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的分道扬镳

2007年我出版了《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2008年又出版了《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这两本书中所贯穿的基本思路，就是重新还原《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和新文化运动的路径选择。

关于新文化运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梁启超等人用通俗话语启蒙大众的“新文体”、“新诗歌”、“新小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开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这些人，当初都是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但是，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充分世界化的文艺复兴与文化普及运动。我自己是比较认同后一种观点的。

一、《新青年》的“复活”经历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改由北京大学的六名教授轮流编辑，从而改变了此前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的小格局，以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全国性同人刊物的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和世人面前。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对于胡适的此类论断，鲁迅是表示赞同的。早在1922年8月21日，鲁迅在看过胡适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初稿之后写信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

鲁迅所说的“以前文豪”指的是林纾（字琴南），胡适专门介绍过林纾早年的白话诗文，对于林纾及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开一代风气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性，给出了“态度平正”的客观评价。鲁迅在称赞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态度平正”的同时，对于“以前文豪”林纾的态度，显然是不可以用“平正”二字加以形容的。终其一生，鲁迅的风格是横眉冷对的愤世嫉俗，而不是宽容温和的“态度平正”。

比起胡适的事后回忆，刚刚到北京大学担任预科教授的刘半农，在1917年10月16日致钱玄同信中，更加真切地描述了四大“台柱”齐心协力“复活”《新青年》的历史现场：“我们这班人，大家都是‘半路出家’，脑筋中已受了许多旧文学的毒。———即如我，国学虽少研究，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心中何尝不想做古文家，遇到几位前辈先生，何尝不以古文家相助；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关于《新青年》的“复活”，当时还没有正式加盟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也在1918年1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介绍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

在此之前的1918年1月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新青年》由北京大学的几名教授轮流编辑的事实：“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编稿，十五日须寄出也。”

1918年1月21日，钱玄同又在第一时间记录了“复活”之后的《新青年》的崭新面貌：“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Jan.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像样子，可喜可喜。”

从4卷1号起，《新青年》杂志开始采用白话文并且配以“新式圈点”。到了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中，又刊登了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这一启事的公开发表，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并且由全部同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作为同人之一的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即如《新青年》，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后来有胡适自美国寄稿，说到改革文体，美其名曰‘文学革命’，可是说也可笑，自己所写的文章都还没有用白话文。”

尽管着眼点与侧重点各不相同，上述当事人对于《新青年》4卷1号的“复活”事实是一致肯定的，《新青年》杂志产生全国性影响并且正式开启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在“复活”之后。然而，1949年之后的相关研究，很少注意到以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为“台柱”的《新青年》同人，于1918年1月“复活”这份杂志的基本事实，反而为了抬高李大钊和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中的地位而改写历史事实。在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一书正式出版之前，竟然没有研究者把《新青年》四、五、六卷共18期的轮值编辑梳理清楚。

根据我的考证，《新青年》4卷共6期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5卷共6期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6卷共6期的轮值编辑，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中的高一涵和李大钊，顶替的是预备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留下的空缺。作为北大出版部编译员的高一涵与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教授治校的北京大学里的正式身份是月薪120元的职员，而不是最低月薪240元的教授。

二、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又被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宗教改革运动，主要是运用本民族的通俗话语来重新翻译并且广泛传播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文化和基督教《圣经》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博爱福音。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宗教改革运动相对应，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新青年》杂志提倡的对于中国本土的白话文体的广泛普及和对于西方人文思想的大力介绍；这其中又以白话文的提倡与写作最为关键。

1916年8月21日，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致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世界性眼光为陷入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指明了切实可行的话语出路：“年来观察思虑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这是《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出现“文学革命”的字眼，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文学革命”的字眼。应陈独秀的约请，胡适随后奋笔写下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文学改良的八件事进行重新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2卷5号。这期刊物的刊头文章是陈独秀自己的《再论孔教问题》，接下来是杨昌济的《治生篇》和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陈独秀当时并没有对《文学改良刍议》表现出最高规格的礼遇，而是在"编者按"中远距离地表态说：“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这里所说的“施曹”，指的是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归姚”指的是清代的古文家归有光和姚鼐。到了2卷6号，陈独秀才在自己写作的刊头文章《文学革命论》中表现出对于《文学改良刍议》高调评估：“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陈独秀以反对孔门儒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来由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先后谈论的“思想革命”。相对于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伦理道德革命”或“思想革命”，胡适率先提出的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找到了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换言之，以清算孔门儒教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革命”即“思想革命”，是《新青年》启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步，只是由于它不具备足够的可操作性，才没有形成像“文学革命”那样的巨大声势和深远影响。借用傅斯年1919年4月在《新潮》1卷4号中回答顾诚吾的话说：“你主张‘改造思想’而轻视文学，这是不然的。思想不是凭空可以改造的，文学就是改造它的利器，……”

