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俄苏《金瓶梅》研究评论
时间：2020-03-28 07:53: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金瓶梅》早在19世纪后期即进入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视野。B.П.瓦西里耶夫在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有对《金瓶梅》故事梗概的介绍;苏联时期由В.С.马努辛完成的《金瓶梅》俄译，李福清为该译本所作的序言《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直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的《中国色情》中收录的《金瓶梅》节选和А..季卡列夫撰写的导言《小说〈金瓶梅〉中的色情》，.Н.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论文集《中世纪中国的文学世界（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有关《金瓶梅》的三篇札记，以及А.И.科博杰夫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撰写的“金瓶梅”词条，俄苏《金瓶梅》研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几代俄苏汉学家对《金瓶梅》的译介与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来自异文化视角的新鲜见解，但也有曲解和误读，需要中国文学工作者及时发声予以纠正，以促进国际“金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苏联;汉学;金瓶梅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6-0063-10
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在中国争议颇多毁誉参半的《金瓶梅》，很早即进入俄罗斯汉学研究视野。1880年，B.П.瓦西里耶夫（王西里）著《中国文学史纲要》的最后一章“民间文学——戏剧，中篇和长篇小说”里，作者用53行文字专门介绍了《金瓶梅》的故事梗概，这可以说是《金瓶梅》最早的俄文意译本。瓦西里耶夫寫道：“中国人认为《金瓶梅》是最伤风败俗的小说。此书书名由小说中三个女人（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对于我们而言，《金瓶梅》揭示了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暴露了肉欲横流和下流龌龊的一面。这种劣性激发他们编制了所谓的春宫画。”[1]323瓦西里耶夫对《金瓶梅》情节的简略介绍有的地方很详细，且不失幽默。如说：“有一个场景着实有趣，当和尚们念经超度死者之时，悲痛至极的寡妇令那些抛却了红尘的修行者心驰神摇，真可谓念佛号不知颠倒，沙弥情荡，罄槌敲破老僧头。”[1]325一看便知是说《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的场面。在讲到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之后，瓦西里耶夫停止了往下叙述，只是特意强调：“还想提及一处描写著名灯节的场景。”[ 《金瓶梅》中有三回详细描写了中国元宵节（灯节）的盛况，如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第二十四回《敬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第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描写节日燃放烟花爆竹、吃看灯酒、吃元宵等节令食品的繁华景象。其中对节日烟花的描写，足令外国人大开眼界。]以及“西门庆死于精尽力竭，因为他把和尚给他的丹药都吃完了[ 事见《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失偶生儿》。但书中说西门庆因服胡僧药过量导致精尽气绝，不是“把和尚给他的丹药都吃完了”而不治。]。这样也好，这就是神职人员干的事情！”[1]327这一方面向俄国读者介绍了中国民俗和《金瓶梅》的语言艺术，另一方面也令读者联想到西方自《十日谈》以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揭露神职人员丑行的内容，有助于俄国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引起共鸣。
瓦西里耶夫指出，虽然像《金瓶梅》《品花宝鉴》一类淫秽小说的“情节可不能讲给我国的年轻人听，但其中还是反映了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更有意思的方面。我们既能看到富丽的宫殿，也能看到极其贫困的茅舍和肮脏的小店铺，还能认识其中居民的习俗、情感和追求”。他写道：“总之，我们认为，仅凭自己的观察还不能认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及其生活观，我们还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是因为欧洲人无法得窥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能依靠将人生的每时每刻都规定好了的儒家文献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长篇小说能使我们完全认识这种生活，甚至戏剧也不行，因为它无法向我们提供那些细节。从中国人所鄙视的这种文学当中，我们可以大胆地摘录内容并将其编入（当然是将来的）汉学教科书。”[1]327这就道出向欧洲和俄国读者译介《金瓶梅》的意义和价值。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2012年编印的《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2]，记载有目前馆藏中仍存世的《金瓶梅》刻本1函，11册，共23卷，每卷两回。这是一个残本，缺少第1卷、第5～24卷、第27～48卷[2]40。根据瓦西里耶夫写的回忆，当年由于俄国政府拨给他的经费不足，他在中国不得不精打细算，费尽心机与书商周旋，最终用较低价格买到所需要的好书。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汉文和满文的《金瓶梅》在巴黎书商那里“售价是600法郎”，“而当时我们买这本书却付了不到7个银卢布”[3]79。估计这套《金瓶梅》就是他从中国带回去的，只是不知当时就是残本，还是在一百多年的岁月消磨中散佚或丢失。
在俄国最早对《金瓶梅》做出全面深入评论的是20世纪初由С.Н.尤扎科夫主编的《大百科全书》。该书把《金瓶梅》译作《一个富有的好色之徒的故事》，书中写道：“长篇小说《一个富有的好色之徒的故事》，可能比长篇小说更应称之为虚构出来的传记，如果能够这样来翻译它，它展示了中国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它的作者可能是个卓越的天才：性格描写的细致性与逻辑性，对不同社会群体和事件的准确描写，令人吃惊和无穷无尽的俏皮话，有时在广义意义上是引人入胜的诗并扣人心扉;而在这部文集（很难把这部作品翻译成欧洲语言）中，这个特点又是同许多冗长的、精确可怕的、在不加粉饰的形式中毫无节制和隐晦地描写一切污秽并列在一起的。”[4]790此外，还有B.戈鲁别（1855—1908）在《中国的精神文化》一书中称《金瓶梅》是“中国的拉伯雷”写的书，他说：“自然主义的和道德教训的小说，作为历史文化文献而引起极大的注意。在大师的描写中，以充分的机智、幽默和轻佻，达到最极端的厚颜无耻。这本书准确直率地描写了被败坏到骨髓的社会。”[5]76
苏联时期由于官方对译介情色文学有严格的管控，《金瓶梅》翻译和研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根据А.И.科博杰夫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纂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金瓶梅”条提供的信息，早在1950年就有Г.О.蒙泽列尔（1900—1959）着手翻译这部小说，但他过早去世了。接替他工作的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副教授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马努辛（Виктор Сергеевич Манухин，1926—1974）在1969年11月7日完成了规模为100印张的《金瓶梅词话》全译本，这在当时差点成为西方第一部全译本。但经过苏共中央文学总局和中国学部的审查之后，这个译本被缩减了三分之二，并且缩编节译本直到译者去世三年之后的1977年才得以问世。这样就把《金瓶梅》西文全译本首出的光荣让给了西方[6]505-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