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金瓶梅》文化批评的回顾与反思
时间：2021-01-17 07:51: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有其明显的合理性所在,文化批评的方法为《金瓶梅》的外缘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审美角度和操作方法。但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当前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文化热”,我们仍要保持一种谨慎和反思的态度。
关键词: 《金瓶梅》 文化批评 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西方的文艺理论被逐渐引入我国知识界,在文学研究中引起一场批评方法的革命。其中,从文化的角度来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并形成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热”。
一、从文化学视角研究《金瓶梅》有其合理性
文化批评方法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简言之,文化批评方法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加以研究的。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有其明显的合理性所在。
首先,《金瓶梅》的文学文本的一般性质,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对人的关注方式来看,文学家总是充满热情地将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情态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作品中,全方位地传达当时社会的各种文化信息,使我们能够跨越时代障碍和思想限制去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从文学的表达与存在的独特方式来看,文学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把人的全部活动和人类的所有经验完整地表达出来,因此文学形象是以生命整体的形式存在着,而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人类的发展潜能便必然附丽于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中。从文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文学所呈现的现象世界是复杂的具体透视各种价值关系的窗口,它提供了价值活动的典型事例,以及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动机,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而“价值”则是文化的核心层面。
其次,《金瓶梅》作为明代长篇通俗小说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第一,对《金瓶梅》作文化学的分析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从来不把文学当作纯艺术看待,而是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的整体联系,重视文学反映生活、概括人生的文化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学的也是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教育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和表达。因此,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并未脱离古代文学思想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实际。第二,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文化描写,特别是风俗描写的功能。而明清长篇小说的题材取向从《金瓶梅》开始,从王朝盛衰、神神鬼鬼转向了社会现实、市井生活,这样就使其文化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了。举个例子,在《金瓶梅》中,那些风俗描写有时是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纽带,有时是借它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还有时是展现风土人情,渲染时代气氛,为人物活动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和民俗情趣的典型环境,造成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与人物性格相契合的人文环境。
二、新时期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
第一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代表专著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对《金瓶梅》进行了诠释;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内容涉及对各种具体文化的研究;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从性别角度对《金瓶梅》的文化进行审视;还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等等。论文有王祥云《从〈金瓶梅词话〉包蕴的文化理念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反映出来的天命观、人伦观、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的差异是由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所致;罗德荣、胡如光《〈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从文化层面探究妻妾争宠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社会实质及其悲剧性;张进德《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认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势的超越。此外,还有王平《〈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陈东有《〈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王启忠《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等等。另有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等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
第二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专题性研究。这一类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态文化层的研究。例如对《金瓶梅》饮食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田秉锷《〈金瓶梅〉与酒文化》,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等。其次是行为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金瓶梅〉小考》,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磨镜·画裱·银作·漆雕·织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艺》,刘秉果《〈金瓶梅〉中的体育文化》,梁今知《〈金瓶梅〉所见晚明市镇音乐活动》,邱绍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蔡国梁《〈金瓶梅〉反映的明后期的城市经济生活》,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王启忠《物欲横流 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等等。最后是心态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的宗教研究和性观念研究。宗教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朱越利《论〈金瓶梅〉中的佛道教描写》,石景琳、徐匋《金瓶梅的佛踪道影》,孔繁华《〈金瓶梅〉与宗教》,王启忠《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此外,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宗教,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等等。我国学者有王祥云《〈金瓶梅词话〉中性爱描写的文化阐释》,谢真元《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等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
三、当前《金瓶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文化批评的方法为《金瓶梅》的外缘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审美角度和操作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当前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文化热”,我们仍要保持一种谨慎和反思的态度。
首先,当前的《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出现一种“泛文化论”的倾向。或是处处皆是文化,除了文化别无他物;或是将《金瓶梅》所反映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化片面地等同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从而忽视了明代文化的特殊性;或是仅仅满足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罗列,而并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和探讨,研究取消了深度,走向平面;或是进行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的却没有任何进展的研究,比如对《金瓶梅》中的“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基本没有超越戴鸿森、田秉锷等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对研究精力的一种浪费。
其次,《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存在一种观念先行的现象,而缺乏田野调查的实践精神。研究者往往先行接受或主观设定一种文化观念,以此为研究模式,再从文本中寻找相应的论据,以此来阐释《金瓶梅》时代的某种文化现象。而对于这种文化观念是否与历史相符,是否切合独特的文学现象,则并不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坐实。
再次,《金瓶梅》的文化研究逐渐呈现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一是过于强调文化研究的多元性特点,而丧失了研究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批评标准,这种自言自语式的文化研究不利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激发,也容易造成《金瓶梅》文化研究的无序状态;二是《金瓶梅》的文化研究者不能有效地将西方的文化批评方法“极度语境化”,很多只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的名词、概念,而并未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研究对象——《金瓶梅》文本本身的具体情境进行合理的整合,从而导致《金瓶梅》文化研究的“失语症”;三是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对文化批评方法盲目倚重,使对文学的研究沦为文化研究的附庸,丢弃了对于文学更基本的东西——审美的维度,忽视了对文学的诗性的把握。
最后,《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到机械唯物反映论之中。作为文学的《金瓶梅》不是“镜子”,不是被动地反应或反射,而是投射,是能动地干预和表现。新时期的《金瓶梅》文化研究仅仅把这一文本当成是一部明代中期的市井生活的静态的“风俗画”,其研究只局限于对《金瓶梅》所反映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层面的探讨,而忽视了作为文学的《金瓶梅》对于其历史语境的反作用:一是对作者兰陵笑笑生个体,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阶层的欲望的满足,矛盾和焦虑的缓解;二是塑造一种文化(当然单这一部作品的影响是不够的,需要与当时同一类的文学作品联合起来),使那一个阶层的人们能更充分地适应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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