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柳子戏关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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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市井小说《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运河河畔，书中人物所演唱的曲牌与柳子戏曲牌关系紧密，经证两者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文化区域内，使用相同的伴奏乐器，唱同名的俗曲与戏曲，所以《金瓶梅》记录了柳子戏曲牌发展之踪迹，柳子戏活化了明代《金瓶梅》书中所写之妙曲。
关键词：关键词：金瓶梅；时间；地域；曲牌；剧目；乐器
中图分类号：J617.5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2.005
《金瓶梅》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是借宋代的事情来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金瓶梅》在中国抑或世界文学史上，其宝贵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可置疑的。\+①素有“东柳”之称的柳子戏是弦索声腔系统的代表性剧种之一，是在明清以来中原一带流传的俗曲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客腔曲牌发展而成的戏曲剧种。本文从时间、地域、曲牌、剧目、乐器等几方面对《金瓶梅》与柳子戏的关系加以考证辨析，肯定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对《金瓶梅》的音乐艺术价值进行定位，同时对柳子戏这一古老剧种的历史面目有更深入的认识，以期还原其本来的曲牌面貌。
一、时间考证
《金瓶梅》的具体成书时间至今尚无定论。沈德符认为《金瓶梅》是明嘉靖年间成书的。20世纪30年代，吴晗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20年(公元1582—1602)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②即《金瓶梅》成书于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之间。郑振铎认为：“把《金瓶梅词话》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1\]\}他们正确地把创作年代限定到了万历年间，从而破除了长期误传作于“嘉靖间”的说法，但其上下断限还不够确切。张鸿勋则认为这两个说法没有多大的出入，既然确切的年代无法知道，那么它大约的年代就在十六世纪中叶，再具体地说，是在嘉靖与万历年之间。\+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一文中对袁中郎给董其昌的一封信作了考证，认为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在此基础上，黄霖曾在《〈忠义水游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中，就《金瓶梅》抄万历十七年前后刻印的《忠义水浒传》的事实来说明《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换句话说，就在万历二十年左右。这样，范围就大大缩小了。\+④张远芬认为，照常理来看，《金瓶梅》写成之后不一定被立即传抄，在传抄过程中董其昌也不一定是第一人，再加抄一部90万言的大书亦殊非易事，因之，这下限还可以再向上提几年。也即是说，把《金瓶梅》的成书期限，定在隆庆二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比较合适。\+⑤
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海内外学术界意见似较一致，即不会早于嘉靖二十六年。\+⑥专家考证的结果：《金瓶梅》成书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似无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历史年表》印有：“1610年，《金瓶梅》刊印”。\+\{\[2\]\}
柳子戏音乐主体是唱腔曲牌，唱腔曲牌主要由元明俗曲类曲牌和客腔曲牌两大部分构成。明清俗曲类曲牌即弦索腔系中的曲牌，在柳子戏中称为“曲子和小令”，这部分曲牌代表着柳子戏音乐的基本风格。明代中叶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流行在中原民间的俗曲小令蓬勃兴起，此种音乐形式原系农村及中小城镇中流行的民歌，经过艺人加工或文人墨客加以润色修订，然后搊弹弹唱，广为流传。所唱曲牌的名称有很多与杂剧、散曲的曲牌名目相同，但句格与曲调却有较大的差别，它构成了弦索腔系音乐朴实无华的独特风格和乡土气息。\+⑦
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同时期的有关曲牌的记载有很多，如明代李开先（1502—1568）在《市井艳词》序中提到：“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语意则直出肺腑，不假雕刻。”\+\{\[3\]\}明万历年间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中记载：“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今所传【泥捏人】、【鞋打卦】、【熬鬏髻】三阙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知从何处来，真可骇叹！”\+\{\[4\]\}以上记载了大多与柳子戏同名的曲牌。柳子戏曲牌中的“五大曲”之【黄莺儿】、【驻云飞】、【山坡羊】、【锁南枝】、【娃娃】（亦称【耍孩儿】）至明中叶已经出现，由此可见，柳子戏的同名曲牌在距今六百余年的明代已经存在。
由元明以来民间流行的俗曲小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柳子戏曲牌逐渐成熟，并向戏曲过渡。清代嘉庆八年（1803年）小铁篴道人《日下看花记》“九月重阳后五日”自序云：“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5\]\}由此可见，在明代，柳子腔已经在京城占有一席之地。齐如山《京剧之变迁》中记载，齐如山最初听到柳子腔这个名词约在光绪二十一年（当时齐如山还不到20岁），是听生角周春奎说的：“从前有一种柳子腔，很悠扬动听，可惜现在不容易听到了”。齐如山于民国二十年在济南遇到曾在京工作多年的孟君，孟君说从前柳子腔在北京曾盛行过一时，“他说的还靠得住，因为他彼时已八十余岁。……按他所说的老人，至晚也是嘉庆年间的人。所流传的话，总与事实相去不会远”。关于“南昆、北弋、东柳、西梆”这一称呼的明确出现也是在齐如山《京剧之变迁》中：“他于同治初年，\+⑧在科班时，曾听见那些老教习们说过，清初尚无二簧，只有4种大戏，名曰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昆弋梆3种，人人尽知，惟东柳一种，知道的很少了，东柳者，原名柳子腔，很好听，可惜现已失传，听说山东尚有……。”\+\{\[6\]\}说明柳子戏经过明代的发展最晚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剧种。在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前，柳子戏在北京已是“一时称盛”的剧种，有一定的影响力了。而明代正是柳子戏形成“南昆、北弋、东柳、西梆”4大剧种之前夜，是发展壮大的时期。
《金瓶梅》中音乐的描写反映的是兴盛于明朝的市井音乐，主要表现在市井里巷中小曲和小令的兴盛。柳子戏唱腔的主要组成部分小曲和小令是在明代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进而成熟至4大声腔之一。前者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文学加工，后者是生于市井长于里巷的民间艺术，两者是存在于同一时间下不同表象的艺术形式。
二、地域考证
《金瓶梅词话》借《水浒》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展开了明代中后期一幅幅官场政治和市井生活的生动画卷，人物众多，涉及到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地名以及一系列行政区划的地理概念。这些地名大多数是实有其地、真有其名。由于作者是明代人，而所写的却是宋代的事，所以在地理概念上有宋明地名混杂的现象，也有作者的主观臆改和虚构，情况十分复杂。阎增山在《〈金瓶梅〉词话地理考》一文中对《金瓶梅词话》中地名的使用及其归属分类如下：1、宋代地名。如：孟州（今河南孟县）、郓王府（山东郓城）、横海郡(今河北沧州市东南)。2、明代地名。如：东昌府（今山东聊城）、泰安州（今山东泰安）。3、宋明通用地名。如：阳谷（今属山东聊城地区）、曹州。4、宋明混用地名。如：山东东平府（明初用东平府，后降为东平州）。5、重新归属的地名。如：徐州。6、民间习惯称谓。如河南鄄城，在明代属山东东昌府（今属山东菏泽地区），原因是鲁西民间通常称黄河以南为河南，而非行政区划的河南省。\+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