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理论刊物发展看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

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文学场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和重组。”a作为文学场最重要的部分——期刊，无论是原创作品刊物、选刊、文摘还是理论研究刊物等，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文学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发展与变化，这一系列变迁都在文学场中完成。在整个文学场与其他社会场域的复杂关系中，存在着包括作家个体、作家群体、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出版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行动者，这些文学行动者的文学实践必然会与社会其他行动者发生关系，在观察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行动者所遵循的无疑是“文学”的法则。新世纪以来，期刊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其出版过程也是一种文学实践，本身也蕴含着无穷的讯息。“大众传媒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依靠传媒的刊载、评论、传播，文学方得以保存、流布和发展，才能对民众、对社会、对美学观念与道德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b文艺理论刊物作为期刊的一个种类，其发展影响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演变。本文以《当代文坛》为例，通过对该刊的刊文情况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和研究，梳理文艺理论期刊在整个文学场中的作用，一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演变轨迹。

一、理论期刊促进文艺创作与研究双向繁荣

图书、杂志、报纸等媒体构筑起当代社会的日常公共文化空间，社会个体通过媒体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而这些媒体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作为文艺理论刊物则会影响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因为文艺理论刊物与读者、作家、评论家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从文学角度看，理论期刊“除了真实记录同时代文学活生生的、微妙的、驳杂的进程，批评还必须对文学的发展条分缕析，追求其来龙去脉，从汗牛充栋的作品中筛选出可以流传的作品，以伟大的经典作为审美参照，彰显杂芜的当代作品中那些与所处时代紧密结合同时又超越了所处时代的、不朽的情思，以渊博的学识和逻辑的分析存菁去芜，激浊扬清”c。从文艺理论刊物自身的角度看“就是构建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d。反之从读者角度讲，文学批评可以让读者了解某位作家，某部作品，调整自己的阅读感悟，从而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趣味。从作者的角度讲，文学评论可以让作者知道某个作家的创作水平，作品的风格与优劣，从而影响作者的创作实践。再从批评家（学者）的角度讲，一篇研究文章是否被认可与自己选择的评论对象有很大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批评本身具有选择性，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以至于现很多批评家与作家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关系，这就不难理解很多研究文章往往扎堆于名家名作。但是批评的声音集中在少数人口中，往往形成话语霸权，不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更会湮没许多作家作品。

