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要承担来自命运的那份责任”

摘要：经济伦理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是调节和规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探讨的主题包括可持续性与环境公正、可持续性与代际分配公正及可持续性与代内公正。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力图解决的矛盾包括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的矛盾、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矛盾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福利目标之间的矛盾。围绕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被划分为两个广泛的阵营：新古典主义和生态主义，前者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为代表，后者以生态经济学为代表，对这两种思想流派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当代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面临并力图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新古典主义；生态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4-0092-06

“可持续性”本质上就是一个伦理议题。经济伦理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是调节和规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将调节当代人之间经济关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拓展到了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的相互关系中，体现了一种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是生态（或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哲学观。这一思想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价值观而言，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全新的课题。

一、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主张经济学应该专注于实证研究，摆脱规范研究，实现“价值中立”。经济学中著名的“斯密问题”最初被认为是Adam Smith经济观与伦理观之间的矛盾，即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与道德伦理上的利他主义的矛盾。但后来的研究发现，Adam Smith在伦理上的利他主义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解读为：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实现了利他的目的，即利己是动机，利他则只是利己动机导致的一种结果。“斯密问题”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伦理学，或经济利益与伦理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matya Sen更是指出，经济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工程学，主要解决经济分析的逻辑问题，而另一个就是伦理学，解决的是经济学的最后归宿和人类福利问题。陈岱孙先生对经济学与伦理的关系阐述了类似的观点：“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是有区别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不能脱离社会，因而也不能脱离社会价值判断，不能避开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不能成为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天文学那样的科学。”

事实上，崇尚实证研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

立在边沁和穆勒的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边际革命”以来，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贬抑伦理化，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地位表明了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明确的主观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名义上的“价值中立”、实际上的“效用主义”，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以个人效用或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价值取向。这一伦理价值观同样也内生于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

综上所述，人类的利益目标与伦理道德目标本质上是能够和谐统一的。“经济与伦理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已经表明经济学与伦理学可以联手形成合力共同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演变

“可持续性”一词源于生态学，原指生态系统能自我维持的一切生态过程、功能、生物多样性和未来的活力。

早在200年前，包括Malthus、Ricardo、Mill和Marx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才开始关注社会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问题，才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承认这一真实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然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却是在1987年。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给“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性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

尽管Brundtland的定义因为其模糊性而备受诟病，但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相容的基本观点，强调了伦理在处理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中的重要性，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分水岭。Bruntdland定义提出之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可持续性，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定义。虽然他们定义的角度不同，措辞不同，但是都重申了Brundtland定义中的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伦理主张——伦理是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思想之中的，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公正三个维度。其中，环境公正是指人类管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是处理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经济公正，即代内公正，是处理当代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伦理原则；社会公正，即代际公正，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配置的公正问题，体现了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伦理责任。

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探讨的主题

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矛盾中，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价值观基本上继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主义传统价值标准，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弱可持续性（包括极弱可持续性）”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另外一种伦理思想完全或部分脱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价值观，选择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可持续性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强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学研究范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是在对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的长期争论中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一争论实际上依旧是围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展开的，涉及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中的配置问题以及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同样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分配公正问题。但是，前者更加注重经济规模的研究。此处的“规模”是指与整个生态系统限制相对应的经济物质规模。将规模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可以说是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最大区别。

1.可持续性与环境公正

西方经济学家们将自然具备的两种基本经济功能，即“源功能”和“洗涤槽”（或“自净”功能）统称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

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将资本的概念拓展到自然领域实际上是将自然“工具化”了，它延续了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假设：自然与环境服务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稀缺的；自然与环境服务只有是“相对稀缺”，并能够为个人产生效用才具有经济价值；自然服务的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个人偏好；维护自然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经济人福利；资源与环境保护如果不能产生经济福利就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无效率配置。

相比较而言，生态经济学对“规模”问题的关注则凸显了对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尊重。而这正是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生态经济学是在Malthus的“资源绝对稀缺”的观点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某些生态过程的不可逆性，封闭生态系统中生物物理限制的客观存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这一观点秉承了生态学的“生态中心”或“生物中心”强可持续性伦理取向，将几乎所有的生态资源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无论它们是否具有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稀缺性”。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人福利的改善，还因为它们是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有其内在的价值和自身的生存权利。这种资源绝对稀缺性思想、自然服务内在价值论和最优规模主张，共同构成了生态经济学强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基本前提。

2.可持续性与代际分配公正

Solow明确指出，可持续性关系分配公正问题，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福利分享问题。分配公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代际分配公正是其核心内容。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代际分配公正看作是各种资本的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换言之，可持续性要求在不牺牲当代人消费的前提下，为后代人维持能产生不低于当代人消费水平的资本存量。如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读，代际公正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限制。而生态经济学的代际公正思想依然源于对“规模”问题的关注，也可以解读为最优规模目标下的代际分配公正。无论怎样解读，代际分配公正关系到资本存量如何构成以及如何在代与代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思想之间的差异皆源于对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相互关系的不同认知。

