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左”与“右”
时间：2020-09-12 07:51: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再起，国共之争由会场转移到战场。在国共两极对抗尖锐化的背景下，中间势力该如何抉择与自处，成为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士不能不思索的问题。
一
在国共武力对峙的两极格局中，中间派人士关于自身角色的思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中立派，对于当前的国共纷争和内战应当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既不可得罪国民党，也不可得罪共产党；有些人以为中间派就是调和派，其任务在于调解国共两党的纷争，“要想把武装冲突将近二十年的国共两党拉拢合作，把自己的地位比作媒人，只要做媒成功，其任务即告完毕”。在著名民主人士施复亮看来，中间派绝不是中立派，也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决不应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也无法调和。中立和调和，都不是中间派应有的态度”。“中间派有它自己独立的民主进步的立场，以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是非的基本标准，以拥护政协决议为当前的最高任务，坚决地站在民主的方面，与一切民主的力量合作，对一切反民主的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以期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军队的国家化和经济的工业化”。这一立场为大多数中间派人士所认同。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曾采取多种方式试图熄灭内战烽火，使国共重新回复到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轨道上来。但国民党一意孤行，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视民盟等民主势力“是共产党尾巴”，不断施以强力镇压与利诱分化的方式来打击破坏。
对于“民盟是共产党尾巴”的指控，张澜曾多次澄清，强调“我们站在民盟立场，对于国共两党仍然是确定中立，站在国家立场，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则必须明辨是非”。显然，已决心以战争手段解决“共党问题”、继续推行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并不打算认真区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立场的异同，而是直接将“主张停战要行民主的，都看成是共产党，因为这两种口号是共产党也喊的，所以把看成共产党的人们，特别地痛恨，就是因为他不帮助政府‘张正气’。”正是在这种片面认识的支配下，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针对民主人士的惨案。
在强力打压中间势力妄图使其屈服的同时，国民党又双管齐下地祭出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传统招式，施以欺骗与利诱的伎俩。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围绕着是否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中间势力发生分化。由于此次国大严重偏离了政协决议的框架，民盟选择与中共一道予以抵制，青年党、民社党以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党的大力活动下则选择参加。以此为标志，中间势力事实已分裂为左、右两翼。
国民党对中间势力的拉拢与分化，不但没有能够达到通过诱降加以消灭的目的，反而使民主势力进一步纯洁了自身阵营，厘清了各自的分野。对此，左派人士可以说是洞若观火：“这种分化，并不等于消灭第三方面。恰恰相反，经过这一个时期的严重的历史考验，倒证明，谁真正配做第三方面的代表人物，谁不配。真金不怕火来烧，经过这一次参加国大问题的试炼，民主同盟却愈显出其精神。民社党中动摇分子和投降分子之暴露，恰恰反证了民主同盟中绝大部分的坚定。”“这次它勾引了青年党与一部分民社党去参加一党国大，而民主同盟屹立如故，旧的第三方面被它拆散，新的与民主性更高的第三方面，又将产生。”
二
国民党对民盟等中间势力的持续打压，尤其是撕毁政协决议的反民主举措，将自己置于民主阵营的敌对地位，与民盟等中间势力的关系无可避免地渐行渐远。
正如一些民主派人士所指陈，政协路线虽为各方妥协达成，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因为政协的路线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完全跟中间派所代表的中间阶层的历史任务相符合，而且跟中间派的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态度相一致”。在当前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这样的路线“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才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民所拥护的政治路线”。国民党对这条路线的摒弃，只能被解读为该党决意与“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全民公意为敌。与这个“把中国看成是他的党产，把政府看成是他‘万世帝王之业’”的国民党作“殊死战”成为众多民主人士不得不然的选择。
是以，在国民党逆拂众意召开国民大会炮制宪法之际，较为激进的民主人士马叙伦即宣布所谓的“第三方面”已不复存在：
我们中国近20年的政局上，过去是国共两党的问题，现在却不是这个问题了，我们应该晓得现在是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尖锐化了，所以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众两个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的。从现实来说，共产党固然也站在争取民主的方面，他单独对国民党是有他的另一个立场，而站在民主斗争的立场，他和我们一般是在人民方面的，如果认清这个立场，怎么可能在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以外取得一个第三方面的资格，除非如现在在中国的美国特使马歇尔。
在1947年1月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张澜直言辨析国共内战的是与非。他批评政协会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明白表示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国民大会的召开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的“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替人民所争得的自由民主这张‘支票’，政府却未兑现。当权者仍是处于‘超法律’地位。凭藉这种‘超法律’的权力，就撕毁了政协决议，更片面的制定了所谓‘宪法’，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张澜重申了民盟在国共政争中的立场，指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
