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小说的两种写作形态

概述革命战争小说是十七年文学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个领域。同农村题材小说比，它产生要早、势头也猛，自然没有后者潜力深厚。同工业题材小说比，它作者队伍庞大，更受普通读者喜爱。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文化观念和创作经验，影响着整个当代文学的风貌和走向。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战争小说可谓“应运而生”。刚刚掌握政权的执政党清楚地意识到：要想获得民心、稳固政权，就必须理清历史、撰写革命历史特别是革命战争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文学是一种更普及、更形象的传播形式，理应承担起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的使命来。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就号召和要求作家：“……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①这就以政治命令的方式，强调了革命战争文学的重要性，规定了它的表现内容、思想乃至艺术方法等。 从概念上讲，“革命斗争历史”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包括第一、第二次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还有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从革命斗争类型上看，它包括大部队的正面战争，非正规军的游击战争，地下斗争，工人、农民、学生的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等等。但在整个革命斗争历史中，正规的、游击的革命战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斗争形式，因此受到文学创作的格外重视。与“革命战争文学”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军事文学”，这是从苏联文学中引进的，较为科学、宽泛，但内涵不够明确，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习惯的称谓是“革命战争文学”。同工业题材一样，中国当代革命战争文学没有深厚传统和众多经典作品。古典文学史上的《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虽可称为一流的战争文学作品，但在思想和艺术上可资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而现代文学史上，战争题材文学几乎是一个空白。当时可供参考的只有不断译介过来的苏联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日日夜夜》、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当代革命战争文学最突出的优势，是拥有一支被称为革命作家的基本队伍。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宣传文化始终是革命事业的重要一翼。许多知识分子和有一定文化的工农干部进入这一战线，有的原来就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在各解放区，都有文艺组织，办有报纸杂志，延安则有相当规模的“鲁艺”。这就为作家的成长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条件。革命战争文学的作者，既有解放区文艺部门的作家，也有报刊编辑和记者，还有部队文化文艺工作者，亦有普通士兵和干部。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在周扬主编的“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一百七十七篇作品中，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人民军队生活的作品就有一百零一篇，小说自然是其中的重镇。可以说，当代革命战争文学延续的是解放区创作的道路，依靠的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 在文学体制的高度重视和扶持下，革命战争文学强劲地发展起来。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它的思想纲领。众多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乃至文学作者，真诚地投入到革命战争文学的合唱中。他们要写出革命战争的艰苦和悲壮，写出部队指战员的英勇和牺牲，以此来揭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和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以此来激励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他们奉行解放区文学中逐渐形成的战争文化观念，二元对立、敌我分明，美化人民、丑化敌人，英勇斗争、革命必胜，成为革命战争文学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又渗透扩展到其他题材领域的创作中，导致了当代文学的概念化、模式化、雷同化倾向。革命战争文学在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等体裁上都有众多实绩，但最有成就的是小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几乎是同时兴起，前者表现了长时段的革命历史斗争，有些作品具有史诗的特色，后者着重描绘了抗战、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显得更灵活多样。长篇小说代表作有：柳青《铜墙铁壁》、孙犁《风云初记》、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吴强《红日》、冯德英《苦菜花》、杨朔《三千里江山》等。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年时间，这类长篇小说就有数十部之多。 革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文学风景。有些作家既写长篇小说也写短篇小说，有些作家则是纯粹的短篇小说作家。这里首先应论及的是孙犁，他1913年出生于河北安平县。抗战爆发后在冀中从事抗日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1944年赴延安，在“鲁艺”做教研和教学工作，后回到冀中担任报刊编辑、参加土改工作，业余坚持创作。1949年随军进入天津，任《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后担任天津市作协主席。2002年逝世。在解放区，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开创了革命战争文学的诗意抒情写作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既写战争题材小说，如《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也写现实农村生活小说，如《正月》等，但艺术质量远逊于前期创作，到50年代中期之后中断了小说创作。