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的命运

1957年，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20年后，只留下了6个“标本”未予平反，储安平就是其中的一个。读罢本文，也许就能了解储氏何以不被平反了。

凤凰卫视2005年5月在《风范大国民》专栏介绍储安平时，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惟一的一座无字之碑。其实，历史归历史，无论对谁，其功罪应有评说。

如今的年轻人，对储安平十分陌生。稍上年纪的人，只要一提起抗战时期湖南的蓝田师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抗日胜利后上海的《观察》和开国初期北京的《光明日报》，就会想到储安平。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193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回国后，由大学教师成为二十世纪蜚声中国报坛的风云人物。在旧中国，他为中国民主化呼号，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名噪四方。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同胡乔木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因“党天下”的言论被打成全国著名的十大右派之一。20年后，中国为55万的“右派”平反，储安平是迄今为止当时的知名“右派”中，留下6个未获平反的“右派”标本之一。

执教蓝田师院

69年前，日本法西斯发动卢沟桥事变，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时，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点燃了全面抗战的烈火，四万万同胞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

此时的储安平28岁，在英国伦敦大学，从师费边主义者拉斯基教授。一面是祖国有难，一面是自己学业未卒，何去何从?储安平毅然舍弃后者，于1938年义无反顾提前归国抗日救亡。

自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以后，我国教育在抗战初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特别是高等教育。当时我国的大学有三类：国立的、省立的和私立的。为挽救和保存高等教育，许多国立院校，纷纷迁往西南山区办学，实施抗日救亡教育。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已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惟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却是选在湖南的蓝田(今属涟源市)创办。蓝田是原安化县山区一个小盆地，是个理想的办学地址。师院办在蓝田，习惯上称为“蓝田师院”。抗战时期的蓝田，就有“小南京”之称，这所有影响的以培养适应战时人才为目的的高等学府在蓝田的崛起，更是为山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观。蓝田师院办学经费有保障，主要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给，所以能聘请一批一流的教授任教。在这里聚集的全国知名教授先后就有87位之多，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高觉敷、邹文海、李达等等，纷纷不远千里来师院执教。

师院的校长是储安平在上海光华大学就读时任教育系主任的廖世承。储安平归国不久，廖世承就向他发出前往任教的热情邀请。储安平欣然受聘，于1940年8月，风尘仆仆从重庆来到蓝田师院，在公民训育系任教。直到1944年9月学院西迁淑浦才离开蓝田。

此时的储安平，30出头，身材高大，面庞白净，眼睛灵活而具侠气，给人一种强大的感染力。他讲课具有一种镇服的气势。李大鹏主编的《历代名人与娄底》说储安平“一旦站在讲台上，常常手舞足蹈，讲到兴奋处，纵横捭阖，旁若无人，不时引来其他班学生围观……其演讲更是深受欢迎……连走廊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

储安平知识背景丰富，具有多门类、多学科知识结构，是国师教授中少有的多面手。储安平除了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外，还兼授“社会科学”等课，只要哪门课程没老师上课，系主任袁哲就说：“还不赶快去请储老师。”

储安平不仅教学深得学生爱戴和校方赏识，还在学术上大放光彩，著作取得丰厚的成果。

在师院4年间，储安平写出了20多万字的3本学术专著。《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这都是他在这个交通异常闭塞的山城，战乱动荡的环境，生活窘迫、教学繁重的困境之下写出来的。由此可见储安平执着不舍的学术精神和做事颇有效率的可贵风格。

这些著作都体现了储安平学术理论非一般的见地和独特的造诣。

在《英国采风录》与《英人法人中国人》之书中，他从政治制度、社会教育、民族性格等方面着重对比了英人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他分析英国强中国弱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民性不同所致”，亦是“理性在两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异殊”，“英人的社会以法为中心，中国人的社会以人为中心”。他对英人性格无比赞叹的同时，借用苏三起解中崇公道解子的开场白来揭示中国社会缺乏理性是：

我说我公道

你说你公道

公道不公道

只有天知道

储安平为进一步阐析三国人的特征，论证国民性格决定国家强弱，独出心裁地用中英两国的几句谚语生动地对比两国截然不同的民性：

英人有言：

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

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

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中国的谚语则为：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储安平在师院历次演讲稿的汇编，他考察1600-1943年间英印之关系。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英国的商业公司，却轻易地灭亡了印度这个历史悠久的亚洲大国，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我们不难发现，储安平这些著作，无一不是在激励一代青年，为中国之独立自由民主而战。自然对国民素质的教育，颇具影响力。他既是一位着意耕耘的教师，又是一位孜孜不息的学者。在这一段峥嵘岁月，蓝田的每个角落都留有他的足迹，他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远的影响。

