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厌倦

摘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描写形形色色“无聊”的人生。这些作品反映了后现代社会因生活厌倦而感到生活“无聊”的社会思潮。它们不仅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在美国读者中也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在美国这类题材的创作也一度流行。许多作品经村上春树在内的作家及出版家译介到日本，也引起日本读者的兴趣。这样，这类题材的作品也就在日本、美国双向跨境交流。这是两个国家后现代社会土壤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

关键词：村上春树；“无聊”题材作品；社会土壤；超越国境的交流

一　关注“无聊”的主题

笔者曾对日本女作家吉本芭拉拉有过专门的评论，认为她创作的重要特点是作品所包容的世界能为当代年轻读者广泛接受；而更能获得年轻读者的日本作家是村上春树②。村上的作品不仅与吉本的作品一样赢得了30-40岁读者的支持，还拥有更多其他年龄层次的读者。他的许多作品在40多个国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已经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广大读者，特别是80后一代读者中流传。

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人气，是由于贴近当今社会生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吉本作品的登场人物多系80后的青年男女，作品始终真实地描写他们的正直、善良、自立、他们气质和生活方式独特的“酷”，以此引起同龄读者的亲切感。村上作品的登场人物，也多在30-40岁年龄段，但并不拘于这个年龄层次。所热衷的主题是后现代社会的时代思潮，尤其是特有的厌倦的社会思潮，作品所创造的形象体系有着多种多样的象征性，有着引人寻味的内涵和意蕴。

认为村上作品的人气主要靠趣味性来支撑，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应该说，村上作品的真正魅力在于真实地表现了后现代社会的时代思潮，特别是后现代的厌倦，并且通过富有情趣的叙述和人物故事寄寓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美国出版村上的短篇小说集《消失的大象》(The ElephantVanishes)，收集了反映后现代厌倦思潮的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中展示了由厌倦而产生“无聊”的时代流行病的社会人生。笔者曾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把这个小说集列入讲义，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百余名学生很有兴趣地参与阅读，讨论，他们率直地发表意见，认为作品阅读起来非常无聊，并且探讨其表现形形色色“无聊”人生的特质。依照通常的关于“无聊”题材作品的分类，小说集的作品属于带来“无聊”的感觉，“无聊”的体验的一类。小说集中有一辑《袋鼠的通信》(The Kangaroo Communique)，更可以归为体验这一类。它包括五个短篇：《袋鼠的通信》，《睡眠》(sleep)，《罗马帝国的消亡，1881年印度的暴动，希特勒入侵波兰，极端王国的气流》(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1881 Indian Uprising，Hitler’s Invasion 0f Poland，and theRealm of Raging Winds)，《皮短裤》(Lederhosen)，《绿色的野兽》(The Little Green Monster)。过去的一些研究著作和书评大多好意给予肯定，突出了它们的艺术吸引力。

就这几篇作品表现的“无聊”的层面而言，一是对无聊的小人物及其“无聊”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描写；二是这些真实的描写在读者心中酿造成同样“无聊”的心情和气氛；三是人物对“无聊”抵抗的所作所为，也即对“无聊”的种种反应也是“无聊”，这对读者更加强化了“无聊”的情绪。最后，作品的意蕴诱使读者进入一个空白的空间，让读者想象，寻味。这也就意味着，“无聊”的程度会因为不同读者不同的寻味和思索而增强或减弱。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前两种状态。同时将探究为什么美国出版界将这些表现“无聊”题材的作品汇编出版，为什么这些“无聊”特色的人物、故事会引起共同关注。

或许可以说，“无聊”题材文学作品的流行已是日本和美国文学的现状。它是这两个国家后现代社会生活土壤的产物。它已在两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村上的作品可以作为观察这种文学现象的窗口。

