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在中国(190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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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伦·坡 翻译史
摘 要: 爱伦·坡是由中国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和通俗文学作家共同“发现”的。1921年后,参与译介的刊物、作家大为增加,译作数量增多、代表性更强,研究得到深入,成果可观。关于《乌鸦》翻译的讨论以及对坡的创作美学特质的阐释很值得关注。特别是陈炜谟的《论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一文,代表着当时研究所达到的高度。1937年后出现译介的“式微期”,其原因与20世纪30年代形成“独尊写实主义”的倾向分不开。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位集“先锋性”和“大众性”于一身的美国作家。他是由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军者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和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作家共同“发现”的,当时后者还是“主力”。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前发表的坡的小说译作计有以下10篇次:周作人以“会稽碧罗”为笔名翻译的《玉虫缘》(The Gold-Bug,今译《金甲虫》,1905年5月由小说林社出版单行本,前有译者化名“萍云”所撰“绪言”,后有丁初我所撰“附叙”),以及他用“独应”为笔名翻译的《寂寞》(Silence:A Fable,初载1908年12月《河南》第8期,1909年收入《域外小说集》时改题《默》,并附“杂识”一则);徐大重译的《金虫述异》(即The Gold-Bug,载1914年12月《小说月报》5卷12期);包天笑翻译的《赤死病》(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今译《红死的假面》,载1916年4月《春声》第3集);周瘦鹃翻译的《心声》(The Tell-Tale Heart,今译《泄密的心》,收入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常觉、觉迷、天虚我生等翻译的《母女惨毙》(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今译《莫格街凶杀案》),《黑少年》(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今译《玛丽·罗热疑案》),《法官情简》(The Purloined Letter,今译《被窃之信》),《骷髅虫》(即The Gold-Bug),均收入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杜宾侦探案》(前有天虚我生所撰“序言”);雁冰重译的《心声》(载1920年9月《东方杂志》17卷18期)。涉及爱伦·坡小说美学的文章,则有张毅汉翻译的《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元素》(载1920年9月《小说月报》11卷9期)。
1904年周作人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收到鲁迅从东京寄来的日本编印本《英文小丛书》,其中包括The Gold-Bug,成为他翻译《玉虫缘》的底本。他选译这篇作品,除受当时掀起的“侦探小说热”影响之外,还杂有附会“富强”思潮的动机。从他为《域外小说集》所写的“杂识”和“著者事略”{1},又可看出周氏兄弟之所以喜欢爱伦·坡,主要看中的是其“叛逆性”和“先锋性”。另一位较早译介爱伦·坡的新文学作家沈雁冰即茅盾在为《心声》译文所写的“译者识”中,较准确地介绍了坡的“神秘派”特征,和周氏兄弟一样,看重的也是坡的“先锋性”。
早期译介爱伦·坡的通俗文学作家中,天虚我生在所撰《杜宾侦探案·序》里,对于坡的上述特征认识得也较清楚。张毅汉所译《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元素》,则对坡的小说美学所追求的“单纯的效力”(The Single Effect)做了比较深刻的阐释。由此可见,通俗文学作家的译介工作虽然主要着眼于“大众性”,故以坡的“前侦探小说”为选择重点,但是他们对坡的美学个性的认识也并不肤浅。
