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理念的历史性转变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1986、1987、1992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和讲学。1996年至1997年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新估计》、《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中国对外关系》、《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今时代特征》等。

摘要 构建和谐世界的提法最早在2004年10月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已有出现,而胡锦涛主席则在次年的雅加达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作者认为，从世界革命到构建和谐世界是我国政治理念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而深层次原因则是我国党的领导人对世界大势、时代特征和国际关系深刻认识的结果。作者最后指出，构建和谐世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

关键词 构建 和谐世界 政治理念 国际关系

中国分类号：Ｄ8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6000105

构建和谐世界的提法最早见诸于2004年10月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在此《声明》中，俄“双方表示，愿同各国一道，为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的世界，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1]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共同构建和谐世界”。^[2]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3]对构建和谐世界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自此以后，中国领导人在许多重要场合论述构建和谐世界的问题。构建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治主张已昭告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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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革命到构建和谐世界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抱有世界革命的理念。新中国刚建立时面临国内外敌人的破坏、颠覆活动和经济、政治上的种种困难，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对外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上。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战略，中国与苏联结盟，坚决参加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的考量就是要使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站稳脚跟，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中间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这种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就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

中国为什么参加朝鲜战争？这是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中国内战结束不久，经济尚未恢复，长期的战争创伤有待愈合，人民生活还很困苦，军队还没有好好休整，更谈不上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入朝参战，与美国打一仗，这固然与中共领导人对形势估计的严峻性有关，^[4]但在当时苏联退缩，把援朝重担完全推给中国的情况下，^[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这不能不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主义，也就是说为了“援助兄弟国家”而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样一种思想起了主要的作用。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和印度、缅甸倡议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当时中国确实希望与亚非的新兴独立国家和平共处，也希望与美国谈判解决分歧，求得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念，1960年中苏分歧尖锐化后，这种理念就表现得更为明显。1963年发布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就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6] 和平共处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建议”宣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是不能和平共处的。^[7]“文革”中，“打倒帝修反，解决全人类”这个极左而且现在看来很可笑的口号响彻全国。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中国继与英、法等国建交后又与日本、德国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领导人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仍然认为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情况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８０年代以后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时代特征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虽然不能说已经消失，但是可以避免的；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就要想办法“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用和平共处5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8]邓小平这一系列论断，指出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和革命而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形势的认识的重大发展。

江泽民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对建立怎么样的一个新世界有过很多论述。自1993年开始，他就多次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21世纪”的问题。^[9]199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他作了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演讲，其中已提到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10]1997年在江泽民和叶利钦两次峰会中，曾一度提出要建立“多极世界”，^[11]但似未引起多大反响，后来就不提了。这并不是说中共放弃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发展的观点，而是认识到“多极世界”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提出要建立“多极世界”条件尚不成熟，也得不到广泛支持。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表示，“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12] 在这段话中“构建和谐世界”已经呼之欲出了。

因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江泽民的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顺理成章的。从世界革命到构建和谐世界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治理念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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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根据

中国这种政治理念、主张的历史性变化决不是偶然的。

国家利益的驱动固然是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妥善处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个体系中的霸权国家、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周边国家的关系，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是无需赘述的。

容易为一些观察家们忽视因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转变的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这种政治理念、主张的转变是建筑在理论认识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的。

中国领导人在形成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时吸取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江泽民2002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的演讲中就曾引用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13]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在谈到建设和谐世界时也强调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究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百家优长、兼及八方精义。”^[14]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哲学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是形成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当代世界大势、时代特征、国际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时俱进，突破了某些个别的、过时的论断，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了新的观点，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这里首先是对资本主义认识上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信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理论。^[15]列宁这些论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争夺霸权而拼死搏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形势下作出的。战争使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削弱并出现了若干薄弱环节。列宁在当时形势下作出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判断，并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并在一国单独获得胜利的理论。两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这个理论的缺点是对资本主义在自身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列宁逝世后，经过1929-1931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改革，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了生机。战后大量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力仍在发展，在技术-产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同时另一方面，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除中国、越南等一些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外，大多数国家在取得独立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或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还要延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在一段时期里无视这种变化，教条主义地抱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腐朽”的理论不放，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首先突破了这个“垂死、腐朽”的论断，指出只要处理好南北关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可以继续发展。^[16]江泽民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一著名论断，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和两次大战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使社会阶级矛盾有所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仍然具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和空间”。^[17]正是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和革命作为时代的主题，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取代世界革命，作为中国的对外战略任务。

