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化到异化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探讨了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

[关键词]鲁迅；翻译观；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5-0221-04

高 芸(1971—)，女，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江西宜春 336000)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翻译家。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活动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终结的。他一生译作颇丰，自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共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的244部(篇)作品，体裁包括文艺、美术、小说、诗歌、童话、杂文等多个类别。除大量的翻译实践之外，他还有不少讨论翻译理论的文章，提出了具有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的见解。因此，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归化和异化的界定

1813年，德国哲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了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P42)。在这里，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 (foreignizing method)，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 (domesticating method)。韦努蒂对归化翻译的定义是：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2](P240)他认为，流畅的归化式翻译既掩盖了译者的工作努力，使译者遭受“隐形”的不公平境遇，也掩盖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原作的历史感，将主流文化的当代价值观强加给原作。由于归化式翻译追求的文体效果使译文读起来不像译文，因此，很容易让读者误认为已受目标语言主流文化和语言价值观污染的译作就是原作的风貌，从而“让读者在文化他者中获得认同本土文化的自恋体验”[3](P15)。同时，他还认为，译文越归化，译者越隐形；译者越隐形，原著被恶意归化的事实就越隐蔽，也就是说，译文读者越容易受蒙蔽。

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2](P240)。韦努蒂建议在那些“咄咄逼人的”、归化翻译盛行的单语文化(如英美文化)中采用异化式翻译，可以对“当今国际事务进行策略性的文化干预，挑战霸权主义的英语国家和不平等的文化交流……用英语进行异化翻译还可以成为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3](P20)。采用异化翻译意味着译者不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和文本习惯的限制，而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不流畅、不透明的言语风格，刻意保留出发语言的文化色彩，从而给译文读者以别样的阅读体验。然而，由于保留原文的异域性不得不依赖于本土的文化材料，因此韦努蒂也承认，正如归化翻译一样，异化翻译“在解读原文文本时也同样具有片面性，但它并不掩盖其片面性，反而大加炫耀”[3](P34)。

二、鲁迅前期的翻译策略——归化

晚清尚处于外国文学翻译的初期，由于传统习惯和潜意识里的“中华中心主义”心理还很强大，以及对陌生外来文化心理上的排斥，人们往往带着一种“入我门来”的“中华文化中心”翻译观进行翻译。于是，晚清就出现了一道奇异的翻译风景线，即，传统价值观、传统诗学观对处于强势的异质文化的“侵入”。如，林纾在翻译狄更斯的The Old Curiosity Shop、哈葛德的Montezumas’Daughter等小说时，把中华“孝文化”强行移植到了西方文化中。包笑天和杨紫麟合译的英国哈葛德的小说《迦因小传》(Joan Haste)作品中，为了迎合当时的传统礼教，故意删除了迦因与亨利相爱而怀孕的情节，结果，读者在解读这一经过删节的译本时，认为迦因为人清洁娟好，“实情界中之天仙”。林纾与魏易对此书全译，读者认为全译本中的迦因为人淫贱卑鄙、不知廉耻，“实情界中之蟊贼”，连主张女权的金天翮也攻击林纾使男子狎妓，女子怀春，“成何体统”。《月界旅行》原著本是以一个悬念为结局，但为了迎合中国人“求和求圆满”的心理，鲁迅的译文却以喜剧结局。这些都是受当时特有的文化心理影响的。在翻译方法上，鲁迅和当时“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也是一致的。鲁迅早期的几篇译作《月界旅行》、《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等都用文言文来翻译，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便是：“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 [5](P403)《斯巴达之魂》经过鲁迅的改译，已很难见到翻译的痕迹。下面以译文的一段为例：

嗟此斯巴达军，其数仅三百；然此大无畏大无敌之三百军，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暝不视之决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将战之时，毅然谓得“王不死则国亡”之神威；今无所迟疑，无所犹豫，同盟军既旋，乃向亚波罗神而再拜，从斯巴达之军律，舆榇以待强敌，以待战死。

而《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翻译，则借用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且原文的内容已被压缩或删改：《月界旅行》的法文原著有28章，而译文只有14回；《地底旅行》的法文原著有45章，译文只有12回。单从标题的处理上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鲁迅深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观。下面列举《月界旅行》前3回标题的翻译为例。

Ⅰ Le Gun-Club 悲太平会员怀旧

破廖寂社长贻书

Ⅱ Communication du 搜新地奇想惊天

President arbicane 登演坛雄谭震俗

Ⅲ Effet de la communica-巴比堪列炬游诸市

tion Barbicane 观象台寄简论天文

如果说晚清的“意译风尚”流行对文本的任意删改，必须受到批判，那么鲁迅也同样不能例外[6]。鲁迅这一时期的翻译，从主观上来说，是因为他“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5](P486)；从客观上来看，乃是晚清意译之风对他的影响。

