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作家的待遇
时间：2021-02-27 08:01: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1956年，全国进行了工资改革。当时作家待遇定级情况：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月薪345元，接近行政六级与七级之间），但政治或者行政待遇，只能靠行政八级（行政八级的月薪只有287元），实际上工资收入上比行政七级还要高。丁玲当时没有靠专业级别，而是靠行政七级（月薪322元）。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级演员赵丹、白杨、金焰、舒绣文月薪为365元（因地区差异比北京同级略高）。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人。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人。当时的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当时的作家在行政级和专业级之间，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往行政级别靠。比如赵树理放弃文艺二级（月薪270元），而靠行政十级（月薪218元）。邢野放弃文艺三级，选择了行政十一级。为什么这样选择？原因不言自明。
再来比较一下作家与其他行业的待遇。1956年工资改革之后，北京地区的教授月薪为207－345元，副教授为149－241元，讲师为89－149元，助教为56－78元。研究生毕业为70元（行政二十二级），本科毕业为62元（行政二十一级），大专56元（行政二十二级），高中学历者37－46元，初中学历者33元。当时大城市居民的人均每月基本生活费为10－15元。当时城镇的普通职工平均月薪是40元左右。
作家除了工资之外还有稿费收入。那时候全面向苏联学习，稿费制度也是，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稿酬计算方式很复杂，可参见陈明远的专著《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中的相关章节。陈明远从总体上比较之后认为，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民国时期）相比，作家的稿酬标准很低，且一降再降，直至取消。而在当事人张僖的回忆中，认为当时的稿酬标准很高。像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了那个高稿酬的时代。那时候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也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或者七八万元的稿酬。后来，拿稿酬的作家就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丁玲（还有巴金）等著名作家带头不领工资。丁玲还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1951年度）的全部奖金五万卢布（人民币约33770元）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用于儿童福利事业。
二
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田间、胡风、赵树理、马烽都用稿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四合院。田间花5000元买下了后海北沿一个四合院。胡风花3350元买下了地安门内的太平街甲20号院。赵树理在霞公府5号的四合院价值10000多元。丁玲后来离开东总布胡同22号，搬入作家协会分配给她的多福巷16号的四合院，一直住到1958年流放北大荒为止。按照其子蒋祖林的描述，这个四合院非常漂亮，应该有十几间房子，包括多间卧室、书房、两个客厅、秘书和女工住房、锅炉房等。
如果没有能力自己购买四合院，可以住在单位的家属宿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住房的大小：处长或副教授两间半到三间半，科长或讲师两间到两间半。在作家协会的宿舍里，周立波有四间住房，邵荃麟等人只有两间。
三
1954-1957年四年中，作家康濯在文学出版社出版四种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约3000元。如果加上重印书籍及发表其他短文的稿酬，不算固定工资，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一位大学一级教授一年的收入。
更为典型的还是当时的青年作家刘绍棠。1952年，北京通县16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推崇，编入高中语文教材。1953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刘绍棠刚满18岁，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春，刘绍棠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
刘绍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3个定额63000册，收入人民币1800元。加上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短篇《瓜棚记》，仅仅这5本不厚的书，刚刚走上文学之路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前4年的收入达到18500元，平均年收入4625元。刘绍棠花2000元购置了三合院。刘绍棠的另一篇11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的稿酬，就可以买四座这样的三合院。
1957年上半年，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000元。后因划为右派，所有出版合同自然中止。即便如此，刘绍棠原有的存款，也让他安全渡过了21年（1957-1979）右派生涯。
（选自《再造文学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