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发展观在西北地区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培育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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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明发展观是人类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提出的一种新型绿色发展观念，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建立可持续性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类走上和谐、持续的发展道路。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较为滞后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要想实现其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必须开拓新型发展思路，结合自身特点，培育和坚守生态文明发展观。本文在对生态文明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内涵及运行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路径，以期对西北地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实现全面可持续性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发展观;可持续性发展;新型发展思路

一、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社会学范畴的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人类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总体性、系统性的看法和基本价值判断，科学正确的发展观往往成为指导社会前行的行动指南。生态文明发展观也被称为绿色发展观，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在推进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继续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一种立场和态度，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根本宗旨的新型文明伦理和社会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提出和倡导充分体现了人类发展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人类在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面对地球可利用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可能危及人类及后代继续生存的背景下开始反思，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是在对人类自身生存和未来发展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理念，代表着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观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生态文明发展观具体包括三部分：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作为人类文明理念的最新形态，生态文明发展观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建立可持续性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类走上和谐、持续的发展道路为终极目标，反映了一个社会良性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思路。相较于“黄色文明”的农业文明，“黑色文明”的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则属于 “绿色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生态文明发展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0个方面描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指出面对矿物资源日趋匮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党中央确立的建设生态文明根本目的在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2015年5月，我国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同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10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国家五年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会议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到民族未来，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纳入到宪法修正案中。

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是人类面对日益枯竭的地球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矛盾的新型发展模式和指导思想。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性发展定义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目前已成为各国在21世纪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健康运行的重要指导规则，被编制在各国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规划中。1994年中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中。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次代表大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次代表大会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12年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至此，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必须坚守的基本战略。

可持续性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保护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一致，让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地球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重要标志。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同时认为：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来。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以既使人类现有的各种必要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能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会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为目标追求。由于可持续性发展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科技等诸多方面，因此其含义具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含义是指：“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含义是指：“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含义是指“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得后代人的福利减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科技含义是指：“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封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可持续性發展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内涵：满足人类的需要，即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求当代人的发展应坚持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满足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需要，要求尊重与维护自然价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特别关注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当给以鼓励。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经济活动应当予以摈弃。“需要”和“对需要的限制”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包含的两个基本要素：既要满足现有阶段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同时又要限制对未来发展需要能力的破坏危害。因此，可持续性发展模式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建立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统一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

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它的核心是发展，但此种发展必须是在保护环境，使得地球资源能够持续利用的前提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海洋、淡水、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建立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系统，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要求这些方面的各项指标组成的向量变化呈单调增态势（强可持续性发展），至少其总的变化趋势不是单调减态势（弱可持续发展），其宗旨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同时可持续发展又比环境保护的含义宽泛，强调既要保护环境，同时又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发展观也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为目标，它也并非要求人们消极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因此生态文明发展观和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不但本质和宗旨高度契合，而且做法和要求也基本一致，都体现出人类对自身，对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忧虑和希望能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实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追求。

二、当前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西北地区行政区划上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义的西北地区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该区域幅员辽阔，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4%，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由于该区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距海遥远，再加上以高原、山区和盆地为主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对周边暖湿气流的阻挡，因此绝大多数地区常年气候干旱，年降水量稀少，且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除秦岭以南极小一部分区域外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都在500毫米以下。该地区不仅属于我国淡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而且淡水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也不平衡。而且随着近年全球气候变暖和当地生产生活用水不当等因素影响，当地许多河流、湖泊开始出现干涸断流，水位下降，湖泊萎缩等现象，导致水资源总量进一步下降，水资源供需矛盾愈加紧张。相关调查资料显示，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仅为全国的十分之一。西北五省区地表水总量约为2396.9亿立方米/年，仅占全国总径流量的14.27%左右。地下水资源总量约为1237亿立方米/年，仅占全国地下水资源总量的14.89%左右，而这一地区地域面积却占到全国总面积的1/3左右。

