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七月(上)
时间：2021-02-18 08:03: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整整90年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那年七月》，带你走进那难忘的岁月……
乔装的“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带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消融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19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19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确切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朋友有着友谊和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关注，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起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
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
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张国焘《我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
《生活报》记者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鬼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
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以良好的印象。1893年4月，他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
1907年，十四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庭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他在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
二十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1915年，二十二岁的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他开始介入政治。
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欢欣鼓舞从美国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不久，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苏维埃工作。
1918年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与列宁分庭抗礼。高尔察克曾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1919年5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关入监狱。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维经斯基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暴动，战胜了白匪，获得了自由。
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了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
不久，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选中了维经斯基。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表明他对革命赤胆忠心；他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流利的英语，使他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31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4岁。
当时在场的李大钊的23岁的学生罗章龙，如今这样回忆往事：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10日记》(引者注：即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是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