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诗与思的镣铐跳舞
时间：2021-02-21 07:59: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歌德在形容格律诗写作的时候曾言：“戴着镣铐跳舞”。现代诗人中有不少诗人也是“戴着镣铐跳舞”。作为九叶诗派硕果仅存的绿叶郑敏无论是诗歌创作实践抑或是诗歌理论的创新性思考，可以称之为：戴着“诗”与“思”的镣铐跳舞。
这里的“诗”是指诗歌，吕进先生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1]“感情的直写”也就是酣畅淋漓的歌唱生活，抒发感情。而“思”则可理解为“哲思”，里尔克曾言“艺术家应该将事物从常规习俗的沉重而无意义的各种关系里，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联系之中。”强调哲思对艺术家的重要性；但鲁迅先生曾在《诗歌之敌》中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可见，哲学与诗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的关系。一直以来，郑敏有自己独特的诗歌主张，作为西南联大哲学系高材生的郑敏，师从冯至先生，以其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哲学性思考，显示着自己诗歌创作的独特之处。她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关于诗歌与哲学二者关系的思考，她始终没有脱离“直写”感情的“诗歌”与阐述哲理的“思考”，并一直尝试着在二者之间寻求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歌道路。
郑敏追求诗歌之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阶段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郑敏早期的诗歌理念是通过创作体现的，即上个世纪40年代的诗歌可以概括为“思”大于“诗”。1949年出版《诗集：1942—1947》，成为“九叶”诗派中一位重要女诗人。郑敏是在冯至的引领下与哲学也与里尔克的诗结下一生的情缘。她嗜读里尔克的诗，特别是对里尔克的名作《豹》更是情有独钟。她与里尔克一样，总是从日常事物引发对宇宙与生命的思索，并将其凝定于静态而又灵动的意境里。每一个画面都仿佛是一幅静物写生，而在雕塑般的意象中凝结着诗人澄明的智慧与静默的哲思。[2]
作为一名女性诗人，她“所关注的不仅是个人内心中的某些细致入微的感触，而且还包括由个人感受生发出来的对整个生命的思考。”[3]“郑敏早起的作品主要从个人角度感受生命的苦乐和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憧憬”[3]。1949年唐湜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中也谈到：“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于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流涌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静凝。”[4]郑敏的诗及其风格主要偏向哲学诗，“一种观念的辩证法”，正是哲学诗的体现。《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所有的诗歌几乎都能体现郑敏对生命的思考，体现了深刻的人生哲学。但为了表现哲学，必然会部分牺牲诗意。轻娱乐、轻抒情、重教化、重思想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通病。在一个盛行“诗教”的诗国，中国诗歌过分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轻视诗有音乐一样的娱乐功能，使汉语诗歌总是处在高度的严肃性的控制之下。这种诗歌负载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及教化功能的现象在20世纪的现代汉诗中最为严重。由于对哲学观念的重视，郑敏的诗不可避免地走入“教化”的泥沼。
以《生的美：痛苦，斗争，忍受》为例做一下简单的阐释：
剥啄，剥啄，剥啄，
你是那古树上的啄木鸟，
在我沉默的心上不住的旋绕
你知道这里藏躲有懦怯的虫子
请瞧我多么顺从的展开了四肢
冲击，冲击，冲击，
海啸飞似的挟卷起海涛
朝向高竖的绝壁下奔跑
每一个冷漠的拒绝
更搅动大海的血液
沉默，沉默，沉默，
像树木无言地把茂绿合弃
在地壳下忍受黑暗和压挤
只有当痛苦深深浸透了身体
灵魂才能燃烧，吐出光和力。[5]
在郑敏的诗学中，诗和生命密不可分。在《诗和生命》中，诗人说：“对于我，诗和生命之间画着相互转换的符号。所谓“生命”，是人的神经思维肌肤对生活的强烈的感受。……我在诗里往往寻找生命的强烈震波。”[6]这首诗哲学意味非常浓郁，痛苦地斗争，沉默地忍受痛苦，最后“灵魂才能燃烧”，生命的“光和力”才能得以绽放。正式因为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才会在沉默中爆发。从哲学层面上抒写出对生命及其本质的理解，颇具哲学的思辨气息。