二　“无聊”题材的作品

首先让我们确认村上这五篇“无聊”题材作品人物，故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绿色的野兽》所着意描写的是一个“无聊”地打发日子的家庭主妇。她终日浸沉在种种绿色的奇形怪状物体的想象和冥想中，“我丈夫像往常一样离开家去工作，我想不出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做”(《The Elephant Vanishes》，152页)。这是这个家庭主妇的内心独白。《袋鼠的通信》刻画的男主角把日常的工作视为百无聊赖。他说每天的工作都充满“可怕的无聊”(同上，53页)。《皮短裤》中的男主角，当他的女朋友们比预约时间提前两小时到达时，他不仅不感到打扰了他的工作，扰乱了他的时间安排，反而说：“这没有什么，反正我觉得完全没有心情工作，我一直是这里那里坐着，听凭小猫坐在膝上，无目的地看着录像”(同上，121页)。他的女朋友们也是过着无聊的生活。她们说：“我们在家里也过着一种莫名的无聊的生活”，“我们在家里也有莫名的无聊和孤独”(同上，121页)。于是他们之间互相感染无聊的情绪，弥漫着无聊的气氛。《睡眠》中那位牙医夫人身份的主妇，也总是说她单调地重复着每天的日子，每天都是一层不变地平淡地度过。她有着这样的慨叹：“…each day pretty much arepetition 0f the one before，I used to keep a diary，but if I for-got for two or three days，I’d lose track of what had happenedon which day，Yesterday could have bee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or vice versa，I’d sometimes wonder what kind of life thiswas，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I found it empty，I was-verysimply-amazed，At the lack 0f demarcation between thedays，At the fact that 1 was part of such a life，a life that hadswalowed me up so completely，At the fact that my footprintswere being blown away before I even had a chance to turn andlook at them”(同上，81页)。她的这番感慨的意思是：“每天都在某些方面很大的程度上重复着过去的一天。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如果两三天忘了记日记，我会感到失去连续，会追踪那些天发生了什么，昨天也许就是前天。有时我真困

惑，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并不是说我很空虚。我是非常的单纯，我会很奇妙地发现每一天都完全没有任何差别。事实上，我就是这种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完全吞噬了我，在我有机会回顾之前，我的脚迹已被风蚀，吹干。”这位主妇的这种无聊感与《绿色的野兽》中主妇的无聊感都是相同的“无聊”心理状态的体现。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观点，这种心理状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就是说，这些主妇“无聊”的心理状态，是她们无聊的生活造成的，她们的无聊感是由重复着单调的日子所引起的。这种无聊的心理状态，不会因为男、女性别不同而有太大的差异。例如《罗马帝国的消亡》的那个男主角，也是由于每天重复单调的生活产生了无法抗拒的无聊感。

这几部作品描写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着各自的行为和语言特征，但都具有生活、心情无聊的共同特点。《皮短裤》是关于德国南部男人所穿的一种皮革短裤吊带的故事，人物、场境描写都有地域文化色彩。《睡眠》中着重描写了女主妇在读书时回忆起当年快乐的学生时代，对比眼前无聊的生活，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袋鼠的通信》中写那个男服务员，在处理女客人的投诉时十分投入，其行为和语言，个性鲜明生动，无聊之感令人捧腹。《绿色的野兽》中写的那位主妇，眼前总是显现绿色的异形物体，迫使她产生不断拷问的想象，她是以“无聊”来对抗“无聊”。《罗马帝国的消亡》中那个男主角，也类似这种用“无聊”抗拒“无聊”，其结果是“无聊”的抗拒越是激烈，“无聊”的情绪越发强烈。这个男人对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保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每个周日都整理这些记录并把它写成文章，这种习惯坚持了22年。现在，他仍旧像往常一样记着日记(《The Ele-phant Vanishes》，111页)，像往常一样用同一种方式接过恋人的电话，像往常一样与拎同一个挎包的同一个女人游玩(同上，113-114页)。如果说也有与往常的不同之举，那就是在日记中记下牵强地与历史事件相联系产生的狂想。例如狂风劲吹，不久也就停止了。曾有的记录是“世界的外貌和运转与疾风之前的状况依然不变”(同上，117页)。当下的记录则把狂风劲吹的状况说成是“罗马帝国的消亡”，把刮风引起电话声音效果不佳说成是发生了“1881年印度暴动”。他一再把眼前的现实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加以记录。他说：“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meticuloussystem 0f mine，I have managed to keep a diary for twenty-twoyears without missing a day，To every meaning act，its own sys-tern，Whether the wind blows or not，that’s the way I live”(同上，118页)。他这话的意思是：“坦率地说，这是由于我有非常之细腻的心。我曾保持了22年从不间断地记日记的习惯。我得寻找每一次行为的意味，以及它自有的规律，不管是否刮过狂风。这是我的生存方式。”总之，他把写日记当成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大事件”。他觉得并非日常生活空间中站立着作为记载主体的他自己，他捏造着“记忆”。按照斯巴克斯(Patrieia Meyer Spacks)的观点，也就是说日记是对自己每日单调生活中无聊感的抵抗(Spacks，Boredom，1-30页)，是从现实生活逃避到虚构的幻觉世界的一种创作表现。是“无聊”充斥着他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证据(Edwark Said，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81页)。“无聊”时光的流逝，像“单调、重复的时钟的嘀嗒声”。所进行的抵抗，只是在“无意义的反复中追求一种‘只限一次’的刺激”(阿部公彦：《现代的近似值——Ste-vens·大江·Avant Garde》115页)。