孙犁的小说描写的是“革命”“战争”，但突出的是地域特色和民间生活，彰显的是普通农民特别是年轻女性身上的淳朴人性和美好品德，运用的是平淡、简练、抒情的叙述方式和语言。他吸引了河北一带青年作家并形成了“荷花淀派”，同时深刻地影响着后代作家的创作。孙犁是一位与主流文学保持距离的主流作家，而真正代表主流文学思潮的是如下几位作家。刘白羽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气势恢弘、语言华美，属于壮美风格，他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重要作品有《火光在前》《早晨六点钟》。峻青的小说热烈悲壮，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概，代表作有《老水牛爷爷》《黎明的河边》等。王愿坚的作品情节典型、构思精湛，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有典范意义，主要作品有《党费》《七根火柴》等。在革命战争短篇小说创作上，还出现了与主流写作不尽相同的写作形态。譬如茹志鹃的《百合花》表现了宏大的战争背景下一个年轻战士的悄然牺牲，流露了作家对生命、青春的哀悼之情；譬如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展示了朝鲜战场上一位志愿军战士的爱情遭遇和心理波澜，呈现出一位军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譬如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描写了两位相恋的革命战士对未来生活的畅想，折射出一种知识分子的追求和趣味。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战争和人生的丰富内涵，都是可贵的艺术精品，但却触犯了当时的创作教条，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批判。此外，如知侠《铺草》、石言《柳堡的故事》、菡子《万妞》、李纳《涓涓流水》、萧平《三月雪》、邓洪《潘虎》、陈登科《大闹七星宴》，抗美援朝题材，如巴金《军长的心》、王西彦《朴玉丽》、和谷岩《枫》等，都是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 “十七年”的革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是有成就的，但必须看到，它只是“乌托邦”式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激进的、理想化的乃至“极左”的色彩。它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去反映革命战争历史，并未对战争本身、军人的心灵世界进行较深入的反思，与当代世界文学中的战争小说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正如陈思和等评论的：“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不像西方战争小说那样重在通过战争表现对人类命运、对个体命运遭遇的观照，体现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现战争中的群体风貌、战争的整体和现实结果。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作家对战争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对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忽视，这都是现代战争文化规范对作家主体制约的结果。”② 峻青：讴歌革命战争历史 峻青的革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在五六十年代给予很高评价，这不仅在于他出色地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战争文学的思想观念，同时在他创造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壮美风格。峻青1922年出生于山东海阳县农村，幼时家贫、只读过几年小学，13岁就到工厂当童工。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昌潍地区敌后武工队小队长等职。1948年随军南下，从事新闻、报纸编辑工作。1952年在中南文联搞专业创作，同年冬回胶东深入生活。后调上海，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1991年病逝。峻青194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题材均为革命战争生活。1952年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受到文坛的推崇和广大读者的喜爱。结集的短篇小说集有《黎明的河边》《海燕》《最后的报告》等。此外还出版有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等。新时期文学中依然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发表，但影响不大。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会写成什么样子，却往往是由人的主观目的决定的。对峻青这些作家来说，他们亲身参加过漫长而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睹了无数战友牺牲在战场上，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很清楚：“是受着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觉得非要把我所亲眼看到听到的那些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受到教育的人和事写出来不可。”“要歌颂革命战争，歌颂革命的英雄主义”，“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他们，崇敬他们，学习他们。不但我们这一代，而且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知道：当年他们的先辈们，是怎样给他们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的，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个人与集体的。”③讴歌革命战争、凸显英雄主义，以史为鉴、教育后人，就是峻青们的创作宗旨。因此，把和平建设时期的现实生活，同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斗争联系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老水牛爷爷》中，作家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描写了“我”作为当年的一名战士，重回故乡，看到潍河两岸与农村的巨大变化，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在同村支书的谈话中，深情地缅怀了一位普通农民的英雄事迹。