文学创作与研究作为文学发展的两极不可偏废。在文学场中，写作者、出版者和阅读者实际上就是在文学的法则之下进行着深刻的精神交流与文学对话。“文学期刊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无论从‘选辑’还是‘论述’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其对典律的构建，也反映出各种权利关系的博弈与消长。正是文学期刊，构成了作品经典化过程的第一个重要场域”。e新世纪以来老一辈作家永葆青春，佳作不断；新生代力量不断涌现，为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家队伍在扩大，作品数量急剧增加，中国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文艺理论刊物必须处理好期刊、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把握文坛创作宏观动态的同时，既要考虑评论稿件的质量，也要考虑被评论者的文学创作潜力，不断加强评论栏目的策划。“策划在引领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风尚、推出文学新人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现代化大生产中的调配、诱导功能发挥到极致。”f在栏目策划过程中“关注当代文学创作流变、研究和推介当代作家作品，一直是《当代文坛》的重点所在。”g新世纪以来，作为出版者的《当代文坛》既注重刊发研究莫言、贾平凹、格非、池莉、邱华栋、红柯等学界以及读者熟悉的当代作家作品的文章，也有意识地刊发方磊、夏商、王方晨、张欣、沈东子等暂时不为人熟知的文坛新锐的研究文章，开设评论小辑便是研究重要作家的重要栏目。莫言荣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莫言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1980年代《当代文坛》就开始关注莫言，刊发了《莫言的感觉》 （《当代文坛》1986年第4期）、《谈〈透明的红萝卜〉的一点缺憾》 （《当代文坛》1986年第4期）等评论文章，之后又几次开设莫言评论专辑，发表了多篇研究莫言的文章，共同见证了莫言的创作成就。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坛》还通过栏目策划，推出了“贾平凹评论小辑”、“韩少功评论小辑”、“阿来评论小辑”等作家作品评论专辑数十次，这种有效的互动促进了作家的创作，也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文学研究的繁荣还体现在研究视阈的拓宽。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出版机制、评级机制等等外部领域都进入文学研究者视野，并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在文艺理论刊物上和读者见面。这些文艺评论往往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寻找共通的规律，儿童文学、科幻小说、电影电视、文学刊物、图书装帧、文艺与传媒关系研究、建筑美学、文学译介等等都纳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形成全方位多格局的研究体系。当然，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也有令人堪忧的一面。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之死”的话题讨论层出不穷，多家文艺理论刊物都参与了讨论，2006年《当代文坛》也参与过“文学之死”的话题讨论，刊发《“死者”身份的几点考核》等文章。关于文学之死的说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经典的缺失，而《当代文坛》等一大批文艺理论期刊本身的文学实践可以给这个问题以答案，文学期刊和文艺理论期刊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在塑造着经典，为构建正常的文学秩序，为认识文学、研究文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当代文学批评目前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需要有理论的眼光，也需要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体验，如何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刊物就起到了衔接和沟通的作用，在批评家类型化越来越明显的状态下，文学批评刊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h有了问题意识，“刊物不再是跟在文学创作的后面，而是与文学创作并肩前行。这同时也就给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i如对“底层文学”的关注，“检审新世纪十年的文学实绩，‘底层叙事’无疑是其中最为醒目和最具文学史可能的文学现象……在《天涯》《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的合力推动下，‘底层叙事’几有一振文坛之势。”j再如“身体写作”、“读者之死”、“《兄弟》的争鸣”、“反智主义”、“生态批评”等等，也都极具问题意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对其研究引入新视点，既繁荣了文学创作，也活跃了文学研究。其间的《当代文坛》敢于直陈文坛时弊，向作者敲响警钟。如刊发了唐小林的《论三位名作家的几个小问题》k一文，通过文本实例分析，提出阎连科、格非、贾平凹三位作家的创作缺陷以及评论家对此的忽视，直指三位作家存在的语言问题、生活哲学问题和细节描写的自我重复问题，在众多的溢美之词中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为文坛增添了些许活力。