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对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关于最为重要也最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写作，他先后发表过《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与心理的改革》等多篇文章加以鼓吹，从而赢得北大年轻教授胡适的充分肯定：“直到《新潮》之后，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里，才提出两条最重要的修正案。……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的方言化，就使白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

在写于1918年1月10日的《〈尝试集〉序》，钱玄同对于白话文的写作另有说明：“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他做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俗语俗字入文；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采用俗语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话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

钱玄同与傅斯年都是白话文的提倡者而不是创作者。在用白话文进行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最大的应该是胡适、周作人和鲁迅。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谈到文学革命的建设性贡献时指出：“第一，是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方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同时沈尹默、周作人、刘复等也加入白话诗的试验。这一年的作品虽不很好，但技术上的训练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小说创作）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三、《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

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复杂的，是《新青年》同人在分道扬镳之后，各自走出了曲折多变的精神路线图。

在《新青年》团队中，鲁迅与胡适是最有路径意识的两个人。1932年12月14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介绍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

按照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的解释，鲁迅所说的“高升”，指的是蔡元培、胡适、高一涵、陶孟和、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这些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人。“退隐”指的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这些回过头去专门在大学校园里从事写作和做学问的人。“前进”的人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陈独秀和李大钊联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鲁迅也逐渐靠近了已经没有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党组织。

但是，晚年胡适却给出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1958年5月4日，胡适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演讲稿《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回忆说：“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诸位看看，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

胡适的这种说法，带有他自己的主观偏见。与此相印证，鲁迅本人给出的是“甘为人梯”的另一种解释。

在1925年的女师大学潮中，一直以“鲁迅”的“托名”从事隐身写作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为了维护被杨荫榆开除的女师大学生、国民党党员许广平，第一次挺身而出站在有“法日派”之称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顾孟余等人一边，与有“英美派”和“现代评论派”之称的胡适、王世杰、石瑛、周鲠生、丁西林、李四光、唐有壬、陈源、徐志摩、高仁山、陈翰笙等人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从而成为北京学潮中“偶像”级的“中心”人物。1927年1月11日，由于卷入新一轮学潮而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表白说：“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应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易培基的邀请发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时，干脆公开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超人”情怀：“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

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致绍兴同乡、国民党党员章廷谦的信中，表白了自己在“甘为人梯”的同时，既要当“中心”又要谋生计的复杂心境：“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湾），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帝气之积习，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这里的“皇帝气”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指的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而是鲁迅的夫子自道。鲁迅表白说自己曾经想做皇帝，他所选定的八道湾住宅，就是带有帝王气息的清代小王府。就连小说集《呐喊》的封面，鲁迅都是要采用皇家专用的金黄色的。鲁迅加入“左联”充当“甘为人梯”的盟主，虽然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同时也有“念及生计问题”的“译稿每千字十元”的经济回报。胡适当年是稿费标准最高的一个人，商务印书馆付给他的稿费只是每千字五元。没有胡适著名的鲁迅，加盟“左联”之后最为直接的经济收获和精神收获，却是还没有完成的译稿，就以每千字十元的超高标准被预约。花这么高的代价预约鲁迅翻译苏联文艺理论著作的，是没有直接参与围剿鲁迅的另外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包括冯雪峰、潘汉年、李一氓、王礼锡、冯乃超、郑伯奇、朱镜我、洪灵菲、白莽、柔石这些人，他们当时参与经营了许多临时性的刊物和出版社。

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是一直想当官的一个人。1929年7月2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于不佞则反蔡而不拥李。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行也。”