1921年至1936年间,译介的范围更加扩展,参与者包括一些被视为“右翼”、“反动”的刊物和译者。发表评介性文章共计9篇:吴宓的《英文诗话》(载1921年《留美学生月报》7卷3期{2}),玄珠即茅盾的《翻译问题》(载1922年10月《文学旬刊》52期),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美国文学》(载1926年12月《小说月报》17卷12期),赵景深的《爱伦坡交了好运》(载1927年8月《小说月报》18卷8期),陈炜谟的《论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载1927年7月《沉钟特刊》),署名“超”的《坡(Edgar Poe)的〈乌雅〉和其他诗稿》(载1928年11月《新月》1卷9期),赵景深的《孟代与爱伦坡》(载1929年4月《小说月报》20卷4期),程小青的《谈侦探小说》(上)(载1929年5月《红玫瑰》5卷11期),施蛰存1935年所写的《从亚伦坡到海敏威》(原载报刊未详,收入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北山散文集》);1924年1月《创造月刊》36、37期连载张伯符《〈乌鸦〉译诗的刍言》,该刊45期上露明、沫若关于《〈乌鸦〉译诗的讨论》,也属评介文字。诗论译作有一篇:林所译《阿兰坡著〈诗的原理〉》(载1924年1月《小说月报》15卷1期)。小说译作共计18篇次:余子长重译的《静默》(即Silence:A Fable,载1923年12月《小说世界》4卷5期)和《多言之心》(即The Tell-Tale Heart,载1924年2月《小说世界》5卷7期),首译的《腰圆式的像片》(The Oval Portrait,今译《椭圆形画像》,载1925年2月《小说世界》9卷9期);傅东华首译的《奇事的天使》(The Angel of the Odd,今译《奇怪天使》,载1926年8月《小说月报》17卷8期);陈炜谟首译的《Ligeia》、《Eleonora》(今译《丽姬娅》、《埃奥诺拉》)和《黑猫》(The Black Cat,均载1927年7月《沉钟特刊》);曾虚白重译的《意灵娜拉Eleonora》(载1927年12月《真美善》1卷3期);周瘦鹃重译的《红死》(即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载1927年《紫罗兰》23卷3期{3});林徽音重译的《红死的面具》(载1928年5月《现代小说》1卷5期),首译的《幽会》(The Assignation,载同年9月《大众文艺》1卷1期)和《斯芬克思》(The Sphinx,载1929年2月《真美善》3卷4期);石民重译的《惹祸的心》(载1928年10月《北新》2卷23期);钱歌川重译的《红死之假面》(载1929年11月《文学周报》375期);吾庐首译的《长方箱》(The Oblong Box,载1930年《新月》3卷7期);朱企霞首译的《虾蟆》(Hop-Frog,今译《跳蛙》,载1930年12月《北新》4卷23期);程小青重译的《麦格路的凶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附“哀迪迦挨仑坡小传”,收入1931年大东书局版《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第一册);白和首译的《坑与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载1935年12月《文学季刊》2卷4期)。诗歌译作共计8篇次:子岩首译《乌鸦》的(The Raven,载1923年12月《文学周报》100期),席均首译的《恩娜陪李(Annabel Lee)》(载1924年1月《文艺周刊》19期),顾谦吉重译的《鸟吟》(即The Raven,载1925年9月《学衡》45期,附有吴宓识语2条),杨晦重译的《乌鸦》和首译的《钟》(The Bells,均载1927年7月《沉钟特刊》),黄龙重译的《鸦》和《钟》(载《真美善》1929年4卷3期和1930年2月5卷4期),球笙首译的《赠希伦》(To Helen,载1934年4月《文艺月刊》5卷4期)。上述小说多具怪诞、恐怖、神秘色彩,显示着“前现代主义”特色;诗歌、诗论译作虽不多,但所选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因而也有较强的代表性。
《创造周报》上围绕子岩《乌鸦》译诗而展开的讨论,既反映着翻译理论和策略的探索,也夹杂着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派性纠葛”。值得注意的是,茅盾此前就在《翻译问题》中,不仅对《乌鸦》一诗作出精当评价,而且对诗歌翻译如何传达原作的思想、神韵提出了正确主张。此后对《乌鸦》的几次重译,属于不同翻译策略的深入实践。总体上可以发现,通俗文学作家首先注重的是“达”,顾谦吉式的“精英作家”更注重“雅”,而多数新文学作家(包括被他们视为“右翼”的曾虚白)则首先注重“信”。
评介文章中出现了质量很高的专论。《学衡》第45号发表《鸟吟》时,吴宓作为该刊总编辑为它写有“编者识”和“再识”。他说:“阿伦波,其西方之李长吉乎!波氏之文与诗具有仙才,亦多鬼气……行虽放诞,然推理之力极强,思致绵密,深入幽邃。观其生平所作,若小说,则由果推因,倒装结构,开侦探小说之端;又严择材料,厚积色情,立短篇小说之法。而其诗亦惨淡经营,完密复整,外似自然浑成,纯由天籁,而实则具备格律韵调之美,以苦心焦思,积久而成之。”与前一时期天虚我生等的见解相比,吴宓选用了比较文学的视角,论述也更全面、深切,但仍未明确揭示坡的非理性主义特性。