二、 消费时代文艺理论期刊的新境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创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文学审美本质也得到充分的肯定，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同时，由于全球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出现了以文化工业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媒为手段的消费主义文化。它通过大众传媒制造的幻觉文化不断地对大众进行驯化寻唤，并将其置换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进而实现对大众的制约。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消遣、娱乐价值已经被放在第一位，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感性的消费性的文化，在被整合到市场之后已经彻底商品化了。文学的大众化对繁荣文化市场、满足大众对多元文化的需求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彻底的商业化也给文学和文学期刊带来极大的挑战，“一改传统文学期刊在计划经济下主要为作家服务的宗旨，取而代之以市场经济下为大众读者服务。”l文学在新世纪以来发生了悄然改变，文学期刊在不断适应着商业化的趋势，有观点认为商业化是文学的大忌，期刊刊登商业广告一度被认为是向商业妥协的举动。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杂志因拒绝商业广告而成为美谈的案例，“这刊物可算为中国出版界辟了一个新局面。它的产生似乎就是为着纠正目前‘杂’志年的风气，于是，从形式和内容上，来一个彻头彻尾的涤清。当许多拥有数万读者的大刊物招揽起补肾丸及其女用袜带的广告时，这小刊物硬着脖颈，一份广告也不肯登”。m直到今天，很多人对纯文学刊物刊发商业广告颇为不满，甚而认为这是商业化对文学的入侵，其实不然，这反而是文学繁荣的体现之一。文学的商业化愈演愈烈，文学刊物的表现尤为明显，四封上开始刊登商业广告，如《人民文学》刊登白酒广告，组建董事会，通过商家赞助举办文学奖，扩大商家和刊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达到双赢。刊登广告的最终目标是广而告之，发行量越大的杂志越具有商业价值，受众越多才越受到商家的亲睐，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刊物影响力的大小。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边缘化乃至文学之死成为文学场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这种讨论的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量期刊发行量的急剧下降以及文学杂志的改刊、停刊。在新时期之初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许多文学期刊发行量动辄达到百万，而现在连维持基本生存都成问题。作家要生存，刊物要正常运行，离不开资本投入与市场运作，也离不开商业活动与文学的合作。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无论是资金来源、期刊销售、办刊模式，甚至包括部分刊物向作者收取费用都深刻而鲜明的体现了商业化对文学、文学刊物和文艺理论刊物的冲击。在此大背景下，《当代文坛》也尝试过刊登商业广告，同时也借助商家的力量举办过文学奖活动。不过，这种商业赞助治标不治本，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因为一般文艺理论期刊的商业支持往往依靠主编个人努力，疏通关系而来，具有偶然性、短暂性而不具有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凡是提供‘高级文化’的机构，只有靠国家资助才能生存，这是一个违背市场规律的例外，而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使这个例外成为可能，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我们不能让文化生产依赖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资助者的兴致”n。如果没有体制的保障，国家的资助，这种提供“高级文化”的文艺理论刊物会因为资助者的偶然流失而走向绝境。文艺理论期刊面临的困境正是文学发展境遇的真实写照，这是整个文学在市场化、商业化影响下的共同命运。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部分的学术刊物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困境，“文学批评刊物的改制，是文化大发展还是文化大毁灭？这其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面对体制和市场的压力，刊物每期真正想要发的文章其实非常有限，还有很多文章是与高校合作，来解决生存的问题。”o这既是所有理论刊物共通的命运，也是《当代文坛》的困境。“科学期刊由于学术规律决定的创新性、小众性、窗口性的特点，绝不是将其集中起来做大做强就能解决改革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能也不可能像普遍商品那样批量生产，科学期刊也不可能像批量生产那样炮制，这样只能是粗制滥造。”p这种期刊改革一刀切的做法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由于同人刊物的不可能，中国文学便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依附。“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极左思想的纠偏，一些人认为，文艺可以忽略或者摆脱与政治的关系，这是欠准确的。社会主义文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社会主义文艺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只要我们的文学是面向现实的，就不可能脱离现实。”q在消费时代，文学以及整个文学刊物遭遇的境况让我们反思，同时文艺理论刊物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更应该具有历史担当意识。1980年代初正是刊物为政治造势的大时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科技的进步，传媒的发展，消费时代的来临，大众文化中各种问题所引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文学面临着新的境遇。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感性的、消费性的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对大众文化这一现象，在1982年就引起了《当代文坛》创办者的注意，在其创刊号便刊发了邱仲彭有关流行音乐的文章《漫谈港澳“时代曲”》，虽然观点深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关注的视野为以后的办刊方向奠定了基调。作为20世纪末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影视剧热这一文化现象，在引起大众和研究者关注的同时，《当代文坛》开设特色栏目“影视画外音”，专门刊发研究影视剧作品的文章，对影视剧热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互联网络的日益成熟，大众文化在新世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的兴盛也是新世纪大众文化发展的体现之一，与之相关的讨论、论争也紧随其后。“网络文学在我国兴起已经整整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里，网络文学由当初零散的心灵絮语变成了如今文字的汪洋大海，关于网络文学的研究也由当初的被人质疑成为了时下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r各种文学网站不仅发表圈子内的文学作品，而且还能够开展有关的文学讨论，从而形成微型的文学公共空间，至此文学圈子的出版行为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从2001年起《当代文坛》开设“网络文学点击”栏目，刊发了《网络写作的时代变革》s等数十篇文章，梳理了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及时回应，体现了历史担当意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t，文艺理论期刊的品格决定着文学的高度，面对大众文化一步步崛起，《当代文坛》自始至终都对此保持了清醒的认识，通过“名家视阈”栏目多次约请名家撰稿，这些文章围绕“祛魅”、“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等关键词展开讨论，分析大众文化现象，推出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在对大众文化的接纳中保持着高度警觉，推动着大众文化的不断勃兴。