民盟民主立场与国民党反民主立场的高度对立，使其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1947年随着国共谈判的最终破裂，国民党显然加大了对民主运动的围剿力度，除了对民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三个党派的上层成员暂予容忍外，对中间党派的中下层成员则祭起了屠刀。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转入地下。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内民主派大联合所组建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历数1924年以来国民党历史，认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国民党执政所造出之罪恶”是“背弃本党总理遗教的叛徒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一手造成，指出“今日之革命任务，即辛亥以来尚未完成之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革命任务。故三民主义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宣布自此而后“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重新公开活动的民盟一改此前颇为珍视的中间性立场，明确宣布今后要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间党派的“左”“右”分化，非常清晰地折射出乱世中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困境。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本质上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在内战停止，和平恢复之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战后国共两虎相争的客观时势，显然并没有给中间势力提供多少可以施展的空间。当武力最终成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时，中间阶层和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的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期间，中间阶层的绝大部分，势必要被迫参加这一边去进行违反自己意志的内战，被迫丧失自己的中间阶层的地位。“中间派的民主人士，在这种时候也很可能向左右两端分化，有的投靠国民党去求取‘一官半职’，有的追随共产党去从事暴力革命，有的心灰意冷不问政治；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保持原来的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三
与奋战于政治第一线的中间党派颇为类似，同属中间阶层的知识群体在对国共的态度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战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由国民党支持者到共产党支持者的转换，而这一转变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国民党政府的绝望。1948年9月，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在与美国学者的谈话中解析了知识阶层的思想转变：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喜欢参与政治。但是，当他们听到政府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她的目的是要带给中国一个民主诚实的政府机构时，他们看到的却是这些声明一次又一次被嘲弄的事实……所以，今天，很少有人相信人民会对政府的改革抱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思想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原因。
最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支持政府的。尽管我们也看到了她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我们希望她能改进。后来，我们对政府的改进是越来越不抱希望了，但我们又发现没有什么合适的政权可以替代她……在这第二个阶段中，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摇摆的，困惑的。接着就是现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政府是无药可救了，我们希望越快把她推翻掉越好。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来作出这个改变的，我们现在愿意支持共产党，他们要比国民党政府好。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宁可选择中间道路，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了。
就张奚若本人而言，思想转向当属知识阶层中的先知先觉者。被徐志摩戏称“有名的炮手”的他，在1947年就公开宣称：“共产党是对的，国民党是错的。今日的内战是由企图保持既得利益的集体发动的。”与颇能洞烛机先的政治学者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对共产党并无太多了解，他们所“逐渐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倾向，其中含蕴着大量的希望成分”。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二选一的游戏中，国民党的不堪必然使得共产党成为大众的选项。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作为中间阶层中上层的自由主义者。
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看来，批判是“一种有力武器”，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我辈书生，尤其中年以上，文不能运筹帷幄，武不能决胜疆场，我们所能从事的赞襄与挞伐，更似乎只有明辨是非的批判一途。”但“明辨是非”在国共两极对抗的格局下委实不易，1948年12月《观察》周刊被查封，所罗织的罪名就是“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正如朱自清所感知的，国民党所厉行的高压政策使“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即便是不清楚“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国共内战尘埃落定之际，除胡适、傅斯年、《自由中国》同仁等与国民党素有交谊者外，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留在了大陆，与工农及学生一起站在了欢迎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