陈炜谟的《论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引用了十几位外国作家及多种国外论著的见解,尽管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大量采自波特莱尔《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Edgar Poe, sa vie et ses oeuvres),此文仍是一篇很有学术含量的力作。作者认为:仅从“道德”或“不道德”角度对坡进行褒贬,眼界难免“褊狭”,因为坡是超越于美国现实、美国文明和美国道德生活的,要对他和他的作品作出精当的美学评价,必须理解他的“真精神”;无论从“分析的能力”还是“人生经验”出发去阐释坡的小说美学,都是一种“倒置”,因为坡是“一个古怪寂寞而又非常神经质的人”,“是在他的内心里生活的人”,他“把全身体和灵魂都专注在热切的痛苦的沉思中去了”。“他不去描写人生”,而“宁肯去思索那超于人的东西”。“人性和自然界中的例外(exceptions),奇迹(curiosities),死,坟墓,这是他所当心的。”所以,没有怪诞,“在Poe,就没有美丽”。从另一角度分析,也可以认为坡的著作里蕴有“经验”,但那是一种奇怪的经验,一种恐怖的,一种神秘的,说是经验,还不如说是“古怪奇兀”的“幻想”。坡的创作过程里也不是没有“分析”和“理智”,但是它们仅仅是加工、提炼幻象,表现“情调”的方法。陈炜谟揭示出了坡的非理性主义诗学的根蒂在于对人生、理性和道德的悲观。
同样对坡的美学个性做出准确阐释的还有施蛰存,他在1935年所写的《从亚伦坡到海敏威》中认为,坡的短篇小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幻想小说”:“完全没有什么故事或结构的”,“他要写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气氛(Atmosphere),或是一个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第二类则“逐渐地有故事了,Plot, Setting, Character, Climax这些名词都被归纳出来作为衡量每一篇小说的尺度了”。但是,一百年后的海明威,又回复到了坡的“无故事境界”,区别仅仅在于“目的”有“个人”、“社会”之别,“态度”有“主观”、“客观”之别,题材有“幻想”、“写实”之别而已。施蛰存是20世纪3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派”作家,他的分析同样切中爱伦·坡的美学个性。
1937年至1949年属于爱伦·坡译介的“式微期”,13年中出现了长达9年的空白。虽出版了三种译作专集(钱歌川的《黑猫集》,焦菊隐的《爱伦坡故事集》和《海上历险记》),而且焦菊隐所译《海上历险记》还向中国读者首次介绍了坡所创造的另一种“样式文学”——海洋冒险小说,钱歌川在《黑猫集·译者的话》中也对坡作了精当的评介,但三种专集所收毕竟多属重译。刊物上发表的首译作品只有一篇《眼镜》(The Spectacles,陈以德译,载1935年12月《文学杂志》2卷11期)。评论文章也只有李广田的一篇《爱仑坡的〈李奇亚〉》(载1948年4月《文学杂志》2卷11期),此文用写实主义的标准批评《丽姬娅》,识见远逊陈炜谟和施蛰存。由此看来,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独尊现实主义”倾向,应是爱伦·坡这样的非现实主义作家在40年代前后遭到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冷遇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之前。
作者简介:徐 冰,苏州市职业大学外国语与国际交流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① 1921年《域外小说集》再版时,周作人把介绍爱伦·坡的“杂识”作了修改,题为“著者事略”。
②③ 出版月份未详。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
[2]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3] 曹明伦.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纪念爱伦·坡200周年诞辰[J]..中国翻译.2009:(01).
[4] 曹明伦译.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责任编辑:水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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