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对当代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影响

摘 要:阶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它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成为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因为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在进行现代化道路和民主巩固等现代化问题研究时,实际上运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阶级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学;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38-06

新世纪之交,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千年伟人”的评选活动,最终结果是马克思排在第一位。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既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魅力,又表征当今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正如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马克思的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哲学、政治和经济等众多学科领域,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所有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核心,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马克思正是由此提出“阶级”这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和理论,并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从而使阶级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综观全球学界,阶级分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东西方意识形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方法论虽然被当代西方政治学者所运用,却不被标明,而是采用新的名称代之。正如吉登斯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者只谈韦伯的阶层理论和分析方法,规避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分析方法;而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治学者则只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分析方法,却规避韦伯的阶层理论和分析方法。[1]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韦伯的学术传统似乎正在变得比马克思的传统权威更重。就此意义而言,梳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及阶级分析方法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费力的事业,但是该事业对于打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学之间的理论联系,以及进一步印证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集中在对现代化的研究上。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大研究议题,现代化研究主要包括现代化道路、民主巩固等内容。鉴于此,本文试着从西方学者在现代化道路、民主巩固研究中对阶级分析的运用作一梳理,以作为对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之间关联的一种探索。

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有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二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从而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所有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论。马克思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研究范式下对阶级做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阶级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曾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如下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这段经典表述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正是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逻辑链条来演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在指出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逻辑链条演绎人类社会发展之后,便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力量运作这一逻辑链条,换言之,什么力量直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呢?对此,马克思则是通过“阶级”这个理论范畴来解答了这个问题。因此,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所言,阶级理论显然是马克思思想枢纽之一的东西。[3]阶级理论是马克思认识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尽管马克思在其所有著作中没有直接对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还是形成了一套丰富的阶级理论体系,比如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形成和消亡以及阶级斗争的作用,等等。马克思正是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解答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的。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4]478。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划分的根源不在分配过程而在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是阶级划分的最根本基础。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和阶级地位客观上是由他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这个地位所提供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所决定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像后来的列宁那样把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明确地作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但实际上已经把所有制作为阶级划分的主要依据了。[5]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阶级的经济利益。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久存在,它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发展不充分的产物,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由于阶级是在一定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因而马克思指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这里的物质条件是指“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在生产力低下、无剩余产品的原始社会,人们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阶级分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社会大分工,从而产生了阶级。在阶级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开始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整个社会开始烙上了阶级的印记。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高度发达时刻的到来,人类社会将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将得到自由的全面发展,阶级也将随之消亡。

而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还不够发达的人类社会,即阶级社会中,马克思则指出,各个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根本对立必然集中地表现为政治斗争,即阶级斗争,因而阶级斗争成了马克思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阶级斗争,马克思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原始社会结束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指出,“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6]292。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6]272应该说,这是马克思毕生坚持的观点。第二,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对立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是由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发展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占有制存在,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经济关系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存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间的社会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7]。第三,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当这种斗争“一旦到了最紧张的程度,就成为全面的革命”[4]198。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8],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

总之,马克思正是通过“阶级”这个理论范畴来演绎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阶级的经济利益,各个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根本对立必然集中地表现为政治斗争。简言之,政治的根源在于经济,它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特性。正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结构变迁的过程。相应地,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坚持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他坚持从阶级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揭示阶级关系结构和阶级斗争在其中的作用。

二、阶级分析与现代化道路研究

现代化研究是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重大研究议题。它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它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战后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领导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美国的发展充满了新奇和崇拜,美国一时成为西方世界的样板。同时,战后产生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处于尖锐对峙状态,而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于是,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论证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诱使这些国家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从而将它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早期的现代化研究大多强调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发展,都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9]

然而,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未走上西方政治发展的道路,而是出现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于是,以巴林顿•摩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集中关注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和现代化的道路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如下这些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道路的选择?一个国家政治转型的动力究竟如何?而研究这样庞大的问题,如果离开阶级结构、政治力量的对比分析,只看到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另外,近代史上无论是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基本无一例外都经过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革命和政治冲突,而革命、政治冲突与阶级的关系却是密不可分的。就此意义而言,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必然要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因而有学者指出,以摩尔为代表的一些现代化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扎根于马克思的结构、历史和组织唯物主义之中,对由封建时代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变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解释了后封建现代性的起源和特点,说明了社会变迁的宏观基础。[10]

