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女》的价值和批评的陷阱

张抗抗的《作女》自去年夏季问世以来，竟有众多媒体持续发表了不少评论，这在当今似喧闹而实寂寞的文坛应该说是难得的，自然也意味着这部长篇小说起码不是平庸之作。可惜的是，批评家们争相褒赞，却鲜有深刻揭示作品真实价值者；表示否定或怀疑的极少，同样不能深中肯綮。

我很喜欢孙梅那篇《谨防女性书写的陷阱》（《文汇报》2002年11月9日第8版），但这只是因为文章写得漂亮--比我看到的所有褒赞《作女》的文章都漂亮；至于孙梅对《作女》和张抗抗一系列作品含而不露、欲说还休的否定性态度，我则认为有失偏颇。不过，还是先放下张抗抗的一系列作品罢，现在需要谈的只是《作女》和"谨防陷阱"的问题。

在我看来，"谨防陷阱"是一个很好的命题，但就《作女》而言，需要"谨防陷阱"的并非张抗抗的"女性书写"，倒是包括孙梅在内的批评家们围绕所谓"女性书写"而发的或褒或贬的议论。如上所述，褒赞者大都不能深刻揭示"作女"的真实价值，责难者在针砭《作女》的病穴时也不能深中肯綮。正因为如此，批评家们无论持什么立场，就都有了落入陷阱之虞--并非所谓"女性书写"的陷阱，而是文学批评的陷阱。

文学批评的陷阱很多，这里谈两点。

其一，对任何文学作品，批评家们都可以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侧重于社会学的批评，侧重于美学的批评，以马恩文论为指针，以西方古典文论或中国古代文论为圭臬，以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文论为依据：谈人物，谈情节，谈意境，谈结构，谈语言；论成就，论特色，论缺陷，论败笔……均无不可。惟独有一点是万万不可的，那就是站在高处指挥作家：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批评家如果有此嗜好，即便站得再高，也必落陷阱无疑。

其二，社会生活的内容纷纭复杂，文学作品的题材、体裁和创作方法等等必然丰富多彩，因此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乃是不可或缺之举，分类方法也理应五花八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抒情的、写意的、叙事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古典派、现代派、后现代派；书面文学、口头文学、网络文学，等等。然而无论怎样分类，文学终究脱不出人学的范畴，只能以人道主义为灵魂，表现人的生活、感情、愿望、命运。离开这个基本原则的分类法，如把文学分工业文学、农业文学、军事文学、政治文学、经济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显然很不足取。与此不同的另一种分类法，即以性别分类，却不提男性文学而单标女性文学，同样很不足取。男女两性永远相互依存，彼此间总有割不断的联系。女作家写的文学作品，或者单纯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即便不出现男性形象，也不能说与男性绝对无关。至于某些反映社会上的女权运动甚或与之呼应的文学作品，也不应该贴上女性文学乃至女权文学的标签。文学毕竟不是也不能是任何运动的宣言或说明书。中外文学史上无数单纯表现女性或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经典作品，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李娃传》、《窦娥冤》、《红楼梦》、《金瓶梅》、《包法利夫人》、《简爱》、《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难道可以狭隘而片面地归类于女性文学么？相反，像杰克·伦敦的名篇《热爱生命》那样绝无女性影踪，只描写一个男人和一条狼，是否应该称为"男性和狼文学"呢？批评家们倘这样做，那就太荒唐了，也难免落入陷阱。

具体到《作女》，因为它表现的主要是当今城市女性中的一个族群，她们的特征是为追求个人的情感取向和事业选择的新鲜感不断地折腾放弃，对于生活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主动地出击和挑衅，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精疲力尽，所以，批评家们就大都围绕着女性和女权来做文章了。这当然并无不可，而且合情合理，对帮助读者深入领会作品意蕴也是有助益的。但是，几乎所有批评家都只把笔墨倾注于女性和女权话题，却不言及其他方面，那就难免引起人们对作品的误解，偏离和掩盖作品深层次的内涵，当批评家们一窝蜂地把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单纯指为"女性书写"的成功或失败时，那就更造成了对作品的曲解，从根本上违背了作品的要义，当然也就从根本上抹杀了作品的真实价值。

一个巨大的陷阱，落进去的是一大群批评家。

那么，究竟怎样评价《作女》才能揭示其真实价值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依据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必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经典论述来评价它。

不知为什么，恩格斯这个经典论述似乎已被人们抛弃或遗忘了。可是抛弃得了吗？无论打出什么光怪陆离的旗号，作家和批评家能把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从任何一部有价值的成功之作中驱除掉吗？即以《作女》而论，它之所以具有重大价值，正在于它出色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现实主义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相反，倘若剔除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它就会一钱不值，即便把女性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乃至头发丝和脚趾头都描绘得出神入化或塞满女权宣言也毫无价值。

