好地创作。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真实地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思考战争对人民群众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影响，塑造了并非建立丰功伟绩的战斗英雄，而是普通而不幸的人，这篇史诗性小说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承认，而是受到批判。可见，对文学本质的探求，对教条化创作纲领的反叛一直都有，而叶罗菲耶夫反叛得更彻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活僵化了的文学创作，使俄罗斯文学探索心灵的思考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①②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第42页。
③ 吕荧：《苏联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文史哲》，1954年第12期，第1页。
④⑤ [俄]维·叶罗菲耶夫：《少女与死神》，崔晓菊译，《世界文学》，2010年第4期，第30页，第31页。
⑥ 刘亚丁：《风雨俄罗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70页。
作 者：赵娟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