叶圣陶先生说：“文艺鉴赏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起来似浅近，但是最基本的。”鉴赏诗歌也不例外，一首诗歌，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诗歌语言，而诗歌所有的内蕴就隐藏在这语言的背后，如果我们很好地理解了诗歌语言本身，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艺术语言符号系统各自遵循独特的系统功能和符号规则，不能混为一谈。简而言之，非艺术语言是再现性推论性的，它力求准确，约定俗成；而艺术语言是表现性写意性的，它的含义根据语境的不同而不同，有极大的自由度。一首诗歌的语言可以说是由意象组合而成的，诗歌创作的过程，即是运用语言符号（意象），使情感客观化、对象化的过程。而意象的形成过程就是物象和心象的整合过程。为了体现“痛苦”，本诗中使用了“怯弱的虫子”“顺从的展开四肢”来经受“啄木鸟”的“剥啄”来消除心灵的怯弱；以“海啸”对“绝壁”无休止的冲击来体现生命的血液需要不断的斗争才能得以更新，以“树木”的地下的千万年的忍受痛苦才能“吐出光和力”来说明生命只有通过忍受才能得以绽放。哲理性强，但缺乏抒情性。但从语言上来看则过于生活化，口语化，不太具有诗意，似乎是为了表达哲学思想而拼凑出来的意象。郑敏自己也说：“我自己一开始写诗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要表达哲学的思想，在每一首诗里都想放进哲学的内容，当然后来逐渐学会更加圆融地处理。”[7]
从诗歌的结构上来看，除了按照诗歌的格式分行，句尾押韵外，音乐性不强，没有结构的美感。如果这首诗不分行排列，“剥啄，剥啄，剥啄，你是那古树上的啄木鸟，在我沉默的心上不住的旋绕，你知道这里藏躲有懦怯的虫子，请瞧我多么顺从的展开了四肢”，可否称得上一篇小小的说理散文呢？不仅仅是这首诗，在上述诗集中还有非常散文化、口语化的自由诗，如《寂寞》中有这样的诗行：“世界上有哪一个梦/ 是有人伴着我们的呢？”在《Fantasia》中也有：“呵，爱情！它为什么/永远跟随着我”，这种过于口语化而缺少意蕴内涵的诗，过分地寻求哲学意味而失去了诗歌的意蕴，或者说这类虽然有了深刻的意境却少了含蓄的诗歌，正是中国早期诗歌的弊病。从胡适先生提倡“我手写我口”开始，中国的新诗失却了很多韵味与优美的意境。当然，她也有非常规范的十四行诗，瑕不掩瑜，但并不能说白璧无瑕。郑敏的诗“对哲理的追寻、对理想的向往，远远多于对情感的追求和对当下生活的关注。”[8]但相对当时的中国诗坛而言，郑敏的诗集仍是一朵清新的小花散发着自然的清香。
八十年代郑敏重新开始诗歌创作并将主要精力用在诗歌理论的创建上，逐渐将“思”融于“诗”，即将自己的思考融入诗歌，更加关注诗歌本身，而不是单纯的哲学思想。
从建国初到1979年郑敏中断了新诗写作。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在时代的感召和友人的鼓励下又写起了新诗，出版诗集《心象》、《寻觅集》和诗学专著《诗与哲学是近邻》，十四行体组诗 《诗人与死》是受其诗友唐祈之死的触动写成，是她早年对生死问题进行哲理思索的延续。全诗借唐祈的死来关注和思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我们都是火烈鸟/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我们羡慕火烈鸟/在草丛中找到甘甜的清水/在草丛上有无边的天空邈邈/它们会突然起飞/鲜红的细脚后垂。”诗一发表即引来好评，说“这组诗没有过多的哀婉和温情，整饬的十四行恰如死亡行进本身一样，严厉、冷静、必然，但暗中却布满了愤怒、悲伤、叹息、诅咒，种种情感的旋涡和潜流”。可见，郑敏对生死问题的诗性哲理观照，是建立在她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基础之上的，而决非哲理的直陈，真正实现了知性生命化的诗学追求。[9]
诗人的人生其实也是哲学的一生，在长达三十年的“沉默”中，对诗歌的等待正如她所崇拜的哲学家里尔克式的“工作而等待”，里尔克曾有过十年的沉默期。“他沉默的时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和战前战后，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形象，他在难以忍受的寂寞里，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时代一切的理想都敛了踪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锐利的目光无时放松风的转变，他只向友人倾吐他的关怀。”[10]郑敏也是如此，她没有放弃诗歌，而是在沉默中思考，她说：“除去这30年的空白，我的诗歌创作或者前后大约有30年，但灵魂的磨练却远远超过半个世纪。”[11]这“灵魂的磨炼”正是对新知识、新观念的关注与思考，在更新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艺术观念的同时，也具体体现在创作中，这创作包括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创新性的思考。她在《诗集1979-1999》的序言里生成自己“结束了40年代的带有古典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里尔克式的诗歌语言”，在创作诗歌的同时，出版了《英美诗歌戏剧研究》、《诗歌是哲学的近邻：结构-结构诗论》。
关于诗歌的语言，郑敏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往何处去，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从新诗的审美层面来看，21世纪中国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而从新诗的内容来讲，新诗应反映一个时代人的境遇和情感，体现对人类最深刻的关心。若是只停留在自己的小小苦恼上，那是不会成为大诗人的。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诗的时候她做了如下思考：