西北地区也是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受地质、气候、降水、淡水资源短缺和人类长期过度开垦、放牧、樵采及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等因素影响，该地区植被稀疏，土地裸露明显，水土流失严重，戈壁荒漠面积分布广泛，林草植被覆盖率总体不高，草场主要是干旱半干旱稀疏草地，退化草场面积已达到草原总面积的75%。森林覆盖率和草原草场植被率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勘查资源显示，西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黄河中上游流域面积的2/3，达到174.06万km2，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47.41%，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57.04%，其中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面积达到25万km2，一般侵蚀模数达5000～10000t/km2/年，少数地区高达20000～30000吨。陕、甘、青、宁、新五省区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59%、85.73%、46%、71%和57%。西北地区戈壁沙漠化土地面积分布十分广泛，近年来由于植被减少、草场退化、河流径流量锐减等因素，土地退化加剧，沙漠侵蚀绿洲的速度正进一步加快。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资料表明，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2.2万km2，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就达到146.9万km2，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的56%，而且目前仍以每年2000～3000km2的速度在增长。陕、甘、青、宁、新五省区土地沙化面积分别占到本省土地总面积的40.15%、45.4%、17%、21.65%和47.7%。另外，由于西北地区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地势低洼、排水困难、地下水位高再加上长期管理不善，排水配套措施差，灌溉没有执行严格定额等原因，土壤盐渍化现象也十分严重。

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等问题给西北地区带来一系列次生灾害，比如该区域农林用地肥力贫瘠，生产潜力较小，粮食单位亩产量低，林木生长缓慢，材质不佳。江河源头森林植被不断萎缩，涵养水源，稳定江河径流能力不断减弱，动植物种类减少。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草场退化严重。土壤涵水性差，缺乏植被覆盖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和塌陷等自然灾害。扬沙、沙尘暴天气频发，不但严重危及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的生产生活，而且也给中东部地区带来了很严重的不利影响和损害。水土流失导致大量泥沙淤堵河道，抬高河床，极易造成洪水泛滥。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承载能力不断下降。

除生態环境问题较为严重外，目前西北地区也属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滞后的区域，多项人文社会指标在全国省区中排名落后，除受历史、地理和以往的政策等因素影响，生态环境状况不佳对其全面综合发展也有明显的抑制和阻碍作用。

与此同时，西北地区是我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是我国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青海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对于保证我国东中部其他地区水资源供应和防治洪涝灾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祁连山、贺兰山，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构成我国立体富饶多层次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地区有两个民族自治区，13个民族自治州，20个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本地区总人口的35%。以回、维吾尔、哈萨克、藏、蒙等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同胞在这里世代居住，繁衍生存，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丰富的中华文化。西北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各类矿产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镍、钾盐和钯、铱、铂、金、银等贵金属及稀有金属储量均居全国前列。石膏、石棉、云母、石灰石、硅等非金属矿藏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光热、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也十分充裕。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和重工业基地。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天山南北、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湟谷地、关中平原长久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西北地区国境线漫长，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自古就是我国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路必经通道，也是现代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三、西北地区实现全面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培育和坚守生态文明发展观