弱可持续性的拥护者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具有广泛的可替代性。Solow的主张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维持后代人获得福利的能力就是在人口和技术零增长的假设前提下，维持资本存量（笔者注：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和）不变，即人均消费不变。“可持续性并不要求保留任何特定的物种或自然资源，当代人有责任保留的是一种为后代人创造福利的一般能力。”

强可持续性思想则主张，各类资本都是必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互补关系，不能完全替代（或具有低替代性）。自然环境中的每一子系统、每一物种和每一资本的物理存量与构成都应维持在必要的水平，总资本构成中的各类资本的存量必须分别维持在相应的合理底限之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强可持续性“应该通过保留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来实现”

除此之外，还存在两种较为极端的伦理主张——主张“丰饶主义”的极弱可持续性和主张“深度生态主义”的极强可持续性原则。前者是站在马尔萨斯资源绝对稀缺论的对立方，支持自然工具论的伦理价值主张，赞同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完全可替代性，更加关注当代人的福利，反对对人口和经济增长采取任何限制。后者则是纯粹的“生物中心”论者，赞同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仅仅是互补关系，主张对资源开发和利用进行严格管制和对整体经济规模的限制。这是两种较为极端的思想主张，此处不再赘述。

3.可持续性与代内公正

代内公正是指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公正问题。如果说代际公正涉及资本的跨时间配置问题，那么代内公正则涉及资本的空间配置问题。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关系密切，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第三个伦理维度。正如Daly和Cobb指出的，如果人们感觉为他们的后代负有责任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同样应该感到为自己的同代人负有责任。因此，代际公正有助于代内公正的实现，代内公正则是代际公正实现的前提条件。

尽管分配公正问题包含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两个维度，但是代内公正问题并没有像代际公正问题那样得到相应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和代际分配问题，却没有正确地解决代内分配公正问题。传统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很少涉及代内分配的问题。生态经济学虽然明确指向了分配公正问题，但实际上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跨时间配置的方法路径研究代际分配问题，从而含蓄地避开了代内分配公正问题。因此，生态经济学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之间连贯的分析框架。

Solow赞成Daly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问题似乎是“某种悖论”

四、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力图解决的矛盾

新古典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伦理价值观的矛盾，本质上是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思想与生态经济学的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社群主义伦理思想之间的矛盾。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主义代表了经济学家们对社会—环境—经济交互系统相互关系的主观认识，是新古典和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二者实现效率目标和分配公正目标的伦理依据。

1.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的矛盾

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稀缺假设以及自然资本的定义可以看出，人是主体，自然被看作是人类要征服和利用的对象，即客体。自然只是一种实现人类价值创造或效用满足的工具，其价值大小取决于主体的偏好。这一思想代表了极弱可持续性的极端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功利主义传统价值判断标准相吻合，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伦理取向。

生态经济学吸收了经济学、伦理学、生态学和热力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将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是共生演化关系。生态经济学既承认自然的经济价值，同时也承认自然作为生命维持系统的固有价值和存在的权力，体现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关键自然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有限替代的主张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间的一种折中。此外，极强可持续性的思想主张则处于另一个极端——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依附地位，主张人类必须在自然承载力的范围内发展经济，这就必然要人类对自我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和速度进行严格约束。极强和极弱可持续性思想过于极端，遭到了来自各界的猛烈批判，因此，可持续性经济思想必然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之间进行折中。

2.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矛盾

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由于环境公共品的负外部性和公共资源的开放性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环境收益由个人或企业获得，而环境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则由社会共同承担。个人行为与环境公共品或公共资源的关系问题正是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不过，两者分别采取的是“个体主义”和“社群行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采取的是传统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Hadin的“公地悲剧”和Coase定理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了通过公共资源的产权私有化代替社会化治理的理论依据。而Pigou的负外部性理论则成为环境公共品外部社会边际成本转化为个人或厂商私人边际成本的理论依据。

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源于“经济人假设”，它也是其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来源。在产权明确、信息完全的市场中，个人偏好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具有稳定有序偏好的个人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就是那个引导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无形之手。但是，经济人对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偏好往往是短期的。而自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通常具有长期性，而且多半不存在既有市场和能够反映其对个人效用影响水平的完全信息。为此，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们主张由人们对自然产品或服务市场的主观支付意愿来决定它们的市场价格。但是，由于相关市场信息的不完备以及搭便车的心理，这种定价往往低估了自然资本的实际价值。因此，即使在由完全理性和具备完全信息的经济人构成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当中，自然资本的实际价值仍然会被低估，环境恶化也将因此难以避免。