创办《观察》

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观察》在全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储安平一生中闪光亮点。《观察》的前身是《客观》。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1945年10月离开师院来到重庆。此时，国家经过8年抗战，亟待和平建国。他认为要创建一个民主的中国，最需要一个自由主义的客观新闻刊物。11月，他和曾在上海光华大学的同学张雅琴办了一个名为《客观》的周刊。《客观》的重点在政论，批评国民党的“腐化”和“腐烂”，受到重庆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民主建国中有所作为。他在12月22日出版的《客观》第7期政论中指出：“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这不仅是储安平着力为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争得一席之地，尤其是他在当时沉闷的中国吹响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号角。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6月，全面内战爆

发。储安平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以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离开重庆来到上海，经过紧张而充分的筹备，定名为《观察》的周刊很快在9月1日创刊发行。

《观察》是《客观》的继续，且比《客观》更深入，储安平前后联络了78位《观察》撰稿人，将中国当代大学者网罗殆尽，展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和开阔视野。胡适、傅斯年、梁漱溟、梁实秋、冯友兰、费孝通等都是重要撰稿人，他在蓝田师院结识的知名教授如钱钟书、高觉敷等等，亦都为《观察》撰稿。

《观察》的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8个字的基本原则显赫地印在刊物的封面上，封面上有刊徽，刊徽周围有表示“独立、无党派、观察”的英文字母，封面顶上方是刊名“观察”两个醒目大字，封面底下是整齐排列的78位撰稿人名单。这个封面的设计就打破了当时一些杂志的呆板面孔，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吸引了读者。《观察》，顾名思义，是既观且察。观，只是看到表面现象；察，是细看，考察，研究问题的本质。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介绍储安平的《观察》是：“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储安平把《观察》办成了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发行量高达10多万份，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刊物。谢泳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说《观察》：“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储安平在当时国统区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为言论界杀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声名鹊起。

《观察》是一个纯粹的同人刊物，所谓同人刊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营刊物。这个纯民营刊物，是以超党派立场，《泰晤士报》在野论政的特色，针对国是发表意见。储安平为《观察》写的时评，语言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说国民党“70天是一场小烂污，20年是一场大烂污。”“美国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

《观察》对国民党的腐败揭露无遗，批评尖锐，毫不留情，自然得罪了蒋介石。1948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下令对《观察》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罪名是：“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云云。《观察》从1946年9月1日出版创刊号，到1948年12月出至第5卷第18期，存在不足3年，但它的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

出任《光明日报》总编

《观察》被查封，储安平事先已秘密逃离上海来到北平(今北京)。1949年至1950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国奠基最完美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人民激情燃烧的年代。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剧烈变革时期，储安平何去何从?他选择投向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他担任了新闻出版总署专员、发行管理局副局长、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等职。他是民盟老成员，1954年又加入九三学社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按理说，共产党待他不薄。但是，储安平是一个职业报人，他对仕途并不感兴趣，总是魂牵梦萦着他的上海《观察》。终于经周恩来同意，《观察》在1949年11月复刊。可是，复刊的刊物已面目全非，封面上不再突出个人，不署主编的名字和“撰稿人”名单，英文字母和八字原则也砍掉了。不久，刊名甚至改成了《新观察》。《新观察》上面的文章，虽大量是歌颂新中国，歌颂苏联老大哥，赞颂毛主席，赞颂斯大林的，但比当时其他杂志的面孔还是要活泼许多，有优美的游记文字，引人入胜。

储安平自然认为复刊的杂志显然违背了《观察》当初评论国是的办刊宗旨，他干脆离开了《新观察》，到新闻出版总署上班去了。谢泳在《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一书中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57年4月，由胡乔木推荐和章伯钧邀请，储安平从九三学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光明日报是中国民主同盟在1949年6月创办的报纸，社长是章伯钧，总编是胡愈之。但几年来报纸是没办出民主党派的特色。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进而撤销了光明日报党组，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办报。储安平也就是在这一天正式就任总编。

储安平认为跳出了“围城”，没有婆婆管制的媳妇，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他在5月7日的全社大会上说：“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储安平在报社宣称“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而且认为，“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发重大新闻用不着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他甚至不考虑这样做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反而说：“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显然，储安平已经忘乎所以了，他要排除一切“干扰”来大显身手。

就在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称：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办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是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整风。

储安平来了精神，他要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对党的政策和作风大鸣大放一下子。

大鸣大放铸悲剧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应邀出席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会上，他那太显张扬的个性充分表现出来，兴之所致，竟得意忘形，作了“党天下”的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现全文照录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

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保持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思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免受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工作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的“党天下”猛料，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新闻媒体全文刊载，猛料迎合了不同口味听众的需要，争相传阅，先睹为快，全国轰动。

储安平哪里知道，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发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信，在中央高层秘密传阅。信中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正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储安平究竟是迟钝得觉察不到气候在悄悄的变化，还是明知是一条悲剧之路却偏要选择这条道路自投罗网?储安平对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明白，说真话会要付出代价的，只是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决定着他的选择。

7天以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于是，整风停止，反右运动立即席卷全国。

紧接着，在民盟《光明日报》支部召开的批判会和民盟中央小组会上，就已经定下了调子：“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储安平已经被视为一个难得的标本，它折射出了民主党派的某些积弊。他终于被推上祭坛，万劫不复了。

