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远与庄重
时间：2020-04-26 07:59: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雄踞之处，未必是巅
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一块主要从事农业的小小的殖民地，人口稀少，文化稀薄——殖民地文化、亚洲移民文化及衍生的次文化，似有似无，还彼此隔绝，用奈保尔的话说，就像是一个“被移植来的非洲”。这里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于是他感到，他的未来几乎就是一个“死胡同”。
然而就这么一块不毛之地，居然有一个写诗的人，而且当他薄薄的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还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认认真真评价一番。荒蛮之处，居然有“思想生活的守护者”，这让奈保尔惊异不已，一如沙海里见到了一小块绿洲，即便小到近乎无有，也给了他“向死而生”的希望。他觉得，文学是无路之处的路，与渺远的远方连着。
帕斯捷尔纳克也出生在一个小地方——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黄土漫漫，枯枝层层，林间空地上，马车好像自己在走，因为刻板而恒定的生活，让马车夫选择了昏睡——闭塞与小，剥夺了歧途。帕斯捷尔纳克捡来枯枝，面无表情地扔进壁炉。烧熟了的马铃薯起了多余的皱褶，他知道已到了剥食的时分，便从烟灰里掏出来。一如乡下的工匠，不紧不慢地干活，安安静静，而没有累的样子一样，他吃得也是那么安静、从容，似乎不是为了吃，而是咀嚼着一份安于现状、终老于斯的心情。
然而他的父亲在打理好庄园之后，还钟情于画画，后来居然还有机会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画插图，也因为这层关系，还结识了德国现代派诗人里尔克，以至于有了偕帕斯捷尔纳克到火车站为其送行的场景。这个场景改变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轨迹——他知道医治生命慵懒的方剂中，有一剂最让人心旌摇荡的良药：诗。诗能给枯槁之树萌发新芽，不仅“向死而生”，而且，不再能忍受生活的平庸。
我的出生地更是狭仄，四面大山顽强地纠结在一起，抻出了巴掌大的一小块平地，赶羊的人在那里歇歇脚，把一根枣木拐杖插在那里，走时遗忘了。第二年他又走到这里，发现拐杖居然发出新芽，便把一家老小带过来，安了家，便衍生出一个小小的村落。这就是我文字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小垭”。垭，一个状形的字体，喻大山匝着的一小块平地，与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相仿佛。小垭真是咫尺之地，村东有一爿石碾，村西有口山井，村里人在二者之间循环往复，从不知山外事，也不想知山外事，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然而当支书的父亲到山外开了一次会，居然还带回两本《房山文艺》，一切就不同了。那是县文化馆的一个人散发到会场上的，不少人都扔了，而父亲出于怜惜，随手装进他的干粮袋里。书册里的风光开了我的蒙昧，才知道山外的世界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心中便生出大忧伤，感到如果一辈子活在小垭里，还不如不活。便生出一个向外飞翔的欲望，隐忍贫寒，潜心苦读，缓慢而真切地飞出山外。后来去拜访那个散刊物的人，看到那个人戴一顶米黄的鸭舌帽，面目黧黑，无灵光样相，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播撒了灵光，感到文学真是一种类似羽翼的东西，轻，却可以致远。
奈保尔幸运的是，特立尼达那个地方不仅有写诗的，而他父亲居然就写小说。父亲努力把身边的事情都装进他所认为的“短篇小说”。但父亲的文学一辈子都在低地徘徊，影响从来没有跨过本地域的那排由庄稼编成的栅栏。日子的凡常，生活资源的稀薄，笔底生出波澜是很难的，便刻意地设置“巧妙的结尾”，终至让人感到虚假、可笑。但是，在奈保尔眼里，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壮”——因为父亲的努力，让他懂得了“何为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艰辛，给了他足够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他到“别处”去寻找生活，文学坐标也对应着特立尼达的生活，便避免了“轻浮”与“精神的漂泊”。