生态经济学则认为，当代、后代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而非个体关系。“个体主义”方法论不适用于可持续性问题的分析。人类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这种个体性却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Costanza等人明确提出了“社群人”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一旦发生改变必然导致个体本质上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由我们个人对不同物品的支付意愿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我们对穷人、后代人和其他物种的托管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性的代际公正，代内公正以及环境公正思想都是对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伦理判断，而非个人支付意愿的简单计算。他们再次强调了“规模”的必要性，认为传统资源配置的个人决策和市场价格机制只能在预先确定的生态经济规模或边界之内发挥作用。而“规模不是取决于价格，而是取决于能反映生态极限的社会决策。在社会决策的制约下，市场中的个体之间的交易才能实现稀缺权利的有效配置”

3.当代人与后代人福利目标之间的矛盾

第一，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仍然受到福利经济学最优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最优标准的限制。帕累托最优要求一个人的福利改善不会造成另一个人的福利恶化。这就意味着当代人的福利改善不能以牺牲或损坏后代人福利水平为代价。但现实情况是，可持续性或可持续性发展处处要求将当代人与后人利益进行权衡。当代人之所以会考虑后代人利益往往是因为他们预期能够从后代人那里获得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代际分配被看作是一种代际帕累托最优配置标准。由于自然和后代人在当代没有合适的利益代言人，在当代人与自然和后代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以当代人的利益最大化为优先考量。这也证明了Amartya Sen的观点——“帕累托最优标准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种极端有限的方法”

第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Beckman指出，强可持续性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中无法实行。而弱可持续性则是一种多余的概念，它对福利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没有任何改进。在弱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中，自然世界毫无独特性，它们和其他任何商品或经济投入具有同样的经济价值，其资源配置方式也和所有外部性都内在化了的完全竞争市场毫无区别。虽然强可持续性是否如Beckman所言“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弱可持续性对于福利最大化目标而言是多余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符合实际的。在弱可持续性情境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后代人福利水平恶化，但总福利水平却能保持不变。这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对建立在效用理论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产生怀疑。

第三，为保障代际分配公正对自然资本的未来价值进行贴现是常见的方法，也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中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对此意见不一。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本的未来价值可以基于市场利率进行贴现。但是，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某一时间点的个体经济决策。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后代人的决策。Georgescu-Roegen认为，由于后代人不能对可耗竭资源竞价，后者也就不存在真实的市场价格。因此，“贴现率的选择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总之，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弱可持续性思想还是生态主义的强可持续性思想，抑或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极弱或极强可持续性主张，都是在对人类、自然、社会及后代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义务的思考过程中形成的，并正在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尽管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面临着诸多矛盾并在努力克服这些矛盾，但它依然是西方可持续性思想的重要基础。因为无论如何，人类共同的使命——使我们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朝着人类—环境—经济和谐共生和可持续性的道路上前进，决定着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的现代化》，《世界经济》1983年第9期。

②孙春晨：《论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2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127623/141212/141213/8542995.html.

③Regional Ecosystem Office （U.S） REO Information Center Definitions. Northwest Forest Plan （NWFP）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④Agyeman， J.， R.D. Bullard and B.Evans. 2002. “Exploring the nexus： bringing together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 Space & Polity， 6（1）：77.

⑤WCED.1987. Our Common Future， 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⑥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12. http：∥www.who.int/hiv /universalaccess2010/worldsummit.pdf.

⑦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生产资本则符合传统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指的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与服务。

⑧Solow， Robert M..1992.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In： Robert N. Stavins（Ed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Selected Readings-5th ed.， 507.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Inc.

⑨资源租金（resource rent）被看作是生产者剩余，是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与其开发成本之间的差额。

⑩Brekke， K. A. 1997.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and Welfare， 91. Cheltenham： Edward Elga.

B11 参见Daly， H.E..1992. “Al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cale： towards an economics that is efficient， just，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Economics， 6（3）： 188.

B12Solow， Robert M..1992.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In： Robert N. Stavins（Ed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Selected Readings-5th ed.， 511.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Inc.

B13B14B16Costanza， R.， John Cumberl and Herman Daly， Robert Goodland and Richard Norgaard.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82. St. Lucie Pres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

B15Nortan， Bryan. 2008. “The Ignorance Argument： What Must We Know to be Fair to the Future.” In： Bromley， Daniel W. Paavola， Jouni（Eds.）， Economics，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tested Choices， 44. Oxford： Blackwell.

B17Sen， A.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35. Oxford：Basil Blackwell.

B18Gowdy， John H. And Peg R. Olsen.1994. “Further Problems with Neoclassic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16 （2）：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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