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者视角下的结构和施动者问题分析研究
时间：2021-02-18 07:52: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新现实主义和世界系统理论这两个理论强烈的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学术讨论。他们都叙述了在国际系统中结构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这里暂且不讨论他们在结构分析中的共同的描述，然而他们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解释是截然不同的。新现实主义者依据他们成员国可观察到的特征（权力分配）来定义国际系统结构。因此，他们是以个人主义者的角度来理解结构的解释以限制那些先前存在的国家的选择。另一方面，世界系统理论者们，则从支撑和建构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这一角度来定义国际系统结构。他们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参与者，以结构主义者的角度来了解结构的解释作用。在国际关系文学著作中已经可以见到关于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逻辑内涵。在这篇文章当中，我想分别阐明和比较在这两种惯例之下对于结构的分析。首先，我要批判他们的结构理论的基础，来推动根据社会学结构理论所改编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新范式的发展。这种方法，和研究议程是可以实现自洽的。相应的，这要求现实主义者的科学逻辑（科学现实主义），以自然科学的逻辑来论证论证这种“新的正统”但还未被广大政治科学家所认可的。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09-0197-02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理论，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是不同的，尽管他们常常在本质的叙述与预测效力以及研究领域，简约程度等等这些层面上被放在一起比较。然而我认为这些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这些不同是更加基础的本体论之间的区别：新现实主义体现了个人主义的本体论，而世界体系理论则体现了功能整体性的本体论。要抓住这些不同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一个有效的方法便是从这两个理论关于人与结构的关系上所做出的假设来进行。他们是用结构而不是主体来进行理论创造，就像所有的建构理论一样，他们都在做出什么是正在被构建的假设，人或是组织的施动者。以及他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更普遍的来看，至少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体现了解决关于施动者和结构这一问题的内在逻辑。（implicit：隐示/含蓄/暗示）使人与社会结构位于彼此影响的位置。这些解决办法（solutions）定义了这个理论与结构分析相关的重要解释性元素的理解，那么就形成了对于结构理论这一客体非常不同的理解。不管怎样，我都要批评道：新现实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对于施动者和结构这一问题，至少在某一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方法，这种相似又创造出了在这些理论中一个基础的弱点。换言之，建构主义是对这种共同的弱点，那些超越了新现实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语义和观点的一种回应。
在第一部分，我探索了施动者和结构的问题的本原，简单的识别了几种关于它的解决规则。我在第二部分分别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所呈现的解决方式，以及他们所运用的个人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的方法论。尽管他们之间有重大的不同之处，这两种关于结构—施动者的解决方式都是将国家主体或体系结构作为本体论的本原研究对象。那么就导致了新现实主义或体系结构理论对于他们本原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因果力是不具有解释力的。这个缺陷，严重的破坏了他们对于国家行为的解释能力。这个情况可以通过采取一个关于施动者—结构的新范式，这个范式应当是一个先验的将施动者和结构作为“不确定”的或者将其作為“因变量”。在第三部分，我将其形容为，建构主义者的范式，以现实主义者的科学逻辑为基础。自从结构理论的实用性作为国际关系的元理论框架最终都是取决其对于实质理论的丰富能以及实证研究，它的价值不能在这篇有结构的文章中被很有说服力的表现。这是可能的，但是，在国际关系当代研究议程中，指出一些建构主义视角下所体现出的一些变化是也非常必要的。在结尾的第四部分中，为了研究国家行为，我探索了建构主义的普遍认识论和理论脉络。在结论当中，为了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我部分回归到了科学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当中。
1施动者结构问题
依据大多社会科学的要求，施动者-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生活，有着它自身的两个本原：1）人类和他们的组织是有目的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的行动帮助他们在所生活的社会进行再生产和改变；以及2）社会是由有意图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构成社会关系组成的。将这些自明之理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人与社会结构是，互相影响的，从理论上讲是互相依赖，互相有着内在逻辑的实体。因此行为研究引用了，至少关于特定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或者是“游戏规则”）在这个逻辑中，行为是先验/被设定的（set）的——它只作为在结构分析时，会援引行为体的一些理解，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的内在逻辑。随后，相信主体与这些结构都与社会行为的解释有关联，这成了一种看似真实的方法。（agent：[原意为 n.代理人；代理商；特工；药剂/Vt.由....做中介；由....做代理/adj.代理的] 这个词英文原意有代理人的的意思，作者用这个词来替代人与结构的相对，是否是对于人的能动性的一种削弱？在我们当下文献翻译中“施动者”这个词意思，显然是加入了人的“能动作用”为考量的，那么这个“代理人”或者译为“施动者”agent的背后，是国家？是人民？或者是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出现，强调国家的“功能性”即代理人性质的主体。在考量用词的时候，是什么理由让他选择了这个词？）
事实上，尽管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所用的方式大有不同，但他们都运用了国家（权力，利益）和系统结构（polarity极，relation of unequal exchanges）去解释国家的行为。
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缺乏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去将这些实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正是由于这种方式的缺乏，才通过社会科学被动，急切的出现了大量多种多样的主题—结构关系的观念化。每一种都反映出他们在当下理论论述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或实践的思辨（commitment：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我自己采用了“代理人”或“结构”这样的话语，因此不是中立理论）。无论如何，撇开他们之间的不同，“行为体—结构理论，”“部分—整体”“个体—系统”和“微观—宏观”问题都映射了一个同样必要的元理论— 都是出于以解释社会行为为目的的需要，是一些对本体论以及社会行为体或代理人（本文指国家）（标注：作者同时使用了agent和actor这两个词语来表示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的客体）和社会结构（本文指国际系统）之间的解释性关系的理念化。
