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生活
  • 教育教学
  • 经济贸易
  • 政法军事
  • 人文社科
  • 农林牧渔
  • 信息科技
  • 建筑房产
  • 环境安全
  • 当前位置: 达达文档网 > 达达文库 > 建筑房产 > 正文

    晚明儒家经世致用路径的分野

    时间:2021-04-18 07:58: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明末清初时期,在时人黄宗羲等儒士眼中是一个“天崩地解”的衰世,但从今日思想史的视域来看,却是儒学走向近代、中国学术开始近代化蜕变的转型之期。特别是就作为儒家思想特质、儒学精神本质的经世致用思想而言,它在这一时期更是迸发出强大的思想活力,分化出不同的发展理路,展现了儒家文化应时而变的巨大活力。

    一、晚明经世致用路径分野的背景

    儒学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早在孔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内圣外王理想中便已有所展现,只不过这一思想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环境的变化有不同层面的侧重。宋代以来,为了应对道、佛两家“出世”对儒家“经世”的冲击,宋明理学家将“经世”之“世”限定为现实世界,坚持了儒家一贯的“入世”品格。在经世路径上,理学家则立足于理学以“内圣”开“外王”的学术理路,坚持将心性修养作为经世的实践起点,这从朱熹批评陈亮讲求事功时所提出的“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霸,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求,不亦误乎?”(《朱子大全》卷四)的观点中可以明显看出。身心的修养自然是要“学做圣贤”。清代陆陇其亦言:“六经者,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也。六经未作,道在天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圣贤所做之“经”从历史意义上的儒学“经典”上升为具有价值意义的“不刊之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加重了这一趋势。这一时期的儒士虽然依旧遵从“为学,治经最好”,但所治之“经”实际上已拘泥于注解一宗朱子之学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等几部书籍,科举选拔的僵化考核则甚至侵蚀了儒士独立思考能力,代之以“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盲目追从。因此,儒家传统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在晚明之前已近乎只有“内圣”的价值存在。

    晚明时期,经世致用思想迎来了变革。究其原因,一是源于儒学内部思想的调整,即阳明心学崛起后儒家士人对经典权威地位的再审视;二是来自于边疆、沿海的外来势力的威胁急需儒士应对现实危机。具体路径上则有史学经世和科技经世之别。

    二、史学经世路径的拓展

    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逐渐风行天下。心学士人为学致力于打破程朱理学的僵化风气,试图对视经世为“记诵词章之习”的弊端进行纠偏。他们通过对“六经”与“吾心之记籍也”的关联,打破了程朱理学对“经”的垄断性理解。心学士人把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解缆放船”,将其理解标准依附于“吾心”,把经典、圣人拉向活泼的生活世界。特别是李贽提出了“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李贽全集注》)的观点,更是解构了程朱理学长期塑造的“经典是圣人不刊之论”的权威地位,这就为士人从史学进路审视儒家经典疏通了道路。同时,针对阳明后学中出现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现象,晚明士人也必然要依托文本,反求经典。无疑,这两点都为史学经世路径的开拓提供了契机。

    具体而言,一部分儒士将治学的重心放在对古书的辨伪和对经典细节的考证中。晚明史学进路的辨伪工作主要以对《古文尚书》的研究为代表。如梅鷟在继承前人对《尚书》的辨伪基础上,还逐步开始总结辨伪方法。这意味着他们对经典的认识开始建立在客观、求真的基础上,为史学经世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另一部分儒士则有感于阳明后学有“流于空谈”之弊,认为“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王廷相《王氏家藏集》),视六经为实学,为经世致用的不二法门,强调恢复儒家经典的原貌。晚明兴起的考据学即是这一观点下的产物。他们不仅力倡读书博文、校勘文字、钻研小学,更是大为扩展了传统的考据范围。在他们的治学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当然,他们的落脚点还在于经世,始终执著于“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焦竑《澹园集》),无论是对经典文献的辨伪还是对文本的考证,都以经世致用为旨归。

    此外,还有不少儒士开始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接到从历史中找寻如何“救世”的思考和实践中。自孔子作《春秋》,司馬迁《史记》“网罗天下防失旧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经世路径开启后,历朝历代总有儒士试图通过返归历史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以资现世。明朝自不例外。不过,在具体史学经世的路径上,晚明儒士有所开拓,突出表现为经世文编高潮的出现。据统计,明朝仅以“经世”二字为题的经世文编就有21部,绝大多数集中在晚明时期。其典型代表有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陈仁锡的《经世八编类纂》、万廷言的《经世要略》及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以“经济”“奏议”等为名的经世文编。