三、 传媒与文学的时代博弈

文学研究大都从内部展开，而文学赖以存在的文化制度和社会条件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连接在一起。”u图书、杂志、报纸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的一架传送器，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活动场所，这个场所影响着进入这一文化空间的内容性质，影响到内容性质如何相应地在这个语境中的表现，影响公众对内容性质的反应。诚如戴安娜·克兰所言，“传送意义的方式与被传送的意义同样重要”。文学出版是文学的生产部门，对出版机制的研究与考察也是进入文学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影响文学内容至关重要的一环。

新世纪以来文学出版是以商业利益最大化展开的。无论是对《兄弟》的炒作，还是对卫慧、棉棉作品毫无遮拦的大肆渲染，都是为了赢得读者，获取最大的商业价值而进行。面对消费社会的到来而改变的文学生产机制，其生产完全被市场掌控，不断挑逗着我们的窥探欲望，同时也悄悄篡改着时代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想像，但新世纪文学场最大的改变还在于传播媒介的改变。科技的进步将人们带进了一个社会结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时代，广播、电视等多媒体技术的出现，电脑、互联网的发展几乎颠覆了传统文学发展的所有模式。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文化，它以其无所不在的形式和无孔不入的方式强而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塑造着我们的时代。文化的内涵从精英走向大众，从高雅走向通俗，从狭隘走向宽泛，从神圣的领域走向日常生活，这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规律。同时，大众传播媒介由往昔政治的传声筒变成了催生符号、制造符号的摇篮，其大众传播媒介美学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

传播机制的改变让文学在边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景象，那就是文学的泛化，文学由此进入了量产时代。电视、广播、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都可以成为文学的载体；空间、博客、微博等都是写作平台；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商人等都可以成为作家；楼书、广告文案、短信、段子、新闻等都成为文学的可能，文学的体裁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与戏剧等形式。媒介对文学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性的引导逐渐加大，并且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如小说就衍生出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奇幻、玄幻、魔幻、修真等多种新样式。报纸，杂志、网络关注甚至是炒作的作品很容易进入大众的视线，人们往往被那些花里胡哨、夸张变形的推介言辞所迷惑，而一些精致又不乏深厚韵味的作品反而被打入冷宫，不断地被忽视，这种情况还会随着我们对媒体的依赖性增强而不断加剧。由于媒体的强势介入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生存危机，一些文学争鸣现象逐渐升级为口水战，充满庸俗与市侩的气息，缺乏必要的理性审视立场，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作为文艺理论刊物在这一点上应尤为注意。对学术争鸣现象的关注，体现出了《当代文坛》对中国文学发展所倾注的热情。如2012年《当代文坛》刊发了王彬彬撰写的《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一文，质疑“《革命》一书通过‘绕’的方式，把伪问题‘绕’成真问题，把小问题‘绕’成大问题，把旧问题‘绕’成新问题。对时髦的外来理论生吞活剥……”这些言论体现出作者的学术胆识，引起很大了的影响，对被媒体炒作的文艺争鸣现象进行了匡正。

传播媒介的变化并不能对文学产生绝对的影响，但文学的泛化实质是文学边缘化的另一种进程。“无论我们如何批评媒体的作用，作为大众文化的摇篮，媒体在消费社会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选择已经很难和媒体决裂。其对消费生活介入得如此深广，我们甚至很难在我们的独立追求与媒体的影响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v文学被边缘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统的纸媒和这个时代拉开了距离，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历史停下来，让文学一直驻足在纸媒时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促使纸质期刊走上数字化转型之路，依靠技术支持，文学传播进入全新局面。我们不能因为媒介的变迁对文学悲观，甚至忧虑文学会死亡。“传统媒体一旦网络化，不仅能使其固有的优势更完善的体现，还能拥有网络媒体的几乎所有优势：可实现即时传播与更新；可进行海量信息储存；可打造传播方与受众的超强互动平台；可及时了解受众的反馈与取向；可实现全球范围的传播等等”w。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价格便宜了许多，降低了阅读成本。新世纪以来作为直接参与网络传播的《当代文坛》，见证了大众文化的崛起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变迁，也在新的传播体系中由传统纸质期刊一步步转型。除了传统纸质传播外，引入网络传播带来的好处，首先是传播模式的扩展；其次进行数字化转型，开展优先出版，缩短了出版周期，适应了时代新需求。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当代文坛》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梳理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艺思潮发展的重要媒体之一”。x