村上的短篇小说，除上述五篇，还有一些作品也塑造了形形色色“无聊”的人物形象。例如《雨宿》中的女主角，《我们时代的民间传说——高度资本主义前史》中的大学生，《她的城市和她的绵羊》中的男人以及友人，《32岁的德托里帕》中的“年轻的女子们”。这篇小说写“她们”在一个月到底做了些什么都完全记忆不起来。既有做了各种各样事情的感觉，又有什么事也没有做的感觉。直到月末收取报费的人到来之前，也没有意识到一个月又过去了。这些年轻女性的“无聊”，与《袋鼠的通信》中写的男人日日单调生活的“无聊”，与《睡眠》中写的主妇那种“无聊”并无太大差异。村上的作品不止是短篇小说，有的长篇小说也有以无聊生活为背景为基调的。例如《羊的巡游冒险》，其中性的描写所揭示的也是无聊地消磨时间的心理状态。

社会学家中野收认为，支持村上作品的读者，特别是狂热者、“村上迷”，其中不少是感到作品投合了自己的胃口，反映了相同的生活感受和情绪体验(《为什么会发生“村上春树现象”》，41-43页)。如果真是如此，则表明无聊的人生在作品中有，在作品外也存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活的无聊感已是蔓延的时代病。无聊题材的创作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

三　产生“无聊”题材作品的社会土壤

当代的日本社会，由厌倦而生的各种“无聊”，包括“无聊”的生存状态，“无聊”的生活方式，“无聊”的情绪感染，“无聊”的价值观念，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和感受到。《朝日新闻》曾对所刊登的记叙文使用无聊词语的频率做过调查统计。使用频率较高的1985年有26件，1991年有135件，1998年有269件，1999年有348件。这些记叙文并不都是以“无聊”为主题，但它们都较多地使用“无聊”这个词语。这类文章一直大幅度增加，这表明“无聊”一语的逐渐泛滥。例如：“学校上学的孩子总是抱怨星期日的‘无聊’”(《无聊圣代》，1985，10，16)，“周五日制开始，星期五、六就出现了‘无聊’”(《学校变成五日制了吗》，2002，11，20)，等等。又如：因为“无聊”，成年男女总是对“特快消息”、对“丑闻”等刺激性消息和事件津津乐道(参见《好奇心社会》，1985，8，2)。“限定”、“解禁日”等非日常生活的特别时间代名词，被引入到了生活中，说明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自身就是无聊(参见《波觉勒鲁波》，1988，11，9)。为避免学龄前儿童乘火车时感到无聊，阿帮玛卡通形象的玩具装备上车厢，名号“悠悠阿帮玛车厢”的列车也开始运营(参见《为了不让孩子无聊——阿帮玛车厢》，2002，10，10)等等。所有这些文章和报道，都使用了“无聊”的字眼，都涉及到抗拒“无聊”的思想情绪。身处现代社会的一些人出于抗拒“无聊”，曾寄希望于发挥电视机的功能，认为如果它真正具有古代吟游诗人的能力，能支配文化，能支配意识形态，能引导社会思潮，就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参见John Fiske and John Hartley，Reading Television)。上世纪80

年代后期电视业界人士提出“无趣就不是电视”，强调如果电视节目毫无趣味性就毫无作用，就不能发挥它的功能。从此，娱乐性搞笑有趣的节目就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蔓延开了。