在论及《作女》时，倒也有人提到了典型化问题。孟繁华十分正确地指出："好的小说，好的人物……典型化是非常重要的。"他具体的指卓尔形象："我们都不是卓尔，但是我们身上都有卓尔的欲望，都有潜在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是遇不到一个卓尔……但是卓尔集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典型。"（《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3日第26版）遗憾的是，我只看到孟繁华一个人这么讲，而且只讲了这么几句，未能展开论述；更遗憾的是，他发表了如此精辟的言论，却以"特别保守主义的看法"名之，无论出于自谦或反讽时尚均属不妥。其实，典型化是一个老而弥新的原则，永远扯不上什么"保守"。文学创作固然不必也不可能统统以典型化为指归，典型化却永远是文学创作达到高层次的标志。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社会怎样发展，只要文学还要生存，它就绝对不可能抛弃或蔑视典型化的原则。张抗抗深谙于此，她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正是在典型化的道路上跋涉过来的。而今，她在《作女》中令人欣喜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诚如孟繁华所说，卓尔是一个典型。但她绝不仅仅是个所谓"她世纪"的张扬女权意识的新女性的典型（只能在次要意义上称为这样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她更是一个随着市场经济而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从根本上说，她则是马克思所期待的能够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符合人的本质的理想新人的典型。当然，因为时代尚未提供足够的条件，她还远未达到那种完全符合人的本质的理想新人的高度，可是，她的种种特性，她的价值观，她的生活态度，她的愿望，她的行为方式，却无不朝着那种理想新人的方向发展，而且已清晰地显现出那种理想新人的影像和气质。她对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对职业，对钱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希望达到的目标，都是以那种理想新人的姿态要求处理的：一方面高度自由，不受任何因素束缚；另一方面高度自觉，即便在激情四溢时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虽任性却从不胡作非为，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只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卓尔形象的本质特点，而这种本质特点同形象的性别毫无关系。一个男性形象被赋予这种本质特点时，其价值和意义同女性形象并无二致。张抗抗只不过是从作品的需要出发而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因此必然带出较多女性话题，但这绝不是以改变形象所具有的超越性别的本质特点--致力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特点。

必须指出，具有这种本质特点的人物典型，在现实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张抗抗成功地塑造出这样的典型形象，无疑具有开创性。仅此而言，就是她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

还应该指出，张抗抗的成就绝不仅限于此。她鲜明而生动地塑造的并非一个而是一群极富个性的"作女"形象。与卓尔形成鲜明对照的陶桃也算得上典型，此外还有阿不、DD等等。她们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共性突出又个性迥异，生活道路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却终究南辕北辙，命运归宿更是在相逢相聚共悲欢后或上天或入地。与此同时，她塑造的几个男性形象也都各有特点、跃然纸上，特别是新型儒商郑达磊，同样堪称典型。不言而喻，像这样同时塑造一群而非一个典型形象，艺术难度要大得多，若能成功，则其艺术价值也可能高得多（当然不是绝对的，单个典型形象的艺术价值也可能无与伦比，如秦罗敷，如简爱，如爱玛）。张抗抗基本上成功了，因此，她堪称典型形象塑造高手。

文学创作多半以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文学批评也多半以对人物形象的判断为中心。这固然是正道，却并不是创作和批评的惟一要旨。绝对不能忘记，人物形象一旦离开环境，就势必失去生命的活水。环境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活动，决定人物命运。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强调必须通过典型环境表现典型性格。张抗抗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她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群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作女，而且让我们看到了这群作女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生存和活动的，又是怎样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活动的。可以断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的性格，她们的行为，她们的命运，都必然是另一种样子，她们就绝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一群作女。 另一方面，同样处于这样的环境，更多的女性没有或不可能成为作女，只有她们成了作女，而她们每一个人"作"的态度、方式、途径、结果又有那么多差异，则不仅是因为她们每一个人性格迥异，也是因为她们所处的同样的环境十分复杂，对每一个人所施加的影响必然同中有异。张抗抗从现实生活中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和环境的这种特殊关系，非常突出却不露痕迹地表现出了环境对人物的决定作用。可以说，她正是凭借这一点从根本上保证了《作女》的成功，使之成为现实主义杰作。

令人失望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成就，批评家们却大都视若无睹，更没有人从典型环境的角度进行探讨。诚然，不止一位批评家谈到了人物同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安波舜讲得好："作女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3日第26版）邱华栋也指出："作女是今天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金色的女人和灰色的男人》载《作家文摘》2002年8月13日）白烨讲得更深一些：""作女"在新世纪的文学舞台登场亮相，既是女性在历史演进中全面崛起的反映，也是社会的开放与多元给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的表现……"作女"们……很个人化的人生进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获。二十多年来，经由从经济到观念的深入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有了蒸蒸日上的经济基础，更有了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氛围。社会生活不单一了，思想观念不绝对了，这才有可能凸显个体、宽容个性，使如卓尔这样的新型女性--"作女"应运而生并浮出水面。"（《天生爱折腾》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8月15日）这都是很有见地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对作品所展现的典型环境的探讨。但是，像这样浮泛地只从时代和社会对人物的正面促进作用来看问题，而且是单从女性角度来看问题，未免失于肤浅，终究只能止步于探讨典型环境之前，从而对作品的价值必然在褒赞中滑向贬损。