人称老水牛爷爷的老韦璞，不仅是一位勤劳、仁义、耿直的好人，更是一位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和平时期继续奋斗、抗洪抢险中以身堵堤的英雄人物。作家意在告诉人们：当下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历史决不能忘记，在和平时期依然要保持老水牛爷爷不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老交通》的现实意义更加明确，作家描写了一个乡村邮政所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邮递员小高虽然文化水平高，能说会道，但却看不起邮递工作，工作出错还不接受批评，认为这是“熊买卖”，要求调离。于是由王局长讲述了他们的徐主任——“老交通”的苦难人生与感人事迹。老徐是战争年代的地下交通员，为了传送党的秘密文件，牺牲了老婆、儿子，他也几乎死在敌人的枪下。现在却仍然坚守岗位，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老交通的故事深深地震动和教育了不安心平凡工作的年轻人。作家的创作宗旨是明确的、值得肯定的，但这样的创作观念也是有局限的，他妨碍了作家从更开阔的视野观照和解读革命战争，写出更多样的革命战争生活来。 塑造革命战争中的人物形象，突出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峻青小说的重要特色。在作家笔下，主人公都是普通战士、农民，有的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却在惨烈的战争环境乃至生死关头，都表现出一种顽强不屈、英勇斗争、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黎明的河边》中的战士小陈，在护送武工队队长的艰难任务中，表现得那样镇定、机智、英勇，他同敌人同归于尽的行为也是那样壮烈。还有小陈的母亲、弟弟都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小陈的父亲陈老头，以他非凡的水性和胆略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党员登记表》里的年轻姑娘黄淑英和母亲黄妈妈，为了守护和保存极为重要的党员登记表，黄淑英机灵、果断、坚强，最终付出了她花朵一样的生命，黄妈妈继承遗志、忍辱负重，保存了革命组织和党的“火种”，等到了胜利的一天。还有《变天》中传递情报的小春来，《烽火山上的故事》里为掩护受伤战士而死去的老大娘，《马石山上》在解救被围群众中壮烈牺牲的宫班长、大老矫等十位战士，都显示了他们英勇无畏、以身殉道的崇高品格。尽管作家选择、塑造的是一些完美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但他们确实是一些有激情、有信仰的人，他们已经把个体生命融入群体斗争和革命大业中了。作家更多地肯定了他们的群体精神、“超人”意志，却忽略了他们的个体生命和感情，显示了这一代作家的思想局限和艺术盲点。 创造一种浓烈、绚丽、悲壮的叙事方式和语言，是峻青革命战争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他的作品故事情节紧张激烈、有序完整，就像奔腾的河流，波浪相连、惊险壮观，而人物就处在风口浪尖上，显示了他们强劲的性格和精神。同时还嵌入一些有力而典型的意象性细节，强化了作品主题。他笔下的风景描写浓烈开阔，如奔涌的潍河、巍峨的马石山、绿树成荫的村庄，如风雨交加的深夜、漫天飞雪的平原……给故事和人物营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自然环境，显示了胶东半岛的地域风景，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世界。他的叙事语言重描写、重渲染，流畅、热烈、华赡、抒情，就像浓墨重彩、沉郁饱满的西方油画，让读者在瞬间身临其境、融入画中。 路翎：深入开掘战士的精神世界 在革命战争小说出现严重的理想化、模式化的情势下，路翎的一批描写抗美援朝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以逼真、深厚的人物形象和沉郁、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了文坛和读者的高度关注，众多读者表示真诚赞赏，但由不少著名作家、评论家联手的猛烈批判也接踵而来，作者也随后成为被清查和逮捕的专政对象，沉冤二十余年。事实上，路翎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是对当时文学教条和创作模式的重大突破，代表了这一题材思想和艺术的新高度。路翎，祖籍安徽无为，1923年生于江苏南京。在南京读完小学及初中。后随继父和母亲辗转四川重庆，高中未毕业即辍学四处谋生，此时阅读了大量苏俄文学作品，开始练笔投稿。1940年到国民政府设在重庆的矿冶研究所当办事员，有意识地到矿区体察生活。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1948年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讲授小说写作。1949年到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翌年调至北京青年剧院从事剧本创作。1952年冬，他主动要求开赴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潜心创作。1954—1955年，他的作品备受批判，又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遭受株连，中断创作、深陷牢狱。1979年之后，冤案得以平反，回到中国戏剧家协会。1994年病逝。路翎的创作集中在1939年到1954年。有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平原》《朱桂花的故事》《初雪》；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燃烧的荒地》《战争，为了和平》；剧本《云雀》《人民万岁》等；报告文学集《板门店前线散记》以及一些发表在报刊的诗歌、散文、评论等，凡三百余万字。 路翎的小说创作，简单划分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1939年十七岁的路翎创作了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是一篇描写年轻大学生在抗日前线撤退中的转变过程的战争题材作品，次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第五集第三期发表。从此，路翎结识了胡风，并成为“七月”流派重要的小说家。他认同并奉行着胡风的文学思想，如文学要表现人民大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创作“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如“主观战斗精神”等等。正是这些思想支配着他创作了《饥饿的郭素娥》《财主的儿女们》等一批现实主义力作。第二个时期是解放后的五六年间。他反省了自己的创作历程，真诚地说：“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④经过了1949到1950年的十几个短篇小说的创作探索，如《女工赵梅英》《锄地》《粮食》等，他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塑造新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形象，语言也朴实了，格调也明朗了。