由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深，跨文化交流让各国的文学通过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媒介与文学在博弈中也在相互促进，特别是文艺理论期刊的作用不容小觑。从1982年《当代文坛》在创刊号介绍《浅谈存在主义》一文开始，直到目前常年开设的特色栏目“海外文坛”，一直对西方的文艺理论、海外重要作品与文学现象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在高影响力论文作者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对前沿理论问题的研究，持续关注各种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关注国外文坛动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文学资源。新世纪文学更是进入互译时代，“如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都不可能只在自身单一、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发展，它需要在‘求异’中拓展、激活、变革和刷新自身。在这样一种全球语境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互译’（inter-translation）的时代。”y在互译时代，同诗歌一样，所有的文学体裁以及文学理论都通过翻译进行了交流与互动。文艺理论刊物对西方文学的关注也催生了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对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当代文坛》新设了“文学与翻译”栏目，刊发《论当前文学翻译事业中伦理话语的推行》（《当代文坛》2013年第3期）等多篇文章，对文学翻译事业进行专题探讨。在传媒与文学的时代博弈中，文艺理论期刊应紧跟时代步伐，坚持学术立场，就一定可以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 期刊推动下的地域文学圈与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关系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愈发显著。虽然文学地域性有“伪命题”之嫌，甚至地域文学逐渐沦为地方政绩的一个标签，仅为增加地方文化自信而服务，但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方言之下孕育的文学风貌的确不同，地域文学视乎又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文学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学水平，加之在各地文学刊物的推动下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圈。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有标识其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期刊或文艺理论期刊，这些刊物往往成为当地文学发展的阵地，在推动地方文学的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需要在期刊、报纸等媒体上发表才能和读者见面，而作品发表之后的反响、回应以及影响力的扩大需要文艺理论期刊的评介才能得以实现。如《当代作家评论》之于东北文学尤其是辽宁文学的发展；《小说评论》之于陕西文学的发展。近年来新兴的文艺理论刊物正逐渐增加，如江苏的《扬子江评论》、山东的《百家评论》、重庆的《红岩评论》等。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文学发展的关注度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学资源的分配不均，致使各地的文学发展与影响力不对等，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区隔与差异。但当一家刊物在全国有影响之后，其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本地文学圈那点事。甘肃文学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就是和文学刊物《上海文学》有关，在推出甘肃八骏之后《上海文学》又推出新甘肃八骏，再之后又有甘肃诗歌八骏推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5期推出“西部文学专号”时，“甘肃”也成了关键词，似乎成了西部文学的代名词，这其中除了“西部文学”会议在甘肃召开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甘肃文学的影响力逐步扩大，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和文艺理论期刊关注的焦点。《当代文坛》也同样经历了从地方走向全国的过程，创刊之初的1982年正是四川作家作品在全国的影响逐渐扩大的时期，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以评论和研究当代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为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新世纪之前，《当代文坛》刊发的文章重点关注四川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其目标就是推动四川文学圈建设，让天府学派在全国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话语权。新世纪以来，随着《当代文坛》在全国的影响逐渐扩大，其刊发的文章便重点关注全国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但任继续推动四川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发展，除开设四川作家、作品研究专栏外，还刊发大量四川评论新秀的研究文章。根据统计，近五年来《当代文坛》刊发关于四川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四川学者、四川评论界新秀的研究文章的比重接近发文总量的三分之一，继续推动天府学派和四川文学圈在国内已拥有的话语权。

文艺理论期刊不仅对地域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刊物对该学科的学科建设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代文坛》的编辑团队较早的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带着问题意识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做整体的关注，不断加强约稿和选稿力度，刊发了《从“国家关怀”到“浪漫回望——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之我见”》（《当代文坛》1999年第6期）、《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对文学史的建构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2014年又新设栏目“一个人的文学史”，刊发了《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 （《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等文章，通对苏童、张炜、马识途等作家的回眸综述，从一个侧面梳理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正是带着问题意识，《当代文坛》不断刊发这些迅疾的研究与评论，构成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现场并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结语

新世纪以来，文学生态与文学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在新的场域中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关注并深入研究。文学跳出自足性的窠臼，与商业活动、大众文化（特别是影视）、新闻媒介、政治意识形态等关系越来越密切，场域的变迁使得文学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商业化浪潮之下文学界也出现了经纪人，作为媒人、推手、催化剂在增加文学作品销量的同时，提升了文学的商业价值。但也正因为文学的商业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纯文学逐步走向边缘化。所以，文学刊物和文艺理论刊物的品格就显得尤为重要，是以文取人，还是以人取文，会左右整个文学场。文学刊物和文艺理论期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国作家、评论家，领导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阵地之一，影响和见证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对《当代文坛》在新世纪以来扮演的角色研究，可以看出文艺理论期刊不仅仅是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关注和回应，还要担负起引导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流变的重担。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文学就会一直存在；只要文学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获得情感的慰藉，媒体就会一直存在；只要媒体还会存在，期刊也一定会存在；只要期刊存在，文艺理论刊物就会存在，并将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学事业继续走向辉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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