受多重因素影响，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滞后于我国中东部地区，是胡焕庸线东强西弱格局的最明显表现。但作为我国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保证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经济社会的繁荣昌盛及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态平衡和生态和谐;关系到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实质公平;关系到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也关系到国家“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全面开展。是实现整个国家全面可持续性发展和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面对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体系，今后西北地区的发展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发展观，避免出现传统西方国家和中国其他区域先开发后治理的状况。西北地区本身生态脆弱，自我修复机能十分缓慢，一旦遭受重大环境破坏将很难恢复，必须在发展过程中预先规划，未雨绸缪，将可能出现的风险禁锢在可控范围内，既要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又要保护并且逐步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既要重视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追求社会发展的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的持续可循环式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的产业体系以传统农牧业和以采掘、冶炼为主的资源开发型工业为主导，轻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这既符合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但同时也给该区域的自然生态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和破坏。西北地区应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过程中坚持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构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生态产业体系，通过强化科技投入，依靠科技进步推行低耗制造、清洁生产、节能环保的产业模式，实现增长型经济模式向综合效益型经济和生态型经济模式的转变。西北五省区地缘接近、省情相似、资源分布重合率较高，为避免各省区产业结构同构化带来的低效率和无效竞争，应充分发挥各省区的比较优势，实行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同时通过加强区域间弱弱联合、强弱联合、强强联合的相互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优势产业的规模经济。根据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大力引导发展适合本区域的特色产业经济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构建适宜高寒地区和干旱地区的绿色生态产业经济带，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水工程、循环及高效特色农牧业、中医中药、文化旅游等优势环保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加快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开采冶炼等传统产业的环保化改造。防止为追求所谓的“超常规发展”和高GDP增长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承接国内国际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转移进入。鉴于西北各省区目前财政资金的短缺和紧张状况，国家应统筹设立西北地区绿色发展基金，扶持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各类银行应优先向绿色产业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业提供优惠资金支持，扩大践行生态文明行业绿色保险覆盖面，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发行绿色证券，支持绿色企业挂牌上市，鼓励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向绿色产业和生态企业环境治理投入。提供中央层面上的法律支持，放权支持生态文明和可持续性发展类地方法规的制定，从央地财政金融、产业投资领域、绿色价格机制、土地供给制度、生态环境保护、企业运营策略等方面实施政策制度创新，积极营造有利于西北地区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促进各类要素聚集绿色可持续性发展。由于目前西北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发展存在着较大差距，应该开始改变西北地区过去的“输血经济模式”，合理提高资源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当地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缩小东西部地区资源、初级产品和产成品之间的剪刀差。增强水资源保护力度，严格水资源保护标准，加大西北地区主要河流的开发治理工作，通过修建水利设施提高河流水资源利用率，尽快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改变西北地区地表水不足状况。黄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西北地区的母亲河，改善提高黄河等西北主要水域的水质和生态系统不但关系到上游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也直接影响到中下游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应加强源头和上游植被保护和补种，禁止乱砍滥伐，严格控制流域污水排放量，对排放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杜绝向河床随意倾倒垃圾等固体废物，合理分配流域各地用水量。环境保护工作前期投入巨大，见效慢周期长，而最终得到改善的生态环境系统又往往会产生全国性的综合效益。受西北各省区自然条件和财政供给能力的限制，中央政府应从制度、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支持，出台区域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和回购政策，通过降低甚至免除荒山、荒丘、荒滩等区域的承包费用、延长承包年限等措施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力量投入到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事业中来，对非国家主体的生态成果进行后期回购和经济补偿、奖励，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和生态保护的共赢。

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传统重工业布局的重要基地，传统重工业意味着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破坏生态。许多厂矿企业所在的区域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建设不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且已逐渐进入资源枯竭状态。这些企业承担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解决财政来源和就业等重任，是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不可能轻易关停并转了事，需要在今后的开发过程中秉承可持续發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采取科学的开采过程和环保工艺，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最低限度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实行边开发边治理的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结构，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物质要素的投入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上来。同时需要做好资源枯竭城市、厂矿所面临的转型困境的准备工作，通过调整传统产业结构，挖掘自身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等续接产业，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等措施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口、新兴产业投资项目，最终实现该地区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西北地区是我国农牧业的重要基地，也是我国沙漠戈壁化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库姆塔格沙漠、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横亘其中，使得该地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因此需要在超出生态环境压力阀极值的区域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容量，减轻人口对环境生态的压力，对土地贫瘠、缺少水源、单位亩产极低，长时间内没有发展前途的地域实行必要的移民政策。在牧区有条件有步骤的推行牧民定居工程，推广草牧相宜政策，确定科学合理的载畜量，同时积极实施轮牧或改游牧为舍饲养畜，在环保核心区域实行退牧、禁牧，通过合理利用草场，避免牧场草场加剧退化。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职业培训，逐步改变传统牧区单一放牧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多管齐下，利用风能、太阳能等科技手段多途径解决游牧民的能源问题。在发展农牧业的过程中采取科学的栽培和防治手段，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和土地盐碱化，逐渐恢复土地肥力和植被。利用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构建荒漠区防护体系，通过营造大型防沙阻沙固沙草场林带等技术措施，减少和消除外侧流沙对绿洲、交通沿线、城镇居民点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侵害。

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中培育和坚守生态文明观念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和配合。由于受生产生活习惯、知识信息传递、教育相对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部分民众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的行为存在着较大问题，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的短视行为较为严重。当地政府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切实可行、通俗易懂的法制宣传、政策引导、文化熏陶、环保知识普及和实际案例等手段培育广大民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保护自己居住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永续利益。同时清楚明白自己应该享有的环境权利，能够对各类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进行制止、监督、检举和控告。对当地民众已形成但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產生活习惯要加以引导其转变。根据西北地区地域特点推广覆膜、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措施和科学合理的用水节水保水措施。在农村推广绿色生态农业模式，培育和发展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用化学物质，爱护田野山林、保护河流湖泊，引导民众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农牧区对当地生产生活配套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通过集中收集处理生产生活垃圾，清洁河流池塘涝坝、限制焚烧稻麦秸秆等措施手段，切实改善、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使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广大西北民众养成尊重环境，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生活方式。培育西北地区各级领导干部的绿色发展意识和生态责任担当，坚持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各级政府和部门领导干部工作实绩及任用的重要依据。建立西北地区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对严重环境侵权案件进行严格执法和责任追究。

