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张爱玲作品中出现“恶母”群像的原因
时间：2020-08-18 07:57: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个性复杂的恶母形象，她们因礼教的束缚、男权的压迫、金钱的异化、情欲的受阻而使母性发生畸变。通过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进行分析，能够理性审视母亲，从母性恶的一面揭示出父权社会中母亲的另一种生存真相，使在男性话语系统中概念化、单一化的母亲形象得以补充和重建。从心理学角度解读张爱玲作品中的恶母形象，可以更好地探析张爱玲笔下出现恶母形象的原因及其独特性。
关键词：张爱玲;恶母形象;文学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1
“恶母”形象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母亲的描写更加完善与成熟。张爱玲通过书写“恶母”形象对女性生存与人性变异进行了深刻的书写，她作品中的一系列另类的“恶母”形象值得进行深入探析。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张爱玲作品中出现“恶母”群像的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大多生活在20世纪初她们受都市文化的熏陶，物质上比较宽裕，但是欲望的压抑、金钱的诱惑却使她们人性异化。《花凋》中的郑夫人担心暴露自己的私房钱而不给女儿治病;《半生缘》、《倾城之恋》中的母亲对女儿十分冷漠，愚昧地认为只要女儿嫁人后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戴着黄金的枷锁，束缚了自己也劈杀了他人……在《传奇》中出现了这些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完全不一样的“恶母”形象，这与张爱玲个性的生成有很强的关联。
（一）遗传——环境相互作用
“一个个体的遗传秉赋是在一系列环境作用下被‘激活’的，人的行为便是这种‘激活反应’的结果。遗传和环境两者都对人的行为做出一种绝对必要的贡献。”[1]张爱玲身上对于环境、命运的抗争是有遗传因素在其中的。其祖父张佩纶因为“直声”而成为朝廷的红人，“弹劾贪官污吏，兼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2]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同张爱玲的姑姑一同去了法国，也是她对家庭生活的抗争，接受了新思想的黄逸梵在张爱玲两岁的时候就同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去了法国。张爱玲对于命运的抗争也体现在了她小说中的女性身上，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恶母”形象。
（二）人生阅历
“阅者，即观察;历者，即体验。这是主体不断接触，感知、识别外在世界的活动过程。它大体可以用身体活动、心灵活动、文化活动三方面来划分。”[3]
1、童年生活
阿德勒认为“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时期。”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很生疏。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结婚后，她像一个弃儿，这使她变得孤独、沉默、呆板，过早地失去了少女的欢乐。她很需要钱：“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想要的东西。（张爱玲《童言无忌》）”这也使她后来在作品中对金钱理解更为深刻。解构了传统的母性神话。
2、情感生活
童年的生活充满磨难与波折，感情生活也依然不尽人意。张爱玲从小失去父母的爱，在感情上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在她对父爱的渴望中，胡兰成出现了，但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给张爱玲现世安稳的承诺。与胡兰成的这段感情让张爱玲更是体会到了女性在感情世界中的悲情角色。张爱玲在感情方面对男性有很强的依赖，她笔下的恶母都有对男性的依附，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处于被动、受他人影响的状态。
3、新思想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形成时期，一些“五四”时形成的文学主题如批判国民性、人道主义、个性意识等，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而事实上，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张爱玲清醒地看到：生活在旧文化沒落背景的生活方式下的妇女的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的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于是在她们眼中女儿的出路也不过是这样。张爱玲展示了母亲生存的历史状况，探寻了母亲的悲剧处境，通过对母亲内心异化的审视使母亲形象更加真实的同时更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张爱玲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恶母形象与其个性心理结构不无关系，也使得她作品当中的恶母形象展现出独特性。
注释：
[1]钱谷融《文学心理学教程》第74页。
[2]余斌《张爱玲传》第8页。
[3]同上，第83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2]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1987年版。
[3]余斌：《张爱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4]王源：《从其个性心理结构解读张爱玲的文学创作》[J].《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5]孔庆茂：《流言与传奇——张爱玲评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6]张爱玲：《流言》[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