三、鲁迅翻译策略的转变——从归化到异化

(一)异化观的形成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该小说集被誉为是“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7](P171)。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鲁迅对他的翻译目的和手法作了简要的归纳：“《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勿失文情、异域文述新宗，自此始入华土。”[8](P155)《域外小说集》除了它选材审慎之外，更重要的是鲁迅兄弟诀别了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中指出：“任意删易，即为不诚” [9](P155)，因而，在翻译时甚至连地名人名都“悉如原译，不加节省” [9](P155)，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意译”观开始让位于“直译”观了。1918年，他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直译”观。在写给张寿朋的信中，他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 [10](P35)1931年，在写给瞿秋白的信中，他还提出了不同的读者划分，他把读者根据层次分为三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但就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译，最好还是创作。至于供给甲类的译本，无论什么，我还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11](P225-226)由此可见，鲁迅在使用其“异化”翻译策略时，是充分考虑了读者的因素，他对“甲类读者”的预期表明了他对这类读者接受能力的期待。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具备期待视野，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结合，才谈得上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在此之后，鲁迅的翻译思想围着“直译”的观点不断深化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他的“异化”观。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鲁迅明确指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对此的回答是：“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解矛盾。”[12](P245-246)虽然，鲁迅在这里没有指明在这两者矛盾之时，译者应该如何抉择，但在鲁迅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牺牲了易解而选择了保存。鲁迅无疑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当时存在一种一味将外国的东西归化为中国本土的翻译风气，鲁迅以为，这就失去了翻译的精义，也无法起到引进西方文化，唤醒民众的目的。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后记》里，鲁迅提出了“硬译”的概念：“但由于译者的能力不足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至难解之处也真多；倘若将仂局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使出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在这里，鲁迅明确地作出了“硬译”的选择，将希望寄托于读者能够硬着头皮看下去。鲁迅在他翻译的许多作品的《译者后记》或《小引》中指出，他自己采用的“直译”法，有的甚至是逐字翻译的。可见，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保持原作的“洋气”，而直译是他这种异化翻译策略的最直接的手段。

(二)异化翻译的目的

1.丰富大众语言，促使汉语现代化

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也是为了改造、发展白话文。要改造社会、改造国人的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就必须推广白话文。文言文是封建士大夫的语言，离老百姓的语言非常遥远。普通百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根本读不懂，也听不懂他们满嘴的“之乎者也”。只有推广白话文才能让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民心，从而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认为中国的语言是很不完备的。“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13]鲁迅从事翻译工作也是为了改造、发展白话文。

改造社会、改造思想，必须改造中国的文化，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语文改革开始的。鲁迅积极而坚决地推动白话文运动。他率先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晚年时，他还说：“我总有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妨碍白话者。”[13](P382)鲁迅创作了几十篇白话小说，在翻译中，他坚持“宁信而不顺”，这不仅是为了“勿失文情”，而且也是为了改造、丰富和发展白话文。他解释说，“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样“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到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13] 。鲁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语言也一样，现代白话文才刚刚起步，还不很完善，通过翻译，学习西方的文法、句法，也许一时还不很习惯，但渐渐地接受了，吸收了，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丰富了自己，也就习惯了。

2.政治目的——救亡图存

鲁迅倡导“异化”翻译还有极强的政治目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积蓄着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各种力量的较量在文化斗争中表现突出。这正是鲁迅提出异化翻译策略的历史背景。鲁迅为了摧毁封建专制政治和伦理体系，采取了“拿来”主义，想借助西方文化来重建新的政治文化和新的文学。这从他的翻译选材能够窥见一斑：1929年，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1930年，他翻译出版了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这些作品都是革命战斗作品，有利于激发国民的斗志。为了使民众脑子不再糊涂，使民众能够看到外国文化的真相，使之不失真，他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因为鲁迅意识到：

不向域外引进具有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就只能永远处于闭关自守、囿于成规的境地，永远在什么“梦”、“魂”、“痕”、“影”、“泪”之类的文字上徘徊、消耗。这倒契合了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新文学的建立和国民性的改造。他希望通过大量引进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供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借鉴，开阔他们的生活视野，吸取各种成功的创作经验，使他们在先进的文艺理论指导下，洞察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时了解各种文学思潮的动向，从而开拓思路，避免坐井观天，为某种狭隘偏见所左右。[14]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中介，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的实践受制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主体中心情结。

四、结语

鲁迅翻译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很清晰的。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坚定了直译为主。对于深切感受到中国的黑暗、敢于直面现实的鲁迅来说，介绍外国进步文艺为我所用，来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是其翻译、创作、编辑、出版的初衷和基本思想。他希望可以求新声于异邦，介绍国外的新思想，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为此，他追求直译，反对归化，反对照顾国人的陈旧思维方式，他要国人张开眼睛看世界。鲁迅力挽晚清的意译风潮，以直译的方式输入了原质的外国文化，使中外文化交流跃入一个全新的层次；他对战斗文学的翻译引入，开辟了一个新的翻译领域，涤荡着传统文化衰朽的尘垢；他站在历史实践的前沿，以最现实的策略，执行着时代所赋予翻译的急切救亡使命；鲁迅高扬的、译者的主体精神，是翻译事业繁荣、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作为历史转型期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缔造者之一，鲁迅在30年间领导了作为新文化建设之一翼的翻译方向，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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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迅.给瞿秋白的回信[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12]鲁迅.“题未定”草[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13]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黄琼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鲁迅翻译[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1).

【责任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