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窑洞对”的内容与启示分析
时间：2021-02-18 08:01: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在中共的邀请下，为促成国共两党和谈，从重庆飞往延安进行考察。考察期間，毛泽东与黄炎培对历代王朝由兴到衰再到最终灭亡的历史周期率进行了对话探讨，提出了用“民主”途径解决历代弊端的思路，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学术界通常把“窑洞对”与名垂千古的“隆中对”相提并论，可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本文从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重要意义三个方面对“周期率”谈话展开论述，并试图揭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蕴舍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延安“窑洞对”；民主政治；意义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历史周期率问题，“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谓历史周期率，指古今中外无数个政权反复表现出来的由兴到衰、由存到亡的生命周期现象的总结概括，其本质是一种政治兴亡周期性现象。关于这一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在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实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心得总结，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一、历史周期率谈话的历史背景
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并不是一时兴起的随便聊天，而是在对周期率问题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想通过该问题求解，来测试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否与自己的观念一致，进而在国共两党中做出选择。这类似于“隆中对”中，诸葛亮试图通过三次拜访来考验刘备是否真有取天下的决心以及求贤若渴的情怀，并在刘备通过考验以后才最终确定出山辅佐一样。黄炎培之所以在延安考察时期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黄炎培、毛泽东两人各自的个人因素有关。
第一，国际国内的时局状况成为促成历史周期率谈话的大背景。首先，国际方面：二战进入末期，美苏两大势力集团崛起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一个国家，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盟国得以集中更多力量对日本展开进攻，从而大大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进程，这意味着中国很快就能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与世界的大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的两大对峙势力集团。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苏联与中共则存在密切的联系。两大集团都希望中国成为自己的盟友，进而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际关系的立场产生一定影响。其次，国内方面：抗战即将结束，国共两党合作停滞。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两大政党，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手握政权和大量军队。共产党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也不断发展壮大，拥有一定的军队武装和群众基础。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在陕甘宁边区等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相对稳定的局部地区，却赢得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合法的执政地位。田抗战末期国共两党都围绕中国前途问题发表各自看法。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主张实行一党专政，不愿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分享政权。为此，毛泽东于1943年7月与10月先后发表了《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提出了与蒋介石对立的政治主张。1945年2月，国共展开谈判，共产党提出结束一党专政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但被美国特使赫尔利和蒋介石政府加以拒绝。至此关于中国未来的两党谈判陷入停滞。
第二，黄炎培和毛泽东当时各自的政治身份成为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根本前提。首先，黄炎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常委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方面极力奔走缓和已经紧张的国共关系，力避两党内战；另一方面也要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个人的取舍。由于国共两党的性质迥异以及各自所主张的政治路线存在严重对立，导致两党谈判完全停止，还没有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国又笼罩在内战的阴云当中。黄炎培深知中国民主同盟力量薄弱且没有自己的军队，要想在将来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就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一定取舍。生活在重庆的黄炎培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让其看不出中国的希望；另一方面，黄炎培从没去过延安，对共产党缺乏了解，面对共产党发出的去延安商谈国是的邀请，正好借此机会亲自考察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效果，进而做出自己的取舍。其次，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的倡导和实践，决定了中共选择用民主的新路作为跳出周期率的途径。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为中共党内主要领导的地位，此后10年内都没有改变。毛泽东早期就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观念，比如“民众大联合”思想以及主张人民当家作主的“主权在民”思想等。1937年5月，毛泽东发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在七个专题中有两个专题讲民主问题，即“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1939年，毛泽东就《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讲俗话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在实践上中共也在不停地探索民主建设的具体形式，从早期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后来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到抗战时期著名的“三三制政权”都为中共的民主执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的民主既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非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对应的民主，可以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民主。
