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典教学应把握的原则
时间：2020-08-14 07:57: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年来，多个省份将文化经典著作列入高考考试范围，反映出语文学科对学生文化素养的要求，符合新课改重视语文作为母语教育的精神哺育功能的理念，也是顺应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的表现。文化经典热持续升温，这既是国家实力大增后必然的文化回归现象，也是对于“文革”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的一个反拨，这对服务经济、繁荣民族、造福人类而言，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也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令人吊诡的是，文化经典热持续升温之时，恰是鲁迅作品逐渐淡出语文教材之日。鲁迅以其博大的思想、卓越的才华、辛辣的文笔、坚韧的战斗风格，深得语文教材界的喜爱，至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材选入的鲁迅作品仍然多达30篇。然而种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教师们对鲁迅作品的隔膜不懂，对鲁迅思想的错误解读，对鲁迅“民族魂”的拔高阐述，让学生“谈鲁色变”，对鲁迅作品望而生畏，编者寄希望于通过鲁迅作品中丰富的国民性内涵，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有效引领未成年人的梦想成为泡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经典教学不能重蹈覆辙，文化经典教学应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与时俱进，把握好教学原则。
一、正本清源拒儒术
目前尊孔已成社会主流，本文不再赘述。但现在总有一些人喜欢把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清末的衰落耻辱，归罪于孔子的思想，把政治化的东西归罪于文化，这是错误认知，也是我们语文教师要厘清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文化经典教学，不拒儒术无以尊孔孟，不正本清源无法去伪存真，只有厘清精华与糟粕，才能真正把儒家经典的精华、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我们要向学生们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儒学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内涵不一：孔孟原创儒学，体现为道德行为准则；汉唐儒学，是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过程；宋明儒学，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开始理论化，并形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之过程；现代新儒学，则重在把儒学与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如此说来，孔孟儒学与两汉儒学、程朱理学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要弘扬传承的恰是孔孟原创儒学。为了方便论述，我们暂且将两汉以后的儒学称之为伪形儒学或儒术。尽管这种伪形儒学源自孔子，但显然与孔子无关，也是作为先知者的孔子不能、也不应该负责任的。举一个例子，希特勒曾非常喜欢尼采的学说，是不是因为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就去否定尼采的伟大呢？
笔者以为，孔孟儒学与伪形儒学有三点不同。
其一，社会角色不同。孔孟是当时体制的“异见人士”，是当时执政集团的批评者，他们言论的重心都是在向执政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和斥责的话语。孔子从来都不是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各国国君，夸奖不多，指斥不少，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改邪归正，劝告他们爱惜民力，富民教民。其原创之道，就君臣而言，主要是针对君的，就官民而言，主要是针对官员的，“苛政猛于虎”的叹息，也主要是叹息给执政者听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君愿意接受他们，更不想实践他们的主张，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与“温而厉”的孔子异曲同工，孟子更是将大丈夫人格发挥到极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那正气浩然、高度自信、傲岸清高、藐视权贵、激烈尖锐、刚直坦率的人格形象，孟子从不轻易与统治者合作，总是以“君王之师”自居，并迸出了“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著名思想。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读到此处，怒不可遏大骂道：“孟子这老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出，后又删《孟子》语录85条，余为《孟子节文》，并下令科举以《节文》为主。
伪形儒学则始终是历代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迎合者，他们对当政说的话淡化了、弱化了、忌讳化了，君轻民贵的话更不敢说了；或者把孔孟说给当政者听的话扭转为针对民众去说了。如原本针对君王官员的“闻过则喜”，“三省吾身”，转而让民众去身体力行；或者把给民众说的话一步步强化，提升到重要位置，成为民众的人生之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本来是指导规范君王和官员道德行为的孔孟之道，变成了指导规范老百姓道德行为的孔孟之道，变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和道德利器。这不是孔孟和孔孟之道的过错，而是孔孟的不幸。
其二，社会功能不同。孔孟学说是爱人、立人、达人的智慧之说。孔子思想究其根底，仁字唯一，仁有三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三是君子之仁。故孔门之学，被称为仁学。孔子仁学成为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力量源泉，奠定起我们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处事原则和民族性格。而孟子思想最闪光、最具进步性、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他的民本思想，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仍闪耀着民主的光芒。
伪形儒学则是治人、吃人、约束人的实用之学，王霸杂用，儒法糅合，孔孟原创儒学之道统几近断绝。西汉初年董仲舒突然发现孔子思想中的一些实践价值，并从中找到了能够为统治者所用，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伦理精华与臣服社会的道德利器，于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而且历代皇帝都一以贯之的运用儒术，以统治中国社会。由此，儒术得以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政治文化当中，占据主导性质的统治地位。应该说，儒学的流变伪形，由孟子到董仲舒，到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虽然都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时代因素，但是后世儒者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孔孟学说的真精神，过分注重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过分注重自身的时代体验，则是导致流变伪形的最深刻原因。孔孟学说的最终沦落，后世学者难辞其咎！
其三，价值取向不同。孔孟思想是符合人伦、人性、人生需求的思想体系。孔子一生除了短短四年的从政经历外，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贫穷、艰难和动荡不安当中的。正是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人生处境，孔子的思想与追求才始终是以保障和实现社会安定和谐为旨归，而这种思想和追求无疑是具有向上价值的！更令人称奇的是，孔孟学说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种二重性立场，使得孔孟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指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桥梁。正因如此，孔孟思想才得以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超越阶级与时空的局限，历经岁月的洗礼，永葆人生智慧的魅力与人性的光辉,保持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