后来的奈保尔有了一重真实的感受——走出生地，云游四方，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是必需的，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眼界、才会有心胸、才会有联想的能力。但是，在广阔的世界里游弋不止的人，也往往会迷失自我，踏上一条不归路。他曾痴迷于毛姆和亨利•詹姆斯文字，并试图用他们的方式写。但是，却总也找不到写作的自信和“如释重负”的感觉，写出的作品，也缺乏独特气韵，给人的印象是似是而非、似曾相识、似有实无，终不可取。他最后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自己处理素材的方法——用他的特立尼达生活经验，比照他的英国生活经验，融会他的印度生活经验——抬头看路，回到“原点”写。所以他说，我的素材与他人的素材之间差别太大，只能走自己的路，让自我“在场”——“这里根本就没有文学共和国！”
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自己的幸运。他籍籍无名时，正巧遇到了鼎鼎大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后者的意气风发、激情四射以及《列宁》、《穿裤子的云》发表后，莫斯科街头争相传颂、群情激奋的情景，让他感受到了文学的崇高及伟大——“文学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甚至是社会生活。”所以他坚定了“为文学而活”的信念。马雅可夫斯基的高蹈与躁厉，导致了最终的毁灭，让他感到，文学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但是，在刺痛和阴影中，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文学理性：文学是“冷的”，是“向下”的，莫斯科只能制造“传声筒”，而不会创造出纯粹的文学。
他又回到了那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在燕麦田埂上，在瑟瑟的桦木林中，在深陷而坚硬的车辙里寻找“实生活”的意象，忠实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潜心于他的“最高准确性”的文学追求。到了后来，苦难与岁月，终于兑现了对他长期的忍耐理所当然的奖励。他给人的启示与奈保尔是一样的，在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的价值实现，离不开他的莫斯科“出走”。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虽然“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写得好”，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都拥有“俄罗斯本土以外的生活”。面粉自身本无酶，酶是人加进去的——“别处的生活”是酶，拿到本土来发酵，才有独异的思想植株借势而长。这或许就是评论家笔下的所谓“二律背反”。
最后，自然要谈谈我的幸运。
我的幸运在于，在我本能地亲和文学的时候，我身边的那几位一直被城里人小觑的农民出身的作者，在发表单篇作品都很艰难的情形下，居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提升了我的信念，甚至诱发了我的野心，所以，我能走到今天，文学的动力是家乡人所予。但是，他们的步伐虽然一刻也没有停顿，至今却只有半只脚迈进了京城。因为他们虽然拥有沃土，但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动接触外界的世界，他们信奉的是，自己的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因而便缺失了联想和想象的能力。同时也没有建立主观批判的立场——有魅力的事物，未必合乎道德；文明的存在，常常缺乏趣味。他们总是非白即黑，非彼即此，不敢想象，事物的真相，往往在不黑不白、不此不彼之间。乡党所失，正是我之所得，他们给了我不早不迟的警醒，使我以“急迫的姿态”向自己世界之外的世界进身。