最后的日子

这年11月，储安平和社长章伯钧被一同免职，1958年1月，他戴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他也从《光明日报》返回原单位九三学社，由九三中央严密监管。

储安平本是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就是一条苦命，人生所不堪之孤独、楚痛，殆无不是始终以一身受之。他出生于望族名门，生下来6天，他的母亲就死了。他父亲是个嫖赌逍遥的人，没有一点家庭责任感。储安平是在伯父家靠老祖母养活才保住了一条命。他在早年的散文《母亲》一文中说：“非常疼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爱之外的另外一种爱……每每，从伯叔母给予兄弟们的爱，嫂嫂给予侄儿们的爱上，我也能怅然地感受到母爱究竟是怎样一种可贵的味道。”这些话读起来，不能不令人鼻酸。

储安平的伯父储南强，是当地开明士绅，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据蒋星煜《中国报坛“宜兴二储”》一文中说“宜兴的善卷洞是江南著名胜迹，为开明士绅储南强于二十年代鸠工修缮，使此一晋唐文化景观得以重放光彩。”储安平得到这样一位伯父的关爱，自然感激不尽。据说他的床前一直挂着伯父的像。

储安平14岁那年，老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从此，他自己在更加艰苦的困境中闯荡，也养成了吃苦耐劳、节约俭朴和执著自信、特立独行的性格。

储安平的大学生活，正碰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代。1928年，他19岁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另说为英国文学系、政治系)学习。光华大学是新月派的大本营，罗隆基主编的《新月》杂志，在光华掀起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是中西文化大碰撞所激起思想文化界在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迁时代。新月派本是很有才华的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被称为新月第一代才子。罗隆基、胡适、梁实秋又称为新月政论“三剑客”。但是，新月派被指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而新月派的自由主义精神，已给20多岁的储安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储安平的思想，自然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难免留下“第三条路线”的痕迹。

储安平的留学生活，毕竟是受的曾一度号称“世界第一”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现代政治文化和自由主义精神的熏沐。他的老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关于人权的著名论点“人权不是法律的产物，是先法律而存在的东西，是法律最后的目的。国家的优劣程度，就以他保障人权成功失败的程度为标准。”自然对储安平影响最深，使他产生了对英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兴趣，从而确定了他的思想走向：憧憬英国议会民主和人权精神，特别崇奉《泰晤士报》这个英国自由新闻的堡垒，做一个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是他的理想。

一介书生的储安平，书生气十足，过于天真，简单地抱着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准则，面对形势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不与时俱进。

这就足以惹大祸，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储安平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生活在痛苦中。昔日总爱围着储安平转的一些朋友自然消失了。储安平的家庭也解体了。他的第一位夫人复姓端木，名叫新民，又叫露西，是光华同班同学，毕业后结为伉俪，双双走上新闻事业道路。这位贤惠的夫人可惜过早去世。储安平独居多年后，经朋友介绍找到风韵多姿的易吟先女士为第二任夫人。如今，身处逆境，这位夫人也离他而去，嫁给了特赦人员宋希濂。他的长子也在《文汇报》上发表和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

婚姻崩溃，父子分裂，储安平的心也碎了。但是时穷节义见，人间自有真情。章伯钧虽也戴上了右派帽子，但他心里总以为亏待了朋友，自己若不把储安平请到报社当总编，储安平或许可免得这场灾祸。章伯钧再也顾不上自己厄运缠身，便叫夫人李建生寻找储安平的住处去登门探望。此时的储安平，发配在北京西南郊外全国政协的劳动基地监督劳动，日夜与羊为伍，在塞外牧羊。

曾经风光无限的储安平，没想到如今在荒地上干这种活，居然满意。他只指望早日免掉头上那顶桂冠，平平静静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企盼了10年，到1966年夏季，谁知他却盼来了面临毁灭的“文化大革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红卫兵的无产阶级专政铁锤，使全国上下陷入红色恐怖。显然，没有1957年的反右，就不会有1966年的“文革”爆发。从此，中国生出一代专说假话的小人。现在是高校教师，“文革”中是上海“司令”级的红卫兵头头安文江，在他写的《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中说：“红卫兵不是天兵天将，也不是妖魔鬼怪。我们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的宣传教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被兽化的孽种，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人斗人怖慑到极点而进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

红卫兵把人打翻在地，踏上数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遭到红卫兵毒打的储安平，一度自杀未遂。据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介绍：“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

走投无路，性命不保，储安平万念俱灰，自然想到了死。死去原知万事空，据信奉基督的人说，下决心死的人，原罪得到彻底解脱，会进入一种强烈的“欣喜之情”的心理境界。这一年9月上旬，储安平终于踏上了一条永远的不归路，从此销声匿迹，从人间彻底蒸发，时年57岁。

事情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储安平已走进了历史。今天的中国，已从偏激的狂热的暴力的“全面专政”回归于清醒的理智的科学的改革开放，全国上下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相信这样的悲剧永远小会直演。

(湖南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