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存、竞争共处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江泽民为什么多次强调指出，要“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8]这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主要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

在思想认识上这种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对现行的国际体系也有了新的分析和评估。众所周知，现行国际体系是从二战基础上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基础上建立的国际体系固然反映了美苏两个战胜大国的力量和影响，使一些大国得以保留特权，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成果。作为二战产物的联合国宪章中就有不少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和公平的内容，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的积极意义。对战后建立起来的体现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也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这些组织固然有不合理、不公平的一面，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它们也有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需要的一面，有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来推动自身发展的一面。在当前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大形势下也只能逐步改革这种秩序，不可能立即用什么新的秩序取而代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态度，从站在体系外的革命派（1960-1971）到体系内的反对派（1971-1978），进而逐步转变为现行国际体系积极参与者、负责任的建设者和稳健的改革者。^[19]

所以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是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的。西方有些人无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的认识和观点上的历史性转变，仍然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怀有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和现有国际体系的目的，一旦力量强大、时机成熟，就会推进“世界革命”。这种观点至少落后于现实25年。这样的观察家不能不给人们以严重的误导。

构建和谐世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

当前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天下并不太平。构建和谐世界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但这又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和谐世界，不是指没有矛盾、人人相亲相爱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不是赫鲁晓夫说的“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世界。作为现阶段奋斗目标的和谐世界，其标志就是胡锦涛一再强调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持久和平就是在承认世界多样性并存在各种复杂、深刻矛盾的前提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使各种冲突能得到控制，新的世界大战和大规模战争得以避免，世界和平能够持久维护下去。共同繁荣就是能够正确处理南北矛盾，逐步缩小贫国与富国差距，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同富裕方向发展。这样一个和谐世界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经过长期奋斗是可以实现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构建和谐世界是个很高的要求，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应该先从建设和谐的区域做起，进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这是很有道理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中亚这个区域原来也是矛盾错综复杂的地方，有些矛盾还很尖锐。这里有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纠纷，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种势力的活动，有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一度都很突出，冷战后本来也很可能像巴尔干、中东和非洲某些国家一样成为动乱的热点地区。但由于中、俄和中亚各国的共同努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和发展，使这一地区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和谐，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向共同繁荣的方向前进。当然，现在还不能说中亚已建成了和谐区域，但其发展方向是明显的。中亚能够向和谐区域发展，其他区域是否也可以做到呢？应该看到，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历史大潮。在危机-热点地区，人民要求和平、稳定的愿望也特别强烈。危机中蕴藏着转机。只要坚持不懈，共同努力，借以时日，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和谐区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和谐区域的出现，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也有可能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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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国际形势年鉴2005》，上海教育出版社，第570页。

［2］ 同上,第476页。 

［3］ 同上，第527页。

［4］ 当时中共领导人认为美国从朝鲜、台湾海峡、越南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企图推翻新中国。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2页；《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258页。

［5］ 斯大林动员中国派军队援朝时，曾允诺由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但后又以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大局为理由，决定不对入朝参战的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参阅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76-388页。

［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7］ 同上，第33页。

［8］ 以上论述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128、249、49、97页。

［9］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第330页。

［10］ 同上，第477、480页。

［11］ 《国际形势年鉴1998》，第129、414页。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98页。

［13］ 同上，第552页。

［14］ 《解放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3版。

［15］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22卷。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

［17］ 《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19、200页。

［18］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67页。

［19］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表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见《解放日报》2006年3月15日和新华社堪培拉2006年4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