“寻找汉语语言特性”，正是反娱乐，反口语化，正是寻找诗歌本真的体现。她认为，“诗人对语言要尊重、珍惜”[12]，她以诗人和学者的双重目光透视新诗百年，指出语言问题是影响新诗发展的最大的问题。多方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一方面，她结合自己的写诗体验，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新诗语言观：诗人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浮躁喧嚣的语言，追求语言的质朴、深沉和玄远；新诗语言应当是一种发自诗人生命内部的、富有生命感的语言；诗歌语言不应当过分透明，而应当是半透明的。[13]另一方面，她认为应当增强新诗的含蓄性，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精华，找回古典诗词在语言上的“文”性特征；“汉语在世纪末出现一些需要我们费心解决的问题，其中与诗歌相关的就是如何理解汉语的音乐性”，[12]她主张借鉴古典诗词在语言表达上的各种特长，增强新诗的艺术魅力；同时增强新诗的音乐美以继承中国古典诗语的音乐性传统。郑敏认为：“语言不可能没有表达者所认识到的因果逻辑和秩序，不是说永恒的真理，但逻辑和秩序只是如公路和河道，他们要在音乐与色彩中传递信息”[12]并且，她明确地用“汉诗”、“汉语诗”这样的概念来强调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
而且郑敏展望诗歌前景，“认为诗歌里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文艺的，一条是哲学的，一条是政治的。最好的诗人是把三条道路结合在一起，而且还能吻合群众的感情，当然这是非常难的。”[14]
关于诗歌与教育，郑敏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建议。“建议在大学文科开设最新的语言理论课” 她认为：诗歌、哲学、艺术都是人的灵魂的表现，是人的精神超越了肉体的生死之后的表达和留存。它是有着艺术的外形的心灵的美，这种美，既是抽象的，又是以具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哲学和艺术、文学结合在一起，相互串通，才能获得这样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表现。
郑敏以自己深厚的哲学、美学功底，执著于语言学、文化学意义上的诗歌阐释，为当代中国诗学理论添薪加火。她在传统与现代、科学与美、语言与生命等重大命题上的顽强探索，特别是她在众口铄金时捍卫事实真相的道德勇气，发人所未发，表现出了一个学者诗人的承担与灼见。这些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它使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关于新诗有没有传统的论争。那是源于一次郑先生和吴思敬教授的谈话，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中国新诗的看法，郑先生认为中国新诗历史很短，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我们的新诗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但郑先生一片苦心，却被一些人批评为否定中国新诗几十年的成就。许多只关心自己的人，许多没有艺术大视野的人是无法理解郑敏先生的胸怀与抱负的。
总之，郑敏是一位学者诗人，她对诗歌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在诗歌与哲学，抒情与思考之间的探索从未停止过，生命不息，探索不止，对生命与哲学，哲学与诗歌的探索仍将会不停歇的继续下去。
（作者单位：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 转引自好搜百科“郑敏”词条。
[3] 蒋登科《九月诗人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119-121页。
[4]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载《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9 月第1 版，第143页。
[5] 郑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年11 月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第57页。
[6] 郑敏.郑敏文集·文论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559-560页。
[ 7 ]张洁宇《文学为叶 哲学为根——郑敏访谈录》，《文学研究》2014，第81页。
[8] 王坷《幸好有郑敏》，《中国诗歌研究》第四辑，第168页。
[9] 转引自好搜百科“郑敏”词条。
[10] 冯至 《工作而等待》，《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11] 郑敏 《郑敏诗集1979——1999·序》，《郑敏诗集1979—199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12] 郑敏《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诗歌是哲学的近邻——结构-解构诗论》 [M]，1999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3—310页。
[13] 观点部分转引自李桦， 姚国建《论郑敏的新诗语言关》，《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
[14 ] 张洁宇《文学为叶 哲学为根——郑敏访谈录》，《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