然而，对有兴趣的定义已越来越有差异。有的人认为真正的有兴趣是新出现的、令人感慨的东西。如果没有枯燥乏味这个先行条件，“有兴趣”也是不存在的。而且有兴趣和厌烦是相辅相存的。厌烦和枯燥是同义词，有趣也会被厌烦、被枯燥乏味所侵蚀，需要不断地更新(阿部公彦：《现代的近似值——Stevens·大江·Avant Garde》，108页)。当然，一次再一次不停地更新兴趣是不太可能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有许多新事物，但很快变成旧古董。种种刺激也很快变成“无聊”，从刺激到“无聊”不断演变。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副产物就是由厌烦而产生“无聊”的社会病。现代的日本社会，“有趣”的泛滥和“无聊”的蔓延共存。加之追求“快乐最大化”社会思潮的兴起，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等，被认为陈规和约束。个体的自我约束的努力也由内在转向外化。自我限制消失，欲求、欲望、快感的感知和体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中野收：《为什么会发生“村上春树现象”》，44页)，“无聊”感就经常、很快地滋生蔓延。《无聊论》的作者小谷野敦认为“现在的人们每天都在想办法怎样对待无聊并且往往陷入迷津”，这句话的含意让人很容易理解。充满“无聊”思想情绪的社会群体，包括从富裕的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住在郊外过着富裕生活的中产阶段，也即是村上作品刻意描绘的那些人物。仲俣晓生也有与此相同的观点。他在分析1985年后半期文学现状时，认为有的作家已把艺术触觉伸向都市郊区的富裕阶层，认为郊区的扩大，生活条件的变化，吸引了富裕的群体，他们在那里过着优越的、闲适的生活，滋生“无聊”的思想情绪，生活的无聊感互相感染，迅速传播(参见《文学：后村上的日本文学(Culture Studies)》)。三浦展还有更为鲜明的观点。他在分析郊区集聚的中产阶级人群时说，郊外住宅闲适又不能逃离社会，追求优裕的生活却又不得不拘谨于传统的文化心理，被动地要求与左邻右舍一致，所以他们是在感到压抑，感到“无聊”的生活、心理环境中，过着非常厌倦、非常无聊的日子(参见《“家族”和“幸福”的战后史——郊外的梦与现实》)。他在分析富裕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时说，他们与60岁以上的这一代人不同，他们一直过着富裕的物质生活，失去了富裕的感觉，认为富裕是一种常态，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认为所谓追求人生价值，将来的目标、未来的理想，也不过是这些日常生活所见到的。上辈人强调的目标，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已变成“没完没了的日常”，“无聊的日常”。对他们来说，社会富裕已经停滞，他们也只得在“无聊”中消磨时光。现在的60岁以上的人，对年轻一代的这种价值观已很难理解。60岁以上的人从战后饥饿和贫困中开拓人生道路，社会的进步发展与他们的生存成长步调一致，同步进步，同步成长。即使自己的成长与否不为许多人知道，但伴随社会进步发展的自我存在感始终在不断扩大。即使这种存在感的扩大不被自己充分肯定，但社会对自己的存在也会予以肯定，使自己感到在社会中存在的十分必要。在这一代人身上很少产生对社会、对生活的厌倦感与无聊感。从富裕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社会与自身成长虽然同步，但自身的壮大感却感觉不到，自身的壮大的必要性也感觉不到，自身存在的肯定感也就较为淡漠。这一代人就会在富裕、舒适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对生活的停滞感，滋生对生活的厌倦感、无聊感(参见三浦展《我的无家可归》，56页，187页，188页)。

联系到社会生活、社会思潮来看村上“无聊”题材的作品，就可以看到作品充满无聊思想情绪的人物故事都不过是生活、思潮形象的反映和艺术地再现。这就是说，这些作品都有生活基础、生活依据、有生长的生活土壤。这些作品的支持者，那些80后的“村上迷”，之所以热心传诵村上的这些作品，也正是由于他们有类似的思想情绪，他们对作品的人物故事感同身受，感到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村上迷”以年轻人为主的原由。斋藤美奈子在其《文坛偶象论》中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同于新闻报道，它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无聊’”。村上作品的‘无聊’是从他的真正现实主义出发，描写了后现代时代的无聊生活。