20世纪60年代,当行为主义一统天下时,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却独树一帜地采纳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力图解释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制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11]。摩尔始终强调农民、地主、资产阶级和统治者这几个阶级在国家现代化道路中扮演的作用。他认为,革命走向不仅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取决于阶级之间或联合或对立的状况。虽然他并没有使用“结构”概念,更多情况下采用了“关系”一词,但正如他的学生西达•斯考切波所言,这种关注制度和关系的研究模式是结构性视角。应该说,摩尔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结构性视角彻底打破了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的微观假设。

摩尔指出,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有三条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以英法美为例)、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德日为例)和共产主义道路(以中俄为例)。他通过分析各国内部各阶级力量对比,尤其是土地贵族和农民对于农业商品经济挑战的回应,揭示各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他看来,造成一个国家最终选择民主的重要条件是王权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强大的城市资产阶级对民主的建立极端重要。正据于此,摩尔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观点。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转型中,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结束了地主的统治。相反,在城市资产阶级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过程则需要依赖国家提供的贸易保护和劳工保护法来保护农业的商业化;农业劳动力处于镇压之下,而不是在市场的控制下;最终,资本主义控制了工业和农业,将国家引向法西斯的道路。而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的情况则是,在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下,城市资产阶级非常脆弱,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也很脆弱,农业也没有商业化;面对地主阶级的镇压,农民被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阶层动员起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随后,摩尔的学生斯考切波继承了她导师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有所补充完善。其经典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是历史制度主义阵营里为数不多的分析革命与政治突变之作。正如上文所述,革命分析是无法离开阶级工具的,否则,会流于表面。斯考切波从结构性视角出发,运用比较历史方法,考察了1787-1800年的法国革命、1917-1921年的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的中国革命。她的结构性关系包括: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简言之,阶级与阶级的关系、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斯考切波关注的焦点在于,革命为何在这些国家出现?在该书第二章的一开端,斯考切波就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即“对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上层阶级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这句话很好地体现出斯考切波的以“阶级”作为分析单位的方法论。

斯考切波在分析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之前的政治危机时,沿袭了她导师的结构分析框架。在她看来,外国的军事压力并不能构成一场足以引爆革命的危机,压力来了,能否化解取决于旧制度中的结构性的阶级关系是否会阻挠国家、中央官僚机构发挥其自主性应对危机,实行改革。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正好是由于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清王朝没能成功地应对外国压力。一方面是君主与大臣们的制度性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与地主上层阶级的关系使得帝制国家不可能成功应对国外的竞争和入侵。因此,在斯考切波看来,正是内因起着决定性作用。

接着,斯考切波具体分析了内因。首先,上层的自我衰败给下层创造了机会,因而旧制度基本上是自取灭亡。她指出,“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12]62。其次,阶级力量对比与国家自主性决定了应对外国压力的能力。斯考切波认为,“在普鲁士和日本,国家的精英在应对外部危机时,既没有受到落后的农业经济的阻碍,也没有受到能在利益和能力上约束国家行动、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的阻碍”。而“在法国的旧制度和晚期帝制中国,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商人阶级都在其中获得了与君主专制的行政机器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12]59,国外压力导致了专制君主和支配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国家的专制者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化解危机,却因为触动了上层地主—商人阶级的利益而受到一致反对,对支配阶级的依附使国家无法自主作出强有力的改革应对危机。正如斯考切波所言,“能否成功应对这种外国的军事竞争,取决于君主迅速从社会中动员超常资源的能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造的改革能力”[12]59。正因为不同国家的内因不同导致了革命的形式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如上所述,摩尔和斯考切波在现代化道路进行研究时都采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都坚持从阶级关系结构探讨现代化道路的差异。美国学者艾拉•卡兹内尔松将摩尔和斯考切波共同列为比较政治学中的宏观分析和结构分析行列。他指出,摩尔和斯考切波将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和政体后果联结起来,因而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10]119-121

三、阶级分析与民主巩固研究

民主化是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而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又把这个目标神圣化。亨廷顿用戏剧性的语言描述了这场席卷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并认为它们像滚雪球般地蔓延开来。在这次浪潮中,许多国家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进行了民主转型。