    大体而言,晚明出现的经世文编主要以两种面貌呈现。一种是以搜集有关针砭时弊、军国大事、日用民生的奏疏为特点的奏疏型经世文编。如吴亮的《万历疏钞》主要是搜集了名臣谏梳,“以转移人心,怯淫、邪遁之害,纲维世道”。而黄训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张卤的《皇明嘉隆疏钞》则是汇集了有关赋役、保治、屯田、边事、武备等直接攸关治国理政的奏疏,以提供直接的实施经验。另一种则是对各领域历史文献的搜集汇编和专业型文献的出版。陈子龙等人针对“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所出版的《明经世文编》将有关国运民生的水利、河漕、边防、海事等内容分门别类,不囿于时代,将范围拓展到文论、杂文等类型,且针对见解不一的观点也俱存备考,以候拣择。最为突出的是《皇明经世文编》中已采用了西学东渐以来传入的西方水利学的相关内容,显现了陈子龙等士人为求经世致用而展现的更为开放、互动的姿态。张文炎的《国朝名公经济文钞》在编排上则将有关宗藩、北虏、河漕的奏疏、文论放置最前,盖因“宗藩也,北虏也,河漕也,之三者,国家倚注,得失最亟”,体现了史学经世的现实指向。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经世文编,史学进路的“参订往哲”是它们的出发点,而“裨于实用”是它们的共同旨归。

    三、科技经世路径的创新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始终是儒家经世致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孟先圣也始终把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个体身心的修养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并无高下之分。不过,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二者的重视程度多有调整。明朝建立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一是因为明初科举制中除五经之外还要举行骑、射、书、算、律五科的考察,但不久便被废除,降低了儒家士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兴趣;二是因为元明易代带来的动乱导致大量科技典籍遗失,使得宋元时期产生的科技成就少有人能够参透,更难有所发展。

    随着阳明心学兴起,其所营造的宽松的思想氛围和现实社会危机带来了科技需求,不少晚明儒士放弃或中断了科举之路,转而走上与功名利禄无关,但有助于经世致用的科技经世的道路。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都是用中国古代科技技术以经世的优秀代表。如“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明史·方伎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集历代本草学之大成,而且还在药物分类体系上进行了创新,促进了药物学向近代的转型。通过行路万里考察山川河流、地理地貌而最终成书的《徐霞客游记》,则不仅订正了以往典籍中的多处错误,而且徐霞客对于山川地理的实测也与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

    不过,李时珍、徐霞客等人科技经世的路径,更多的是对儒家实测、经验等传统经世致用方法的继承。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的汲取却显然溢出了传统的范围,走向了科技经世道路的创新。对于徐光启而言,他本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儒士,但有感于明朝的衰微,他将自己擅长的诗赋书法“悉屏不为”,转而“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旨趣”( 张溥《农政全书·序》),即开始把重心转移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在此背景下,徐光启开始接触西学。以传教为本意,却又以学术为手段的西方传教士给他留下了“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的良好印象。在徐光启眼中,既然中西都为“实学”,都可经世致用,那么二者自可会通。特别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后,徐光启深深折服于西方几何学方法中体现出的前后相依、层层推理的演绎逻辑方法,认为中国的经世之路也要建立在严谨的方法体系基础之上。因此,无论是徐光启与传教士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还是《测量异同》《勾股义》,抑或是他主持的“崇祯改历”,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强调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收。可以说,晚明自徐光启始,作为近代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实验、演绎方法开始传入中国,并借助《农政全书》《泰西水法》《崇祯历书》等书籍为士人所知、所用,成为晚明科技经世方法创新的先锋。在他的带动下,徐光启的门人孙元化在撰写我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时,也注意吸收西方科学中的铸炮方法,还试图在徐光启的鼓励下以西洋火炮装备明朝军队,抵御后金的进攻。可以说,晚明科技经世路径的创新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复兴且与西方科学会通的成果。

    结语

    概言之,无论是以李贽、焦竑、陈第等为代表的晚明儒士通过对儒家经典进行辨伪、考据的史学经世的尝试,还是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为典范的科技经世路径的探索,他们力图破解明朝危机的致用指向都是十分明确的。虽然这些儒士的努力并未改变明朝覆灭的境遇,但他们对经世致用学问的思考和研究却影响至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編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 ,“尤留心经世之学”(全祖望《鲒崎亭集》卷四),就是接过了晚明史学经世的大旗,继续引领了清初经世致用的高潮。更为可贵的是,徐光启等人科技经世的实践中引入的诸多近代科学的方法,逐渐被运用到考据学等传统儒学领域,推动了儒学的近代转型。

    [责任编辑:祝莉莉]

    [作者简介] 王静,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学思想史、中国哲学。

    相关热词搜索: 儒家 经世致用 分野 路径

    • 生活居家
    • 情感人生
    • 社会财经
    • 文化
    • 职场
    • 教育
    • 电脑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