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的肉身在文学史中的游走
时间：2020-04-04 07:57: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马华文学的书写必然受到马华文化多元混杂状况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取向便是文体的混血。从初期的文学史开始，这种混血的范式便不断地交织与演化，虽在不同的文学史时期有它的突出点，但混血的肉身却没有本质的改变。对不同时期的混血情状进行透视，不仅揭示了马华文本美学视角的转移，同时也透露了创作主体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心理。其中，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相互撞击、摆荡、渗透与交融，周而复始，形塑了马华文学混血的独特性。
关键词：文学混血；文学史；中国性；本土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3-0090-16
前言
经过多年对马华文学的具体文本进行细读及分析，我坚定地认为，要全景式理解马华文学，就不能纯粹只从某单一的文学传统去考察，以致见树不见林，而必须以混合的机制去探究。我们可以使用几个不同的概念指称这混合的机制，包括“三位一体”、“三江并流”、“文体杂交”等。无论如何，称谓的不同只是试图描述她在混合方式与程度上的差异，但其本质内涵则毫无二致，即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这三个机制或其中的两者之间的交感混合。在此，我把这种文体模式统称为文学混血。
文化意义上的混血，杂交(Hybridity)，若根据霍米·巴巴(Homi K.Bhaba)的看法，是指多种文化之间的混合，以此作为描绘前殖民地在殖民主离去后所产生的文化交混情状。这种混合似乎没有预定性，也没有主导性，而是随着文化内部的力量与外部的冲撞而形塑一个新的范式，或者并没有新型文化的产生，只是一直处在交感互动的过程中。
文学混血是文化混血在文学文本中的“实质化”，或者说是文化混血化为语言形象后的形态与情状。创作主体由于受到多种文化的撞击，或浸溽在多种文化交合的语境中，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有意图或无意图地，在他们所运用的文字符号与建形构式中，纳入了两种或更多的文化机制，具体表现在语言文字上的语码转换、能指意象上的并置陈列、形式技巧上的多元混合、文本结构上的多层互叠、意识思想上的多重交合等。无论如何，马华文学的文体混血在结构上有着固定的取向，即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三者的互动交融，形构马华文学独有的文体特征，这是研究马华文学者所不能忽视的，不然恐怕就无法一睹马华文本整体的绰约风姿。
无论如何，过去的马华文学论述，从来没有被置于这样的整体观中加以综览。过去，我们要么只谈中国性，要么只谈本土性，要么只谈现代性，都执于一端，犹如瞎子摸象，摸不出马华书写的全貌。从文学混血的维度去观照，马华文学的中国性不是纯粹的中国性(像中国文学那样)，而是本土化和现代(文学)化后的中国性；马华文学的本土性，也不是纯粹的本土性(像马来文学那样)，而是中国化和现代(文学)化后的本土性；马华文学的现代性，也不是纯粹的现代性(像西方现代文学那样)，而是中国化和本土化后的现代性。因此，唯有把它们放在文本混血的视界中，才能综览整个风景线。
本文尝试从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中，对马华文学的文体混血进行较宏观的纵览，与此同时，也对某些较为重要及典型的混血文本进行文本细读，双管齐下地对它进行勘探，揭示它在不同的文学史进程中的演化，以及揭示这种变形背后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心理。
殖民遗风与多元文化语境
根据霍米·巴巴的研究，最能产生文化混血的土壤是那些前殖民地。这是由于强势的殖民文化渗入原住民文化，或者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碰撞，而使得原有文化产生变异，从单元趋于多元，从纯粹变成杂混，从固定转为流动，从封闭转为开放等。文化的混血和人种的混血很相似，往往会生产出更优良、更独特的新品种，这点是吸引人们注视的原因之一。
马来西亚作为—个前殖民地国家，不管是在西马或东马，都有着悠久的殖民影响。早在16世纪初期，马六甲便成为葡萄牙的远东属邦。17世纪中期，她又被转到荷兰的殖民版图。到1824年，在两个殖民霸主的领地交换下，马六甲又被归属到大不列颠的海峡殖民地。从此，英国势力逐渐渗入马来亚的其他州属。婆罗洲在占姆斯·布克尔(James Brooke，1803～1868)家族的基础上，也渐渐成为大英帝国的管辖区域。相对于葡萄牙和荷兰只留下一些人种遗孤和建筑遗迹，大英帝国对于东、西马的政治体制与文化模式有着全面且深远的影响，小至饮食习惯与生活情调，大至国家政治结构与经济制度，都无法摆脱大英帝国的五指山。与此同时，更令人关注的是移民文化的注入所给予土族文化的冲击。在英国殖民政府的鼓吹之下，大批量的中华儿女与印度子民飘洋南来，成为大英帝国殖民掠夺的下层劳动者。或者冥冥中已有安排，这些心系中华的华工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却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的政治认同，成为马来亚。三大建国族群之一，选择成为马来亚人。婆罗洲的沙巴与砂拉越在1963年加入，成为马来西亚大家庭的成员。
这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似乎无法避免在文化上的混杂交汇、激荡融合。土族文化、殖民文化与移民文化，都在不断的撞击与交感中，形成了文化混血的趋向。以华裔为例，在学习马来语及马来婆罗史地知识的过程中，在与异族交往和乡村文化的熏陶下，在蕉风椰雨与热带山林的孕育下，老祖宗的中华遗传不可能维系纯正的血统，而必然接受南洋海水与季候风的滋润与化育，同时又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深埋在马来亚与婆罗洲的土地里。而大英帝国殖民遗风的无所不在，中华移民及其后裔也无法不受英国文化的冲击。学习英语，熟悉英国标签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摸清英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甚至在早咖啡与下午茶的香气中，不知不觉地沾染西方的生活情调与知识结构，在向往西方、崇洋心态下憧憬着蓝色的未来。
此外，马来西亚官方并没有实行同化(Assimilation)政策，虽然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经有一些个别的土著政治精英有过这样的构想，但是，像印尼那样作为一种具有法律约束的同化政策却并不存在。文化人类学学者一般把马来西亚的文化模式归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即多种文化之间在互相撞击中彼此互涉对方的文化，使本身的文化涵盖部分对方的文化，对方的文化也涵涉部分的本身文化，“我中有你，你中也有我”。这样的文化模式恰恰是形塑文学混血的佳美土壤，因为如果是在同化制度下，主导文化打倒一切，其他文化便无立足之地，便无从产生多种文化的杂混。反之，如果一个社会里头的各种文化“老死不相往来”，也无从产生混血的可能，因为各文化之间从未交汇。只有涵化的模式可以让彼此之间互相吸收、互相涵涉，这过程使得个别文化血统的纯粹性被稀释，逐渐转化为文化的杂混。
文学向来都是个体文化心理的形象展示与现实语境的文字载体。在作家精心绘制的美学图景中，总是蕴涵着他们的文化积累与现实想像的鲜明色彩。马华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扎根与开枝散叶，不可能只纯粹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