这里的“蔡公”指的是蔡元培。“李”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当年的教育文化界沿袭女师大学潮时期“法日派”和“英美派”的尖锐对立，分裂成为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王世杰、石瑛、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为一方，以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李书华等人为另一方的两个主要派别。当时的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依然站在政治地位更加优越的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李书华等人一边，对于蔡元培、胡适等人进行或明或暗的反对和抵制。只是由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一方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力过于强大，李石曾、易培基一方又实在没有足够的能力包办教育，随着李石曾、易培基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逐步下滑，周作人一直没有机会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官员。等到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周作人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担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重要职务。当了官的周作人却没有行政操作能力，结果被自己的亲信学生沈启无等人所利用，以至于师生决裂。

四、新文化运动的法政思考

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一书出版后，山东大学附中的李昌玉老师给我写了一篇书评，说我的这本书应该叫做“今史辨”，可以与当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古史辨”相提并论。我相关的历史研究，在辨伪存真还原历史的大思路方面，确实与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的“古史辨”一脉相承；不过，我自己更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界定为注重路径选择的法政史观。我的这种法政史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用宪政民主的“劳心者治官”来替代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劳心者治人”。读过西方法政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英国的《大宪章》是由具有贵族精神的宗教精英、知识精英和封建领主联合起来制订的，主要目的是“劳心者治官”，也就是通过建立刚性的制度程序和权利边界来依法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从而切实保障每一位个人的正当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同样是由贵族和精英制订出来的，主要目的同样是依法限制公共强权，进而切实保障每一位个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正义。中国的儒教文化从来没有这种普世性的人人平等的贵族精神和精英意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甚至于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阿Q，都把自己当作拥有站在强权一边“劳心者治人”的特殊权力的特殊材料。

在我看来，政府只需要做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保障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第二是限制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中国社会古老的根本问题是政学两界政教合一、愚弄和奴化民众的“劳心者治人”。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驯服、最善良、最迷信、最盲从的，只要通过“劳心者治官”的宪政民主制度，有效地监督治理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变。与软性的文化建设相比较，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刚性的可供操作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

第二点，多少年来，中国大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要么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神圣化为一座神庙；要么把新文化运动当作败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洪水猛兽和罪魁祸首。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神庙拆开来让大家看一看。在我看来，任何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弱点、盲点和局限性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值得所有人崇拜学习的完美人格。蔡元培和胡适不完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完美。我研究这些人的目的不是生产制造一个批次接一个批次的道德楷模，而是从这些历史人物中间寻找各不相同的路径选择。

我所发现的历史事实是：蔡元培在北大期间只是在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一种相对独立也相对合理的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他更多的心思其实是用在了反制度、反文明的以德治校方面。陈独秀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一个道德楷模，也是参与创办北京大学进德会的一个得力干将。然而，就是这个自愿宣誓“不嫖，不赌，不娶妾”的陈独秀，在安徽老家有元配妻子高晓岚抚养着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儿子，在北京家里有年轻漂亮的妻妹高君曼，他却偏偏要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狎妓，甚至与自己的学生争风吃醋，从而闹出了很大的道德丑闻。蔡元培并不是按照进德会的规章戒约和北京大学的制度程序来进行处理，而是在浙江同乡汤和尔、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的怂恿之下，采用暗箱操作免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四处碰壁，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第三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是通过提倡白话文和介绍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充分世界化的转机。在《新青年》同人中，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民主、宽容和谐、自由人道或者说是“劳心者治官”的宪政民主道路的，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人。有人说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陈独秀、吴虞这些人的反对孔门儒教和高一涵、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才是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而在事实上，真正的体育比赛是先行制订可供操作的游戏规则的公平竞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真谛，就是游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真正的民主是先行一步制定可供操作的制度程序和权利边界的宪政民主。真正意义上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同样需要一种可供操作的话语工具。在《新青年》杂志出版之前，章士钊宣传宪政民主那么多年，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能够普及传播宪政民主理念的话语工具，最后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宣传的宪政民主理念了。章士钊不甘心承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来居上的领导地位，只好逆潮流而动唱起了复兴古文的反调。在胡适没有提倡白话文之前，《新青年》原本是给中学生看的一种辅导读物，是胡适对于话语工具的改变，一下子把握住了话语主动权，这样才有了随后广泛普及的新文化运动。用大白话来宣传科学民主、宽容和谐、自由人道的先进文化，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