二、历史周期率谈话的具体内容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人自重庆飞往延安，下午1时许安全到达目的地，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的热烈欢迎，随即开展了为期5天的考察活动。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中作客，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中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了几天之后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生活了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出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则表示认同：“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三、历史周期率谈话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提示了一个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想突破但都最终失败的历史性难题，这段谈话的时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对中共的认可和对将来中共获取政权的信心。在延安期间，黄炎培在与毛泽东交谈中说道：“要说感受，我真不知道该从何处谈起。这里的一切都使我眼界大开，获益良多。我从诸君身上，从延安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可见，在短短几天的延安考察中，黄炎培初步认识了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不同的共产党，体察了共产党执政下延安的生产生活面貌，亲身感受到共产党执政的方式和风格，这与其心目中的政治理念大体一致。从延安的考察中，黄炎培预测到中共在不久之后将取代国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否则，他不会和一个还没有获得政权的共产党谈论如何巩固政权以及如何防止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率这样的问题。从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中，不仅可以看出黄炎培对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信心；也表露了其对中共取得政权以后，是否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发生腐化变质，并最终成为历史周期率的又一个证明者的担心。于是，黄炎培满怀真诚地提醒毛泽东，期许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用民主方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得到了黄炎培的认同和赞赏，这又意味着黄炎培不仅对中共取代国民党执政全国充满信心，还对中共跳出历史周期率长期执政中国充满期待。这一次谈话，使黄炎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中共的前途，也标志着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将与中共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党独裁统治。黄炎培返回重庆之后，就快速编写和出版《延安归来》一书，真实地描写其在延安期间的所见所闻，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各种污蔑和攻击。这些举动对黄炎培个人来说是充满危险的。从中可以读出黄炎培当时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共产党获取国统区更多的民意支持。
第二，提出了继“隆中对”之后的又一历史佳话“窑洞对”。学术界多拿关于历史周期率谈话的“窑洞对”与古代著名的“隆中对”相提并论，从所谈论的政治内容以及談话双方的政治身份来说，两者确实有一定的可比之处。从“隆中对”和“窑洞对”所谈论的内容上看，前者是围绕如何获取天下政权为主，为夺取天下提出了远见卓识的战略对策，成为刘备日后行动的纲领。后者则是围绕如何巩固已到手的政权防止政权被颠覆为谈论主题，分析了历代王朝丧失政权的各种原因，探索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原则方法。而且在诸葛亮或黄炎培看来，刘备或毛泽东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天下的掌舵人。在“窑洞对”中，黄炎培不仅对历史周期率这一现象进行说明，还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及表现特征，构成了解读中国历史王朝更替之谜的经典论述。黄炎培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古代治乱不断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局者无法与时俱进，当局者急功冒进而使弊端丛生，人为地形成不良风气，称职的人才资源枯竭致使社会控制力下降。这些现象为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病，并最终导致王朝的不断更替。对于已经预测到将来中共要执政中国的黄炎培来说，深入分析这些原因，就是希望执政后的共产党仍能保持执政前的优良作风，避免因执政环境的改变而逐渐腐化，或避免因过分强求进取而导致政治大局上的顾此失彼，进而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而毛泽东的回答，也直击封建政权丧失的要害，即执政者缺乏民众的监督，导致其为所欲为，置百姓于役使处境而民不聊生，最终葬送了政权。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民主才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黄炎培和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深入对话，为解读封建王朝更替的原因和教训提供了深刻的教材，成为探究封建政治的一个突破口。
第三，警示了中共必须把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出路。民主之所以能够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在于民主是对封建专制的有力否定，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特征，使决策更具合理性和公信度。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不可能实行民主进而放权于人民群众，因为整个封建国家都只是皇帝一家的私有财产，正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封建统治者怠懈社会公益事务管理，却又控制和垄断了包括人民生命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因此，当他们不断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然导致百姓的生存危机，随着人民的起义，最终埋葬了显赫一时的王朝。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也会适当放开一些民主权利于人民群众。但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的民主主要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执政的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就在政党性质上确保了其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从而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民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被多次提及，列宁也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进行过宝贵的实践。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执政，就可以完全摆脱历史周期率，从国际实践来看，曾执政多年的苏联和东欧许多共产党就因为本身性质发生变化而相继失去了政权，这些教训给中共提出了警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对于当下的共产党仍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它时刻在提醒着党的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同志，该如何深入推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领域上的国计民生全方位的民主，该如何一步步遏制贫富差距的拉大，该如何遏止损民敛财、政绩冒进的恶劣风气，该如何处理现实中出现的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变质以及如何培养和选用干部人才等重大问题。让我们牢记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并吸取空谈误国的教训，居安思危，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贯彻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推进民主建设，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