四　“无聊”题材作品的越境交流

不仅仅是日本，在美国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普遍关注“无聊”的社会思潮的。最先从本质上提出问题的人物之一有大卫·理奇。他把创作的题材取向转到了城市郊区富人的生活。以那里的生活为背景创作了真实地描写“病态的美国”、“疯狂的郊外生活”等社会问题的作品，向人们揭示了那充满闭塞感的郊外，住民们拥有一家一个独院，过着富裕的生活，可是他们精神空虚，感到非常的“无聊”，正因为无聊，所以户内的猎奇事件连连发生。

本文前面曾提到，为什么美国出版界将村上有关“无聊”题材的作品，将那些充满无聊感的人物故事汇编成短篇小说集出版，介绍给美国读者，其实这也是由于它们贴近美国社会生活，切合美国社会思潮，拥有美国的读者。人们不难理解《消失的大象》等作品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在美国读者中会引起怎样的同感共鸣。事实上，大卫-理奇有些作品与村上春树的有些作品，在主题思想上有某些类似之处。

当然，对“无聊”的思潮的关注，并非只有大卫·理奇、村上春树。还有一些作家，例如斯巴克思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曾明确指出，“无聊”的思潮是后现代社会的时代思潮。他说：“boredom becomes a metaphor for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Spacks，Boredom，260)；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ists assume boredom as a point of reference，often taking it(as sociologists and journalists also tend to do)as the paradig-matic mlment of our time(262)；boredom has new forms of utility for fiction writem(262)；the most characteristic postmod-ern imaginative use of boredom is not as fictional subject but asfictional atmosphere(265)，”他的这番论述的意思是：“20世纪的小说家们把“无聊”推论成后现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的旁证，常常把它视为一种典型的慢性病(一些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在文章和报道中也表示趋向于这种认识)，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都已成为创作吸取的元素，它的一些

具有后现代社会意义的表现，还被采用为创作的题材，据以创造作品的氛围。由此可见，热心于创造具有后现代社会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的作家已不在少数。”斯巴克思关于无聊的论述列举有很多例子，其中如《印第安的暴动》甚至与村上“1881年印度的暴动”的主题有类似之处。后现代作家唐纳德·巴士埃米(Donald Barthelme)的《爵士王》，还经由村上译介给日本读者。这里不妨摘引其中“城市生活”的一段：

I remember once we went out o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West(out past Vuhure’s Roost)to shoot，First we

shot up a 10t of old beer cans，then we shot up a lot of

whiskey bottles，better because they shattered…，But no

animals came to our party(it was noisy，I admit it)，A

long list 0f animals failed to arrive，no deer，quail，rab-

bits，seals，sea lions，condylarths，It was pretty boring

shooting up mesquite bushes，so we hunkered down behind

some rocks，Father and I，he hunkered down behind his

rocks and I hunkered down behind my rocks，and we com-

menced to shooting at each other，That was interesting

(City Life，12-13页)，

这是一个因为“无聊”发生的故事，它叙述说：“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西边到处打猎，首先我们打了很多破旧的啤酒罐。随后我们打了许多老旧的威士忌瓶子。我们把它们全部粉碎了，但是没有打到一个动物。在我们长长的猎物名单中没有一个出现，没有鹿，没有鹌鹑，没有野兔，没有海豹，没有海狮，等等。因为太无聊，只得射击灌木丛。然后，我父亲和我坐在一堆岩石后面。他坐在他的岩石后面，我坐在我的岩石后面。我们开始互相射击。这真是太有趣了。”(《城市生活》，12-13)

唐纳德·巴士埃米的这部作品不仅在美国拥有读者，译介到日本也受到读者欢迎。大卫·理奇的作品也是如此。它们都为两国读者所广泛接受。村上春树的作品，尤其那些“无聊”题材的作品，不仅在日本流传，翻译到美国也拥有众多读者。“无聊”题材作品的创作、兴起、流行于美国和日本，它们在日本、在美国都有生长的土壤。尽管文化背景有差异，但后现代社会生活都有共性。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时代特色。它们在日本、在美国也都有读者群。这些读者有各自的文化传统，但社会生活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却相同。他们对这类题材的作品感到贴近，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这些作品超越国境，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注释：