施动者和结构问之间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是从本体论上来讲，另一个是从认识论上来讲的。首先，基础的议题关注的是行为体和结构的本质，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潜在互相关联的/暗含互相关联关系的。换言之，这些实体是什么？（或者说，以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实体吗？），他们互相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有两种基本的方法来着手该问题：使一个研究主体在本体论上是原始的/简单的，或者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或非简化的本体论地位。根据设定原始主体的不同，可能将会产生三种关于本体论的不同答案，（基于对结构和主体关系处理的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本体论）我将他们成为个人主义，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名词结构强调状态），和建构主义（structionist）（动词结构强调建构这一过程）。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体分别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他们无限的还原/缩减/使变弱了两个研究对象当中其中的一个。于是，新现实主义者减弱了国家系统结构对他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国家）的性质和互动关系的影响。然而，国际系统理论减弱了国家（阶级）代理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再生产要求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讲，建构主义，是通过给予两个研究对象平等地位的方法，来避免我刚才所提到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导致的那些不良后果。但是，与成为“两全其美的”（best of both worlds）简单的综合化大大不同的是，建构主义对于施动者—结构的观念化要求是非常确切的。这种观念迫使我们对（国家）施动者和结构的一些基本特性重新进行思考。作为相互影响的彼此，这也允许我们通过用施动者和结构来解释他们各自的一些关键特质，以此将代理人和结构视为“互相决定的”或是“共生的”实体。
在社会理论中被称为本体论的这些方法，限制了其看待施动者结构问题是所采用的认识论视角也限制了社会行为理论中对于不同解释的选择与整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认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施动者和结构在不同的解释范式下各自相应的选择。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动者与结构被普遍视为非常重要性质的类型。因此， 社会调查的方法是将人作为可反映的，目标直接的对象，比如种族选择理论，对于施动者的解释概括的说是，“翻译性质的”—它是就施动者的目标，信念，及自我理解来计算的。另一种是只将人看作刺激物混合的有机体—比如说行为主义—对于施动者的解释是一种形式上的机制互相关联模式。这与“遵守”结构主义的理解情况相似。社会理论在个人的特质中减少了结构的影响，通常将结构的解释作用，理解为束缚之前就已存在的施动者的选择的因素之一。这些已经观念化的系统结构，作为非简化的实体，常常使得这些理论把结构理解为产生的或者是解释施动者们本身。第二个认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社会理论中的任何流派当中，施动者解释与结构解释之间的相关性。这是这篇文章中 第二重要的议题，因为这是新现实主义者和世界体系理论者都同意的，那就是一个恰当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是“更加结构的”而不是“以施动者为参照的”。尽管，他们对于这一要求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我接下来将要展示的一个分歧是他们在在本体论维度探究施动者—结构问题时所使用的范式相关。
2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还原论和物质理论
在这个部分我想：1）比较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结构”理论的观念；以及2）除去那些重要的差异，这些观点对于施动者结构问题的研究都使用了一个相同的范式，这个范式妨碍了他们对各自原始单位不可或缺品质的一种解释能力。这种无能使得他们对于先前原始单位的假设失去了理论基础。相应的，这个改变使得理论对于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解释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我将会证明这种限制是他们在基本假设功能和每个理论在探究施动者—结构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理论范式的内在逻辑所共有的限制。所以他们无法在他们基本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克服它。
3新现实主义
至少在表面上，新现实主义有着强烈的结构主义和反还原论的情节。肯尼斯·沃尔兹在讨论体系的本质和还原理论时将后者定义为一种解释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理论，单独指由国家层面研究所引起的。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还原理论，因为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为角度，来解释对外扩张者的行为。由于这些理论在研究国内专政转变为国政策行为时，忽略了国际政治结构所扮演的介入性角色，我认为沃尔兹的批评是正确的。新现实主义为了避免这种类型的还原主义采用了体系（我应当指不是“结构”）逻辑和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观念性机制。这使得现实主义者得以在以国家中心为主导的经典政治现实主义范式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论当中整合出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框架。因此，要在国际关系中发展出一个施动者—结构关系的观念，在这个观念当中，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体系结构都是互相影响的。
但在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强烈希望避免微观层面的还原主义，这与他们对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解决方法相悖。从另一个角度或是更深层面来说，他们就是还原主义。新现实主义者反对将尝试解释在严格意义的上讲带有施动者层面特质的主体行为都不能被定义为理论。然而，也许所谓的解释性还原主义的拒绝并不存在于这种主义当中，而是在于他试图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严格限制体系结构应当被如何定义。既然一个对立于施动者层面的解释是在分析方法上独立于系统结构的。那么作为具有因果关系的象征，一旦被识别出来，就应该被称为理论。因此，新现实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把国际系统的结构的定义还原为一种国家的特质—这也完全的呼應了在解释国家行为时，系统结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决定和和博弈理论的角度，新现实主义确实像微观经济那样，以制度决定和理性行为是被制度选择所影响甚至是决定的行动模型为特点的。这个观点不是新自由主义在解释还原理论中所强调的，相反地，他们对于结构的定义是以还原主义本体论为特征的。这个定义使得对于体系结构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是对于先前存在的施动者的一种限制。而不是，而不是像世界理论和建构理论一样，是国家施动者的本身。这种不可逃避的情形是它本身（本体论）还原主义对于体系结构的定义所导致的：体系结构无法产生施动者如果他们被弱化到以施动者的性质为主。此外，不管他强烈的体系层面的关怀，新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体系的解释作用其实是国家决定论，或施动者中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