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诞生地和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拥有汉唐文化、丝路文化、石窟文化、西域文化、西夏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以及以回、藏、维吾尔等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同时西北地区自然景观特色鲜明，大漠戈壁、黄土沟壑、草原雪山、高原湖泊、丹霞和雅丹地貌丰富多彩，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旅游业属于典型的绿色产业，能耗小产出大，辐射带动效应大，非常符合西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西北地区应优先将发展旅游业作为该地区的先导和支柱产业，利用本区域特有的旅游资源积极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和精品旅游线路。西北各省区应以政府和各类媒体为主导，对外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对内培育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文化意识和市场观念，完善和提升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服务水平，扩大旅游接待能力。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各景区之间距离较远，长期以来受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限制，游客缺乏快速便捷的出行体验。西北各省区地方政府应加强联动，提升区域内交通接驳的便利性和高效性，通过加快完善省际间和著名景区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支线机场的建设以及游客服务措施，打造便捷高效的省际省内快速通道，使得西北地区形成互利共赢的全域化旅游大格局。

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并非否定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方面的需求同时又能保证人类未来能够实现可持续生存发展，只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自然承载力相适应，不能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道路。因此坚持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既要运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也应该遵循经济规律，除了坚持补偿与惩罚统一的原则，还需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很好的考虑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因此在西北地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实施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西北地区生态系统脆弱，很多自然资源再生和恢复难度大，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实施体现生态价值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促进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高效展开。通过对污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收费，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各类废弃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能够促进废弃物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机制，各类水体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和危险废弃物处置收费机制。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多污染多付费原则。鼓励居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市场化运营。各地方通过招投标等手段，择优录取有资质的企业承担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当然在确定垃圾处理费用收费标准时应综合考虑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户承受能力和垃圾处理成本等因素。通过废弃物处理费用市场化使企业形成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民众养成节约资源的生活习惯。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水力电力价格的杠杆作用，实行差别化水价电价政策和峰谷水价电价形成机制，引导水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促进传统落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行环保行业用水用电支持政策。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推行生产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建立有利于再生水利用的价格政策。通过有利于绿色生态发展的市场价格、供求、竞争机制激励引导更多社会资源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形成可循环生态产业结构、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西北地区大部分区域人口较少，同时环境较为复杂，高原、黄土沟壑、戈壁沙漠、草原和河谷分布广泛而适宜居住和大范围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区并不多，而且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植被稀少、淡水资源匮乏等“先天因素”造成了该区域整体上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较低的资源承载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开拓新思路。城镇化建设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可盲目攀比，不能跟平原类城市比大小拼规模，如果人类活动范围过大，强度太高，人口数量负担过重则会超出本区域生态环境的负荷极限，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而且一旦这一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想修复难度极高。西北诸城市规划应以生态城市建设为目标，环境绿化应首先以当地优势树种植被为主，不但投入低、见效快、成活率高还能形成当地独特的生态景观。大力扶持集中型中小城市发展，完善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干旱缺水、土地贫瘠，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居民进行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充实人力资源以发展城镇经济，同时对搬迁后腾退出的地区进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集中连片绿化或者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限制或者清退当地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产业，加大力度创造条件吸引培育污染低、附加值高、产出率大的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十八、十九次代表大会中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讲话.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

[5]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

[6] 陈瑞清.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7，（2）：9-13.

[7] 生态文明：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http：///（引用日期2018-08-20）.

[8] 王金南，苏洁琼，万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创新[J].环境保护，2017，（11）：12-17.

[9] 赵士洞，王礼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J].自然资源学报，1996，（7）：288-291.

[10] 国家统计局及西北各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及西北各省统计年鉴（2018年）.

[11] 何元峰.新常态下区域不平衡现象分析——以甘肃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17，（8）：33-37.

作者简介：李俊峰（1977- ），男，甘肃华亭人，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区域经济法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