不仅是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让我胸廓大开，而且包括有机会接触到的所有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也让我感到己身甚小。为了阔与大，甚至一度还想“连根拔起”去到城里工作、学习、生活。之所以还生活在本土，是因为：一、自己所珍视的那些人一旦走近了，会有许多负面发现，不仅是做人，更包括作文。一如奈保尔所说，“友谊之所以保持得久，也许就是因为我不曾细读过他的作品”。文坛的许多同志，远看是花，近看是绢。二、外界世界存有成见，并不真心接纳你。那些尊重你学识和写作的人，往往并不会读或认真地读你的作品，在他们眼里，尊重就够了。这种尊重近乎于漠视、蔑视，让你无法承受。三、便是奈保尔和帕斯捷尔纳克式的启示，雄踞之处，未必是巅，大作家，往往都是在小地方写作的。
但是，要想突破局限，必须要有超越本土的眼界，要有“别处生活”的经验。如何获得？唯有读书一途。
古人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如何知道？读来的。
从蒙田那里也得到了一个会心的意象，即：坐行者。读书人，也是行者。以“坐”的姿态，纵览历史，游历天下，阅尽万物，饱识人生况味，就是拥有了大生活了。
原本是心虚的，还标榜“在乡土上嫁接文化”以雅身份，读过了能够读到的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之后，气运丹田，胸装万象，便不再以农民的出身为鄙，也不再以用这种方式接触外界世界为非，且心中有了一种盈满的自信与豪迈——峰巅如何，不过是大地的皱褶而已。
作家之所以伟大
在现实中，作家的额面上，并没有特别的标签——趋暖避寒，喜乐悲苦，与常人是一样的。一如香樟与臭椿，即便暗里的气味有些不同，但在大地之上，不过都是树而已。
既为常人，就意味着，腋下流的绝非是香汗，谈咳之间也多俗语方言，且逢名利也生攫取之心，遇美色也会动枕席之念，行止之间，都是凡夫俗子的做派。形状之种种，从作家们的传记里，是不难找到例证的。
梭罗的《瓦尔登湖》可谓高品，但现实中他却是个穷人，偶有收益，舍不得上税，为了逃避惩罚，躲进爱默生的庄园里，筑木屋而居，大唱“生活简单，精神富足”的圣明之歌。细细想来，这不过是末路穷途之后的孤芳自赏，因为没有“物质”，索性就“反物质”，多少有些表演的性质。《瓦尔登湖》在当时是冷的，现在的热，是因为这个世界欲望膨胀，人有“物化”征象，他的“精神原则”正可用来反拨。他的名誉是后世所赐，意外所得。
俄罗斯人有“重理性”的整体特征，但马雅可夫斯基却是个躁动不安的人，时而激烈，时而抑郁，时而坚定，时而犹疑。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个“心智不全”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了神坛之上的人物，理性反思之后，不难发现，那个时代也是患了“多动症”的，他是被社会赋予了与之相适应的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上，他要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要不停地“摆姿态”。这时的艺术，它关心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人的形象（社会形象），要比人本身高大。
如果只读卢梭的自传《忏悔录》，感觉他温柔善良、纯洁优雅，几近于完人。但读了他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后人的研究，便不得不很遗憾地发现，他原来也是个善“摆姿态”的人。他不尽父责，把亲生儿女全送进公益机构，却以《爱弥儿》那样的鸿篇巨制大谈特谈对青少年的教育；他对感情不忠，对华伦夫人始乱终弃，却在《新爱洛依丝》中为妇德编制近乎苛刻的道义原则；既然以思想启蒙为重，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却与同是启蒙家的伏尔泰、狄德罗毫不见容，誓死为敌。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蒙田，是卢梭的思想之源，其自传体《散文集》有不可泯灭的智慧光芒，但卢梭在提到本师之时，口气却大为不敬：“我把蒙田看作是伪诚实的领头人物，他的讲真话也为的是骗人。他虽暴露自己的缺点，但是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蒙田把自己画得酷似本人，但是只画了个侧面。”然而在我们看来，卢梭和蒙田在精神上的亲缘关系，使蒙田在《散文集》中得出的结论，如“懂得光明正大地去享受自己的存在，这是绝对的、甚至可说是神圣的完美”，正暗合了卢梭自己在《忏悔录》的叙事底色。卢梭说到蒙田时的气势汹汹，或许更说明他恨自己没能完全摆脱蒙田著作的影响。事实上，卢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自己摆在受奴役、被迫害的位置上，因而建立了一种进入人心的道德优势，一如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保护证》中所说：“艺术为奴役者兴建宫殿时，人们是信任它的。人们以为它在分担共同的见解，而日后又会分担共同的命运。”卢梭的力量，是他懂得如何不露声色地利用人间的悲悯与同情。