伪形儒学则是集专制性与保守性于一体，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与追求美好生活背道而驰。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把孔子的思想彻底颠倒；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南宋朱熹则把它作为劝人守节的工具。这对于帮助统治者奴役人民，保障封建王朝的皇基永固，国祚长久，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却是以牺牲和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其价值无疑是向下的。儒学从此少了博爱与仁善，多了暴力与兽性；少了维新与变通，多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儒学从此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阻碍前进的绊脚石，最终导致中国积贫积弱，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大门，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可悲之路。在《走向共和》的影片中，孙中山与康有为有一段精彩对白：“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专制之病。”诚如此言，那么这种专制之病就源于伪形儒学之弊！
二、返本开新拒偏狭
人们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文化病态,就是“偏狭”两字。偏激则不能容物,狭隘即成霸道，凡不合己见者,一律“打倒”,完全失去理性的涵容性和开展性。譬如喊着要“现代”,就认为必须打倒“传统”；喊着要“西化”,就认为必须打倒“中国”；喊着要“科学”,就认为必须打倒“玄学”；喊着要“白话”,就认为必须打倒“文言”。这种必须“打倒”而后心甘的心态，其实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乱源根本!今天，我们提倡进行文化经典教学首先就要纠正这种偏狭心态。
1.孔孟思想可以与公民教育相兼容。众所周知，教育的根基在立人，在于培育千百万“大写的人”，在于塑造具有健全人格、思想自由、独立思考、合法判断的现代公民。对于“传统文化复兴”，有人喜上眉梢，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推波助澜，有人坚决抑制，对此评价的不同维度，甚至成为保守和自由的分界线。我们理解反对“读经”派的忧心，他们担心通过学习孔孟之道，会培养出一批批恪守本分、安于现状、甘当奴隶的顺民。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反省与荡涤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落后、愚昧无知的糟粕部分，并且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文明，引进了全新的思想体系与知识技能体系，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相整合，做到了先进文化体系的本土化、中国化。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复古的老路上去。复古的结果只能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我们进行文化经典教学完全可以与公民教育相兼容，不可能因为教学经典就妨害了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我们不妨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城市国家，建国短短三十几年，就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新加坡成功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兼容并蓄，既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承扬东方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不遗余力地维护与弘扬东方价值观，尤其注重利用儒家伦理来抵制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通过儒家学说确立学生正确做人、服务社会、忠于国家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培养出品质优良的好公民。
2.孔孟思想可以与民主科学相兼容。追求民主，是人的天性；追求科学，是社会前进的趋势。民主普及于国人，功在上世纪初的启蒙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传入中国，盛行于华夏大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两面鲜艳的旗帜。不必讳言，当今社会，我们最大的缺憾还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缺失。孔孟思想有精华，也有不足，它虽然也曾闪烁过“民主”的萌芽，但缺乏“科学基因”也是不争的事实，纵然再给孔孟五百年，也不可能完全靠它自己的力量将中国引上科学发展的大道，发展成为像美国那样领军世界科学潮流的大国。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读孔孟文化的过程中，引领学生在汲取精神营养的同时，把握和顺应世界潮流，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告诉学生在前行的道路上决不可自设羁勒，不能自以为是；启示学生文化是公器，其价值是普世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可以兼容并包中西文化，对不同的文化都该给予尊重，和谐发扬，并且相信各种文化都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融会的。
三、与时俱进拒过度
“营造书香氛围，诵读经典诗文”是当今中小学提得最响、最时髦的口号之一。然而，当你仔细观察、分析后，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过度成分。
1.时间过度。有学者提出读经要融入到课程当中，最好的方法是打上课铃就开始读经，读多久就看老师的信心，建议每节课读5到10分钟，慢慢地再增加到10至20分钟。殊不知，学生上课时间有限，除了读语文，还要读数理化、政史地，以及费时更多的英语课程。就语文课程而言，除了文化经典，还要阅读教材选文、文言诗词、经典名著、现代时文，学生们是不可能在文化经典上如此费时的！时间花费过度，只能让学生心生厌烦，进而抛弃文化经典。
2.做法过度。去年新学期开始之时，有正规的通讯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群中学生穿着特制的汉代服装集体朗诵《论语》的情形，让人觉得做法过度。解读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目的不是复古，不是向明清或唐宋或周公看齐，而是为了内化吸收，转识成智，从而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读解经典，我们要从外在的形式，转为内在的积淀。我们提倡慢读重读，凝神静气，静静地阅读，一遍不行，再来一遍，读过一个章节后，还要学会重新回到上一个章节，把内容连续起来，前后勾连，再三品味，举一反三，总结归纳。唯有静心慢读，我们才能更好的领悟，更好的渗透到经典之中，和圣贤达到共鸣。
3.解读过度。笔者以为，解读孔孟宜执两用中，还原真相，我们不能将孔子捧为“儒学教主”，凛然不可侵犯，去穿凿附会，为尊者讳；我们不能把孔子贬得一无是处，讥为“丧家之犬”，于心何忍，情何以堪；我们也不能将《论语》当成“心灵鸡汤”，奉为圭皋，全盘接受，盲目向学生传授。凡此种种，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解读过度的反映！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例，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以此来对学生启智开蒙，则完全忽略了孔孟的“批评性传统”，回避了执政者的责任义务，而一味的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责，无疑也是一种解读过度，是我们断不可取的解读之法！
经典教学，最重要的在于破除迷信，树立个性，杜绝纯技术化的机械剖析，更要远离照本宣科式的简单复制，可以借由阅读讨论等手段，打破学生对绝对权威的迷信，进而建立起他们独立思考的方式，这是处于开放社会的语文教师值得努力的方向，也是学生们乐于接受的教学方式。
[作者通联：福建宁化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