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与政治文明新论

内容提要 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标识。政党政治植入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演进过程中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体制机制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枢纽性地位。

关键词 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政治文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14

政党政治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标识。本文拟借助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关系的理论框架，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缘起和演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期强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转型期价值和功能的理解。

作为政治文明标识的

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而这种实现程度是要通过建立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状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来实现的。其中，国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1]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选择。

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形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曾经以“君权神授”说为国家权力披上政治合法性的外衣。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精英和政治领袖把国家权力与人的自然权利联系起来，倡导“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说，从而为民主政治取代神权政治的正义性提供思想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在国家权力博弈中采取政治化的组织形式相对抗。这种以国家权力为价值目标的政治化的组织衍生为政党，与此同时政党亦将社会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组织化。由此可见，是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催生了人类近代社会的政党政治。

民眾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政治参与的客观需要使政党政治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民众直接参与谓之直接民主。但在具体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实践的结果就是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民众通过选出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2]现代文明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民主政治借助政党政治来实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本身具有阶级属性，而且在事实上政党政治也不等同于民主政治。但是相对于君主政治而言，政党政治意味着由政党来掌控国家政权，并通过相应的政治制度加以保障、体现、规范和制约。从人类政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政党是在近代民主政治浪潮的激荡中产生的，反过来，在民主政治演进中政党又创造了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就是公民、政党、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由此形成的体制机制。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政党代表民众控制公共权力。其中，政党既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又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在现代民主政治基本架构中，政党具备枢纽地位和中枢功能。因此，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识。

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

演进中的创造性转换

政党政治植入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演进过程中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历史逻辑：近代以来中国政党政治的演进催生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和清朝腐朽统治，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渐趋衰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清朝政权，而且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将肇始于欧美国家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议会制和多党制植入中国。囿于历史传统和社会现状的落差，中国仿效欧美国家的政党制度模式终归失败。然而，政党政治植入中国，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循环踯躅的怪圈，打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闸门。

在中国政党政治演进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是关键时期。1921年，伴随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至此，中国政党政治形成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多党并存的基本格局。1924年，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是客观上却造成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1927年，国民党以暴力开展针对中共的“清党”运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政党政治的转型时期，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催生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期间，具有反帝、爱国、民主政治诉求的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纷纷成立各个民主党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国民党“一党训政”和中共“联合政府”的对峙中，各民主党派选择了中共设计的政党制度模式。1948年5月，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赞同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开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征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政党制度中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从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

一是政党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领导力量是集中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共产党。共产党不仅要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而且要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要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二是民主方面。马克思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治形式的思想，主张“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4]由于无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居主体地位，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国体的确立就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确认。而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由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专政的政治形式，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质的飞跃。

三是政体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巴黎公社为例提出了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观念。马克思强调：“公社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5]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6]巴黎公社的经验实际上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和保证人民主权的权力制约原则，也就是采取既要议行合一又要进行制约的政体，从而确保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四是法治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治问题的思想观点深刻揭示了法律制度与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7]马克思强调指出：“要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8]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保障和规约功能，没有强制操作的法治系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主政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从制度安排上把政党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有效结合，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原则又符合中国政党政治的实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架构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

三、实践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创造性转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政治文明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渐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政党关系的基本格局。从1957年开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岁月。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步入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经过拨乱反正，理清并巩固了中国政党关系的格局。1989年中共制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上制度化轨道的标志。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此纳入法制化体系。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命题，随即先后出台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9]中共从政治文明的高度审视中国政党制度，积极推动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深度融合并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造性转换。

在创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中，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价值取向和功能绩效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具有“新”的特色和优势。第一，从利益代表性来说，“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第二，從治理绩效性来说，“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从社会整合性来说，“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0]

政党政治虽然首先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就政党政治的实现形式而言，政党制度并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模式。从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根植中国社会逐步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为人类政治文明中政党制度的设计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枢纽地位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点和优点。作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价值目标是社会的进步状态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根本利益的真正实现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路径选择则是社会管理者坚持站在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探索解决社会矛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模式。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次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再次是推进依法治国，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设置，“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其中，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11]

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系统中，政党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态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制度设计，中国新型政黨制度明确界定中共是执政党而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是团结合作与互相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作为国家基本制度运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坚持中共的坚强领导，又体现广泛民主；既保持一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相辅相成，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经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既尊重多数人的普遍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12]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系统的中枢，政党作为政党政治的行为主体，是社会与国家联系沟通的桥梁和中介，政党制度就是这种桥梁和中介的制度保障。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制设置和机制运作对实现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具有枢纽功能。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关键。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制度和体制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和运作模式。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和国家制度体制的中枢。因此，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中共党内民主是实行人民民主的前提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保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超越一党独裁和多党竞争的体制模式，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基础上，建设中共党内民主制度化体系，从而推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形成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政党政治的中国范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人们对民主的诉求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精髓和要义在于民主对人类社会人权的保障和政治正义的维护。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现状的差异，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党制度模式，民主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往往通过各个国家不同的政党制度设置来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伴随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应运而生，不仅是衡量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尺度，而且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类型多元化的写真。

（第一作者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委员会党校教授；第二作者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2] 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140页。

[5] 同[4]，第5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7-56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4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11月。

[10] 《习近平在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8npc/n1/2018/0305/c417507-29849334.html。

[11] 同[10]。

[12] 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