①参见铃木章能《吉本芭拉拉的(厨房)》。

②村上春树在日本已更多地被称为世界作家。千石英世认为他在美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③参见《认识村上春树》，第108-109页。

④“酷”是词语也是一种观念。它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吉本芭拉拉的《厨房》。其中人物心目中的“酷”是指那些具有正直、善良、自立等气质的人，是指那种自立、自强的生活方式。“酷”，在村上春树作品人物的语言中时有变化，但总的含意大致相同。首先是指那些有着善良、亲切、体贴精神等气质特征的人。三浦雅士联系到《聆听风中的歌》中的人物说，其中确有“不可思议程度的体贴”，而且这种体贴的“内心”是绝不让涉入的。川本三郎联系到《舞蹈，舞蹈，舞蹈》中的人物说，“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人的内心世界就不要去涉入了”，这应该是一种“风度”(《这个空洞的世界——村上春树论》，14页)。黑子一夫联系到《挪威的森林》中的人物分析指出，其中有某种意味的体贴，但并不存在三浦所说的那种体贴，那种温和的体贴。他强调说，三浦们的“内心世界绝对不涉入”之“体贴论”未必真是一种“体贴”。不进入自己或他人的内心世界，保持这种“体贴”的人间关系，怎么说也会是一种孤寞和无聊。黑子一夫还在别处，在分析可以称之为“酷”和“冷淡”的村上作品的主人公时说，他们是自制力强的坚强的人，他们对自己对他人不太友善。别人对他们也会拒绝，但比较接近。其次，在村上春树作品中，对那种自持、自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也有称“酷”的。黑子一夫曾联系到村上作品分析说：“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现代停滞的秩序中不自觉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的年轻一代，‘强’应该是被接受了。‘敬仰’之类应该是没有的吧。”(村上春树——The LostWorld?41页，57页，127页)黑子关于生存方式的“酷”，还有别的解释。当然，他认为他讲的这种生存方式是“80年代后半期时代和社会”的产物。然而，必须提到的是，对上述三浦、川本等等的都市人群“疏远论”，笠井洁却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情念和欲望在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生活中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层层装饰、隐蔽起来。在村上春树的现代市民故事中，那些情念和欲望等等‘沉重’的问题就是被掩饰和隐蔽起来的。有不少是用兴趣、情趣、游玩等模拟放松心理的‘轻松’的形态表现出来。”(《关于都市感觉的隐蔽——村上春树》，215页)。日本社会中30-40岁这一代年轻人有不少是满脑袋浸透了“酷”的思想观念的。他们以此看取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而且用“轻松”的形态掩饰和隐蔽自己的观念。

⑤例如松本常彦认为，村上作品中的“幽灵”、“冰男”、“绿色的怪兽”等变形形态意蕴很深，会无限地诱发读者浸沉空白空间、无意义场中想象。其他如“袋鼠”、“短裤”的一些含蓄的描写也会造成充分想象的空间。村上的作品在读者中很有人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通过那些隐喻诱使你寻味。它并不需要含意化。无意思阅读读成无意思也是一种快乐的阅读。也就是说，可以让你除“无聊”之外什么也没有。丸川哲史也这样认为，想象、寻味，可是“我们几乎什么有益的、什么意思也没有被给予”(《时代的分析医生》，125页)。《皮短裤》中短裤的话，《袋鼠的通信》中袋鼠的登场，《绿色的野兽》中绿色怪兽的出现，等等，都是如此，所带来的都是“无聊”的意味。还有《睡眠》中写主妇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其蕴含也会不时激发想象，特别是未读过此书的人对她的行为的寻味，但结果仍是陷入“无聊”。再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中男人不合时拍地写日记，也会让读者越过遥远的想象空间感受那种“无聊”。《袋鼠的通信》中，没有题目，采取反比例“绕舌”为中心的写法，对读者来说，也必然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无聊”感。而为抵抗这种“无聊”，还会诱使自己更加感到“无聊”。当然，是否都是如此，还取决于阅读主体的个体因素。

⑥例如金塜贞文。参见金塜贞文《睡眠和梦的记事》，第238-242页。

⑦来自《闻藏》检索。

(作者单位：铃木章能，甲南女子大学文学系；桑村特里沙，大阪产业大学教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