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深入抗美援朝战争，创作了《战士的心》《洼地上的“战役”》等五篇短篇小说，胡风兴奋地赞赏道：“把战士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宽阔的美丽的胸怀，朴实而忠诚的性格表现得多么深入，多么逼真。”⑤其实，路翎对战士的性格和精神的探索，是谨慎而有限度的，他只是反映了战士起码的人情、人性和心理矛盾、冲突，体现了他一贯的表现“具体的、活跃的、热血的生命”⑥的创作思想。但这种创作追求是有悖于“左”倾文学规范的，因此作品被批为：“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散布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这种爱情是为部队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是不利于战斗，因之也是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相背驰的”。由于作品的“反动性”，再加上路翎与胡风几十年的情谊，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结束了解放后短暂而旺盛的创作，乃至政治生命。路翎是一个继承了五四启蒙文学精神的天才作家，是一个为当代革命战争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悲剧作家。 着力表现人物真实的性格、行为和心理，把人民战士由“神”还原为“人”，是路翎创作的首要追求。他曾写过七篇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有的颇像短篇小说，也许是真人真事，因此归入了报告文学。如《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用素描手法描写了几位朝鲜战士和普通民众形象，一位人物突出一个性格侧面，如女游击队员在驻地种花草的爱美性格，矮个结实姑娘倔强的脾气和对腿上有伤疤担心将来穿裙子不好看的心理……寥寥数笔，极为真实感人。再如《李家福同志》，主人公李家福是一个由国民党士兵“解放”成为志愿军战士的，作家没有回避他的身份，也没有掩盖他曾经的迷惘消沉乃至暴躁的性格，而是在这一人物特定的历史、思想状态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写出了他的进步、觉悟和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勇敢、机智、进取的连级指挥员，读来令人信服。自然，用短篇小说文体更能展现人物真实、丰富的性格特征。如《战士的心》题旨就很明确，作家发掘的是战士真实的心理活动。班长吴孟才在指挥战士攻击无名高地西山的战斗中，始终能感受到“这个班的力量，这个班的灵魂和呼吸”。他是在用人格和力量，鼓舞着强者更强，激励着弱者变强。众志成城，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初雪》是作家的一篇重要作品，描写志愿军战士开车护送朝鲜百姓穿过敌人封锁区到后方的艰难历程，故事集中、情节曲折。司机刘强既是一个技术高超、果敢机智的优秀战士，又是一个与朝鲜百姓感情深厚，对小孩子百般呵护，在心底牵挂着母亲、妻子、儿子的侠骨柔肠式的男子汉。把伟大的精神与平凡的性格融为一体。十八岁的助手王德贵，在师傅和百姓把他当孩子看待时，他气恼不服，在执行任务中克服了困难时，又欢喜而自信，一个年轻战士的性格和心理刻画得逼真鲜活、生动传神。 深入发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写出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矛盾和冲突来，凸显人物的精神品格，是路翎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小说，已然形成了一个激进僵化的创作模式。譬如写战争只能写胜利、不能写失败，譬如写战士只能写英雄性格、不能写儿女情长等等。在峻青、王愿坚的小说中，都可看到这种缺憾。路翎的创作，无疑是对这种创作模式的冲击和超越。譬如《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写的是一个炮兵班的战斗故事。班长朱德福、二炮手张长仁和年轻战士赵喜山，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和个人愿望。朱德福在受伤昏迷中想的是：“好啊！好啊！我的，我的儿子！”张长仁在开炮中念叨的是妻子的名字：“徐桂芳，这一发是代表你打的！”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美好的人情人性和忠勇无畏的献身品格。被指为“瓦解我军斗志”的《洼地上的“战役”》，其实恰恰是讴歌战场爱情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瑰丽诗篇。这场“战役”不仅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同时也是战士内心深处的“搏斗”。勇猛、机灵、憨直的侦察员王应洪，面对朝鲜姑娘金圣姬真诚、大胆的爱情，一面按照部队纪律理智拒绝，一面又感受着“甜蜜的惊慌”。他在孤独的阵地潜伏中潜意识里已接受了朝鲜姑娘的爱情，他在最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搏杀中已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和照耀。而班长王顺对这样一种纪律不允许的美好爱情，内心也很矛盾，采取的是理解、同情、关怀的情感态度，既不让它触犯纪律，又不让它受到伤害，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军人的人情和理性。朝鲜姑娘金圣姬呢？经历了内心的悲欢和无果的爱情，更认识到了志愿军战士的纯洁心灵和美好品格，自己也变得更成熟、坚强起来。真实、平凡的性格特点，丰富、深广的心理世界和超拔高尚的精神品格，构成了路翎笔下人民战士的基本特征。 刘真：童年视角与“小资情调” 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往往决定着他后来写作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貌。刘真的革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在五六十年代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她以传记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参加革命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的独特经历和有趣故事，给这一创作领域增添了新的形象和色彩。刘真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童年视角、二是“小资情调”，前者颇受喝彩，后者则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自然，由于刘真文化、文学修养的不足，给她的小说带来了思想内涵清浅、艺术表现粗糙的诸多缺憾。刘真1930年出生于山东夏津县农村。1939年九岁时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先后在冀南第六军分区宣传队、文工队和冀南六地委当演员、宣传员、交通员等。她没有上过学，在部队临时学校和老同志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写日记。1946年随第二野战军文工团参加解放战争，学写特写、散文、短篇小说。1949年任文工团创作室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先后到东北“鲁艺”、中央文学讲学所学习。