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左派”章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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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章伯钧,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大名鼎鼎”,因为他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毛泽东“钦定”的“章罗同盟”的头号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章伯钧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后来虽然脱离共产党,参与创建了第三党和民盟,但与中共一直走得很近,是当时民主人士中公认的“左派”,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头号“右派”。
月薪280块大洋,其中200块用来交党费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结识了恽代英、萧楚女等中共早期革命领袖,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0年,章伯钧毕业后被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立第四师范)聘为英语教员,不久出任该校校长。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章伯钧先后聘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来校任教,并允许他们利用课堂向学生宣传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思想、传播革命真理,结果引起教育当局的强烈不满,相继免去二人的教职。章伯钧也因此愤然辞职,挂冠而去。
1922年,受安徽省长许世英的赏识,章伯钧得以公费赴德留学。赴德途中章伯钧结识了同船去德国的朱德和孙炳文,成了很好的朋友。到达柏林后,章伯钧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并与朱德、孙炳文继续保持联系。不久,经朱德、孙炳文介绍,章伯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柏林党小组,担任党小组副组长。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留欧的中共党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此时,章伯钧也在柏林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赴欧游历,章伯钧与其一见如故,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后来,章伯钧成为邓演达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和继承人。
1926年春,章伯钧结束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回到广州。他经孙炳文介绍,被时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聘为哲学教授,月薪280块大洋。当时,章伯钧将200块大洋用来交党费,支持革命工作,80块大洋留作己用。不久,北伐开始后,章伯钧奉邓演达之命,从广州赶到武汉,就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又调任组织处处长,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副主任。起义失败后,章伯钧乘船去了香港,不久又回到上海。他从谭平山等人口中得知,中共中央对参与起义的领导人进行了严厉处分,其中谭平山被开除党籍,自己也受到了党内警告的处分。当时,谭平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组建第三党,章伯钧也决定退出共产党,与谭平山一起创建新党。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曾找章伯钧谈话,说他没有被开除党籍,只是受了警告处分,希望他继续留在党内,并表示可以送他先去苏联学习,但章伯钧没有接受,从此脱离了中共。
“我们是代表工农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
1928年初,章伯钧全力协助谭平山创建了中华革命党,并分管组织等方面的工作。1930年,邓演达应章伯钧等人的邀请,回国后对中华革命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章伯钧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并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1931年11月底,邓演达遇害后,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人决心继承邓演达的遗志,继续进行反蒋斗争。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为了抗日反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积极参与其中,并担任了土地委员会主任。不久,“福建事变”因遭到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而失败,章伯钧等人被迫再次流亡香港。
1935年11月,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章伯钧、彭泽民等人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由章伯钧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此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方面紧张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另一方面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后,章伯钧等人陆续由香港回到南京,全力投入抗日斗争。南京沦陷后,章伯钧在武汉找到周恩来,希望加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共的合作,得到周恩来的赞赏和肯定。武汉失守后,章伯钧和周恩来都到了重庆,两人经常就国内外形势、抗战政策、国共关系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商量对策,关系日益密切。
1938年,国民党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后,章伯钧被聘任为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他对参政会的活动非常重视,每次都利用参政会开会的机会积极活动,支持各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提出的各种有利于抗日民主事业的提案,扮演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角色,结果使其失去了第二、三届国民参政员的资格,直到1945年在各党派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又聘任其为第四届国民参政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章伯钧更是公开站出来反对,强调:“在当前抗战战线上,共产党是同样效忠国家,为民族服役,参加抗战,更无特殊标榜反共的理由。”特别是章伯钧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有着长期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历史,又与中共关系十分密切,这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千方百计地想瓦解和消灭第三党。
为此,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专门找章伯钧谈话,要求取消第三党,将其成员并入三民主义青年团,遭到婉言拒绝。随后,蒋介石又派陈立夫再三用封官许愿的方式去拉拢收买章伯钧,希望章伯钧把第三党解散了,请他参加政府,随意担任哪一个部部长,蒋介石都可以考虑。章伯钧提出,只有中共参加政府才能解决问题,明确拒绝单独参加政府。
后来,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第三党内部有人提出“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持绝对中立”的主张。章伯钧认为,一个党派“政治上没有什么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比如青年党,他们就偏向国民党,我们不能这么办。我们是代表工农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
章伯钧坚决顶住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坚持与中共合作的立场,进一步密切了两党的关系。对此,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汇报说:“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我要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
为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压迫,1939年11月,章伯钧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经过积极联络和筹备,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章伯钧当选为常务干事。
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章伯钧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此后,第三党党员很快加入了政团同盟,以盟员的身份积极进行活动。1944年9月,在章伯钧等人的推动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广大民主主义者的联合体,从而大大促进了民盟组织的发展。章伯钧因其高超的组织才能而被人们称为民盟的“杰出组织家”。
民盟改组完成后,章伯钧作为民盟领导人之一,又竭力推动民盟向中共靠拢,加强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1945年7月,章伯钧与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共与民盟和第三党的合作,章伯钧则明确表示:“我没有忘记同党的关系,我要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抗战开始,我就向周恩来先生正式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各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章伯钧为支持和配合中共的谈判斗争,特以民盟中央常委和第三党领导人的身份,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应该合理妥善地解决解放区军队和政权问题,“因为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在随后召开的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上,章伯钧更是与中共代表密切合作,为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与和平,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战后章伯钧在致力于民盟工作的同时,也为第三党的独立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规定:“本党任务,为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成社会主义。”章伯钧在会上当选为农工党中央主席。此后,农工党积极投入到了反蒋民主斗争之中。
1947年11月,民盟在国民党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农工党也随即被迫转入地下。但章伯钧并没有因此而屈服,随即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农工党中央机关也随之转移到香港。章伯钧到达香港后,与沈钧儒、周新民等人密切合作,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民盟组织活动,并与中共携手合作,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章伯钧在香港立即起来积极响应,并在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上发表《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一文,积极推动新政协运动的开展。随后,章伯钧应中共之邀,首批踏上了北上解放区的旅途。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会议,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9月30日,政协会议举行选举,章伯钧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章伯钧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