不摆姿态的人是有的，譬如帕斯捷尔纳克。
他的《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两部自传写的是那么平实、质朴，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属于“众”的凡常人生。
他出生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七月暑天，他光着脊背埋头侍弄马铃薯，入冬以后，他到树林里去捡枯枝，取暖、煮食小牛肉。他的吃相与辛劳之后迫切需要食物的农民一样，顾不得雅驯而只是为了饱。他远离文坛，经历大自然的自然变化——朝暾、夕阳、雨润、霜寒——并为此欣喜若狂——
大自然，世界、宇宙的秘密，
我全身带着玄奥的战栗激情，
流着幸福的热泪，
守护你那永恒的使命。
他在歌颂大自然的诗中，出现的最多的一个词，感恩。“感恩吧，你的赐予比索求多！”这样的感情基础，使他心中有敬重，对托尔斯泰那样的从时间深处走来的人，衷心景仰，“以至于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所以，对待创作，他取持重的态度，对一切匠气的、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创作，都加以鄙视。他面向大地的本真与人类质朴的感情进行创作——楚科夫斯基记述道，“帕斯捷尔纳克把描写眼前的细节看成是艺术家对待自己的素材应有的认真态度。他认为背叛准确性就是背叛艺术。”帕斯捷尔纳克自己说，现实主义，几乎是艺术家唯一的创作原则，能对生活的瞬间做准确的描述，艺术家才能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在生活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放纵，不能有任何的妄想，否则，就是“演戏般的高调”、“造作的激情”、“虚伪的玄奥”和“矫饰的谄媚”。
他干脆说，现实主义不是什么文学流派，而是写作的最高准确性。
他认为，要实现这种准确性，对现实做认真的观察是基本的态度，但在忠于现实的同时，要有自己的主观思考，“成为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现实主义”，最终揭示本质，给客观事物赋予“喻示”意义。所以，艺术作为活动是现实的，作为事实是象征的——准确的描绘，就是从大自然那里得到“借喻”，以鲜活生动、撼人魂魄的形象说话。
生活啊，我的姊妹，你今天还在蔓延，
你像春雨，撞在哪儿就在哪儿碎身，
可是人们佩带垂饰，高傲而不逊，
像燕麦田中的毒蛇，谦恭地整人。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长诗《生活啊，我的姊妹》中的一节，“燕麦田中的毒蛇”，绝对是现实的，而“谦恭地整人”，就是文字之外的象征意义了。
所以，准确的描写，鲜活的形象，自己就会站出来说话。
品藻之余，直让人感到，所谓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浪漫主义、现在主义，等等主义的文学流派和样式，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衍生与孕育。作家的伟大，也好像并不取决于他自身所散发出的光芒，不过是生活的浩瀚之光，从他狭小的指缝之间，折射到苍白的纸面上的一二缕而已。
所以，谦卑地垂首，反而是一种荣誉的风范，因为身姿一旦放低，反而更能进入生活的内部，更能得到“核心的核心”，呈现出更为本质、更为独特的意义，艺术的不朽，或许就这样渐渐地近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当时独领风骚、遮天蔽日的马雅可夫斯基，到了今天，人们干脆就忘记了。而帕斯捷尔纳克却从历史的覆盖中，闪身而出，呈现出经久不衰的魅力。且不说那一部具有金子一般质地的《日瓦戈医生》，即便是他早期的诗歌，也摇曳生姿，让人百读不厌，与伟大的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一道，让人景仰，并像他们之间那样“纯粹的爱”一样，我们也爱得甘心情愿。
他伟大在自己的“准确性”之中。
验 证
一直以为，阅读是为了获取经历之外的经历、经验之外的经验，因而拓展生命的维度，让人生超越局限，更广阔地伸展的。但阅读的实际感受，特别是“过量阅读”之后，发现，在超出我们自己人生体验的经验面前，我们常常不敢确认，久久不能融入我们自身的情感世界，而是一直停留在“知道”的界面，难以化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