1954年到武汉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1958年调河北作家协会任副主席。刘真1951年发表反映革命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好大娘》，此后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同类题材的作品。《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等受到了文坛关注和读者的喜爱。她的小说取材于战争，人物大多是儿童、少年，故事引人、语言朴素，因此又常常归入儿童文学类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多次出版她的小说集，如《密密的大森林》《核桃的秘密》等。此外，她还创作有反映50年代农村建设的小说，如《春大姐》；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如《对！我是景颇族》等。新时期文学之后，她的创作再度活跃，在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创作上又有新的成果。 刘真经历过从抗日到解放战争十几年的戎马生活，但当她执笔创作的时候，已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了。她是站在50年代，以回望的方式重返童年生活，以童年视角观照和叙述历史的。这种重述自然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过滤，但也会保留童年生活的诸多真实，特别是细节的真实。刘真说：“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写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写童年的那些篇章。”⑦这十几篇作品，全部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我”有时叫“小王”，有时叫“刘清莲”，或者干脆叫“刘真”。尽管作者多数情况下是把“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叙述者或是成长中的小战士来刻画的，但“我”的形象依然是真实、鲜活、富有个性的。“我”生在农村、家庭贫困。九岁参加革命，做过宣传员、演员、交通员等。生性胆大、聪明、机灵，常常表现出野性、淘气、嘴馋的特点……而这正是作者童年的经历和性格。刘真在这些作品中着重表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了战士与百姓的鱼水关系和感情。如《好大娘》描述了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对掉队的八路军小女兵的舍身掩护、精心照料的感人故事。如《弟弟》刻画了村里的赵大娘收留了文工团女战士“我”，女扮男装、与她的儿子赵长生兄弟相称等一系列动人情节。二是表现了革命大家庭的兴旺与温暖。如《核桃的秘密》《红枣儿》《大舞台和小舞台》中，真实地描写了“我”在战争年代的幼稚、淘气，革命组织和老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文艺剧社在敌人“大扫荡”中的战斗和牺牲等。三是歌颂了革命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如《我和小荣》讲述了“我”同小荣当传递情报的交通员时，结下的患难感情和经历的艰险斗争。这些作品由于运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故事情节又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因此情节引人入胜，情调真挚细腻，语言率真抒情，成为革命战争小说中的动人篇章。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小说，有一条戒律，不允许写个人的思想感情、人际间的友情爱情。一旦触犯，就会戴上“小资情调”乃至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刘真的代表作《英雄的乐章》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作为一个昔日的女战士、后来的女作家，她自然有丰富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表现这样的内容其实有助于拓展革命战争文学。她的另一篇重要作品《长长的流水》，描述了小刘“我”在党校整风学习期间，县妇救会主任李云凤大姐对“我”的严格教育和深切关照，以及二人之间结成的深厚情谊。作为知识分子干部的李云凤，她强迫“我”学文化、写日记、读文学，吟诵自写的诗词，描述未来城市的美景，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和艺术趣味。而“我”在她的教育和引导下，也一步一步走进了文化和文学世界，后来竟成为一个作家。在激进评论家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小资情调”。《英雄的乐章》是为了批判的需要，附录发表在《蜜蜂》1959年第24期的，这期刊物还重点推出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指出：作品“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将个人幸福和革命事业对立起来，厌倦革命战争，幻想和平幸福；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中的人物，灵魂里充满了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没落、颓废情感，却硬给穿上了革命战士的外衣”。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小说中的张玉克，不仅是一位勇敢、善战、顽强的革命军人，更是一位富有思想、感情丰富、酷爱音乐的文化才子。文工团女战士清莲“我”爱上他、崇拜他，与他心心相印、畅想未来，是一种很自然、很美好的事情。最后，张玉克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清莲对他深情难忘。这是一种纯洁、高尚的战地爱情，它使革命战争变得更加丰富、人性而美丽。■ 【注释】 ①周扬：《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见《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10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②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5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峻青：《黎明的河边·前言》，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④路翎：《在铁链中·后记》，上海联营书店1957年版。 ⑤转引自巴金：《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载《人民文学》1955年8月号。 ⑥路翎：《路翎小说选·自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⑦刘真：《短篇小说选·自序》，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