事实上，张抗抗对时代和社会同人物的关系远比批评家们看得深、摸得准，因此在批评家们感觉失灵的典型环境的描绘上下了很大功夫，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环境各个方面的特点和本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她不加掩饰地写出了这个环境中的某些丑恶现象和尖锐矛盾，而绝不是片面地只以高唱赞歌的姿态倾全力去表现时代和社会的正面作用。惟其如此，她才使自己的作品充分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品格。

不难看出，《作女》向我们展示的并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全貌，它作为典型环境描绘的只是京城中很小的一部分--某些白领的生活圈子。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作品主人公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处于相对优越的位置--虽非上层，也绝不是底层。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卓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随着市场经济而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也正因为如此，卓尔才获得了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必须的某些条件--这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其他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很难同样获取的条件。张抗抗描绘的这种典型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活动的典型性格，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没有这种典型环境这种典型性格就无从产生和发展；没有这种典型性格，这种典型环境则会失去生气，走向衰败。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不断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使二者都不断发展，不断上升，不断向理想境界奋进。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典型环境是否已经完美无缺，只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物起正面促进作用呢？只要看看张抗抗笔下两个作女的命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偏僻的东北农村跑出来闯世界的陶桃，天生丽质却命途多蹇。她在家乡摆脱了一个男人的纠缠，到哈尔滨一个教授家当了几个月保姆，又到深圳一家餐厅当服务员，被所有人称为小姐，随后成为一个广东男人的情妇。虽然作为条件，她得以到京城一所大学自费走读完成了金融专业的课程，并顺利地进入一家银行工作，还当上了部门经理，但这期间不得不以二奶的身份被那个私营企业老板包养。那个"广东老公"过些日子就乘飞机从深圳到北京同她睡一次觉，终于使她怀孕流产，受尽了痛苦和屈辱。那个在老家纠缠过她的东北汉子，后来也追到北京，继续对她骚扰勒索。另一个作女DD小姐本是个富婆，离婚后先从亲朋好友处集资一千多万投入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继而又以前夫留给她的一处郊区别墅作抵押，贷款几百万投资于一家网络公司，孰料纳斯达克股票狂泻，投进去的一千多万顷刻化为乌有，网络公司又是每台电脑都变成漏钱的网眼，贷款很快升至她无力偿还的数额，而且利息惊人。亲朋追索集资款加上银行讨债，弄得她焦头烂额，想把别墅卖掉先偿还几百万也未成功，她虽然生性乐观，也只好以自杀来结束噩梦。

诸如此类情节，在《作女》中尽管所占篇幅不多，却构成了典型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异乎寻常的分量，批评家们实在不该视而不见。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张抗抗如此营造典型环境，自有她的深意--她是在通过艺术形象揭示一个真理：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这的确是作女们得以产生和活动的决定性条件；对卓尔那样的典型形象来说，这更是为她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所提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当今社会仍有污泥浊水，仍有矛盾冲突，仍有窒息和扼杀人性的因素存在，因此，白烨所说的女性"全面崛起"远未成为全面的现实，卓尔所体现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更只能是极少数人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所达到的境界，而且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马克思所期待的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的充分实现，依然面临重重障碍，受到种种束缚，就整个社会而言仍只能是一种理想。

张抗抗所揭示的这个真理，当然不是只适用于《作女》所描绘的环境。事实上，《作女》虽然是以一个狭小的生活圈子作为典型环境，却浓缩和折射了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更谈不上彻底。或者说，整个社会自1978年起逐步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却仍面临着许多不能不正视的严重问题，有时还难免出现反复，遭遇挫折。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还有待于克服阻力，向前推进。〖LL〗所有这些，我们不是都能从《作女》读出来吗？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说《作女》是当代中国社会真实而全面的写照，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震撼力，以及由此而提升的它的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在讲到这一点时，必须明确张抗抗的主旨终究不是侧重于写阴暗面，她只是恰如其分地把生活本质的另一面也表现出来罢了。就整个作品而言，她并没有渲染低沉的情绪，倒是谱出了高亢的基调。她塑造的以卓尔为代表的典型形象，显示出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理想新人已经活跃在中国大地上，这种理想新人虽然还是少数还不成熟还有困惑还要遭遇阻力甚至还会失败，却在顽强的挺进中成长着、壮大着，必将开辟新的天地。这是何等令人振奋！

也许应该说，这是《作女》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