在对这次民主化浪潮的欢呼中,美国学者扎卡里亚则提醒人们关注“民主转型”国家的现实,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非自由民主政体”的崛起。他认为,“非自由民主政体是指通过合法途径选出的政府不理会宪法对其权力的制约,剥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一种新的合法专制”。具体而言,民主作为一种挑选政府的程序,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人们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不受侵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宪政自由最终能酝酿和带来民主,但单独民主本身却从来没有带来过宪政自由。在目前的民主第三次浪潮中,人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些民选政府粗暴地甚至肆意地践踏宪法,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现象。在一个缺乏维系民主所需要的资源的社会中,民主的推进往往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灾难,社会无序、政治混乱、种族清洗,等等。[13]一些国家在绝望中不得不放弃民主,致使现代化任务不能够完成。于是,一些现代化研究者开始专门研究民主巩固问题,其中,鲁施迈耶等人则是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探讨民主巩固问题。

鲁施迈耶与其他人合著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于1992年问世。此书力图在批判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关系的解释框架,并试图借此探讨民主巩固问题。正因为如此,鲁施迈耶等人被称为新发展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以往关于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研究都过于简单化,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即摩尔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观点),而20世纪以来的政治现象表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联远远复杂得多。比如,二战后韩国、台湾的发展是“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拉丁美洲的智利和巴西也是权威主义政体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因此,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联需要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一书则试图打开这个因果链上的“黑匣子”。

在鲁施迈耶等人看来,民主首先是一种权力,民主化首先反映的是政治平等的提高。基于此假设,他们认为,不同的权力平衡关系才是决定民主是否存续的最重要条件。接着,他们指出,有三组权力关系的平衡对于民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具体而言,第一,阶级与阶级联盟之间的关系。在阶级分析中,看哪个阶级有利于民主,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该阶级预期自己参与政治后带来的收益或损失(即参政效能感);二是该阶级的组织力和行动能力(即参政能力)。从这两个因素可以看出,不仅正如摩尔所言地主阶级是民主最不相容的敌人,而且在鲁施迈耶等人看来,大资产阶级也会镇压工人要求的普选运动,也是民主的敌人;城市工人阶级是民主的主要推动力量,因为他们会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他们本身也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中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经常左右摇摆。所以,在特定的历史个案中,可以通过考察阶级联盟的结构、不同阶级的权力关系来理解阶级力量平衡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可能性的。第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的结构、力量和自主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一对权力关系。在鲁施迈耶等人那里,把国家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不仅仅是像多元主义者那样认为民主只是社会机制之间讨价还价的工具。第三,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国难以避免外部势力影响。[14]

鲁施迈耶等人所考虑的上述三组权力关系与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的分析路径不谋而合。正如上文所述,阶级、国家作为斯考切波的主要两个分析对象,两者之间构成了三组关系:阶级—阶级、国家—国家、国家—阶级,而这三组关系正是鲁施迈耶等人所采纳的。总之,鲁施迈耶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工业现代化)会推动民主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改变了阶级结构,加强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削弱了地主阶级。因此,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和资产阶级推进民主,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反对资本主义和要求民主的力量(工人阶级等)。就此意义而言,和工业化早期阶段资产阶级是民主的推动力不同,在当代社会中,资本家阶级可能是反民主的。应该说,在考虑民主的巩固问题时,扬弃了简单化的经济发展可以保证民主的理论,加入了阶级因素,是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题中之义。近些年来,泰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困境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只关注“哪些经济、文化要素更有利于民主、哪种政体安排更有利于民主”的局限性。更深层的背后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更支持民主的产生,是否有不可逾越的利益结构冲突,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进行阶级分析所秉持的信念。

四、结语

阶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它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上所述,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在进行现代化的研究中,实际上运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当然,还有部分当代西方学者在进行后现代化研究时也运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例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从阶级角度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由此足可见,马克思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在金融海啸肆虐之时,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又重新燃起对马克思的兴趣,这看起来是因为马克思关于资本预言的重演所致,而深层的原因则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深刻经验观察而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威力。像中国社会科学对于韦伯的重视一样,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研究应该“找回”马克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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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