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打捞我们的记忆
时间：2020-08-14 07:57: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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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之名：一份草案的前世今生
“看，从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国家都要为你们在内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听，77周年的和平警钟即将敲响！”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孙女夏媛12月1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冥思厅诵读悼念遇难亲人的祭文。
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背后，是一批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从在全国第一次举行集体祭奠仪式到坚持20年不间断，从第一次提出国家公祭到“绞尽脑汁”通过多种渠道发出倡议，担任纪念馆馆长20多年，将“12·13”设立为国家公祭日是他最大的心愿。
“作为在二战时期曾遭受了巨大伤痛的民族，我国国家层面一直没有一个集中祭奠死难者的日子，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符，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推动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对30万遇难同胞最好的祭奠！”朱成山说。
在朱成山的“谋划”下，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由来已久。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全国人民都应铭记的日子”，在参观完纪念馆并与朱成山深入交流后，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把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并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同时建议升格纪念馆。赵龙的这份提案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时间成为当年两会的焦点话题。
“我的这一想法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当时就有4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后来，我还收到了上万条网友的回复，他们都对我的提案表示赞成。”赵龙对此记忆犹新。
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代表再度提交了一份建议，内容同样是建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设为国家公祭日，在南京举行国家层面的悼念遇难同胞活动。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就他的建议办理情况作出答复：“由江苏省委、省政府按程序向中央提出将每年12月13日设为国家公祭日的申请”。
多年来，除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层面、媒体界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
最终，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伤痛教育：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史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载孔子门生曾子的这句话告诉人们，敬畏死者、追念先贤，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社会风俗道德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
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祭奠圣人、先贤的日子并不少见，但唯独缺少了国家公祭平民的日子。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尊重生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鲜明特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顿时成了冤魂。滥杀无辜是反人类、反人道、违背国际法的罪恶行为……举行国家公祭活动，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悼念，这一正义之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尊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在给《国家公祭——解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资料集》的序言中写道。
重拾伤痛教育也被视作另一种“补课”。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标志着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
69年后的同一天，南京江东门小学的36名学生成为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的首批学员。当天，他们领到了刚刚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和《和平学概论》作为教材，授课教师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和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赵德兴。
“开设国际和平学校并非中国首创，而是借鉴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广岛国际和平学院等的做法。”朱成山介绍，这些纪念馆均设立专门的训练营、研究性学习班，通过举办讲座、证人证言等多种形式拓展人们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思考。
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态度的变化及东西方阵营的长期对峙，南京大屠杀历史一直不为国际社会所知，直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英文版《被遗忘的浩劫》面世，这段历史才为西方社会逐渐认可。
南京大屠杀历史国际认知甚少的现状，是我国抗战历史不为西方社会接受的一个缩影。欧美学界一些人对中国的抗战贡献要么根本不了解，要么不屑一顾。
欧美各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显示，美国特别强调二战中“本国在国际事务中角色的重塑”;英国重点着眼二战中重要人物、事件对英国的冲击;澳大利亚、加拿大对盟军占领日本、本国军队贡献等内容“浓墨重彩”，而对日本入侵中国“一笔带过”。
这一现实已经引起了少部分西方学者的关注。2013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关于二战，世界亏欠中国”的研究成果，称“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承认，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政治资本”。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法官梅汝璈先生的话至今发人深省。
生死之城：重读济南“五三惨案”
每一座城市也都是南京，每一座城市的历史背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旅顺如此，南京如此，济南也如此。
1928年5月3日惨死6000余人的济南惨案，并没有惊醒当时的政府，而仅仅一个月之后，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之后便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而1937年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在1928年也参与制造了济南惨案。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屠杀的前奏。
济南惨案正是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个序幕。济南惨案也正是南京大屠杀的一次预演。
1928年4月，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蔡公时被任命为战地政委会外交处主任。不久被派往济南，与日军进行交涉。
5月3日上午9时许，日军驻济南指挥官福田彦助突然向中国军民发出了袭击令：“凡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
那一天，济南商埠小学教员黄咏兰，因学校无法正常上课，便赶回家照看不满6岁的儿子。途经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门口时，被两个持枪的日本兵追赶。两名日兵追进一户人家，将其按在地上欲行强奸。黄咏兰遭此侮辱，痛不欲生，伸手欲取日本兵腰间刺刀自尽，日本兵抽出刀来，将黄咏兰双眼挖出，并向其胸部和腹部猛扎数刀。临走时，日兵又将这家女主人双手砍下。
这一天，济南惨遭日军虐杀的中国军民达千人以上。五三惨案由此得名。惨案之后，整个济南陷入了劫难，每个济南人都在生死边缘徘徊。
当晚十点，日军将位于济南商埠经四路小纬六路的山东交涉公署包围，蔡公时被残杀。据侥幸逃脱的、身为蔡公时勤务兵的张汉儒后来回忆：“蔡主任被割去双耳，挖下双目后，在极度痛楚中仍大声斥敌：‘日人决意枪杀我等矣，惟此国耻，何时可雪？！’接着，他用九江口音的国语喃喃道：‘不料吾辈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竟死于强暴倭奴之手。’”其状惨烈之极，47岁的蔡公时自始至终以一种轩昂的姿态面对着刺刀和强盗的狰狞。
五三惨案之后，对济南有着深切感情的老舍曾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大明湖》。这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寄至上海商务印书馆不久，即在1932年付之一炬，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受日军轰炸，整个上海漫天纸屑。
与古城南京在几年后所遭受到文化重创相同，同为文化古城的济南也遭到了空前的损毁，老城区的建筑在炮火中灰飞烟灭，狼藉不堪。
时隔86年，生活在和平以及日常庸碌生活中的我们如何看待当年的那一场浩劫？或许，唯有回顾彼时惨案的细节，才能映衬今日和平之可贵，才能理解战争的本质以及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史。
（文据《瞭望新闻周刊》、新华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