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善于耕耘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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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视线
文学创作系列讲座之三
2006年11月，我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北京饭店会场休息厅，曾向莫言先生探讨写作的秘诀。他说，作家要有自留地，这样才便于精耕细作。我们知道，山东高密乡就是莫言的自留地。从这块自留地里，诞生了《红高粱》等诸多优秀作品，成就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
所谓作家的自留地，即作家自己的写作时空，自己的创作特色，自己的文字乐园。这是一块属于作家自己的沃土。在这块土地里，你可以种试验田，也可以种大路货。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小说、散文，辛辛苦苦，到头来收获不多。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东一榔头、西一锄头，哪一块都不是自己的土地。我以为，自留地就是作家选择和确定的创作主题，可以是一阵子，也可以是一辈子。
细算起来，这多年来，在创作的道路上，我选定和经营了三块自留地，一块是“古钱文化”，一块是“汉水文化”，还一块就是“铁路文化”。这三块文化自留地，各成体系，同时也可以套種、交叉种植。乐此不疲，乐在其中。
一、“古钱文化”自留地
我一直以为，写小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襄樊铁路分局党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一天，我采访了襄樊电务段的宋师傅。他是一位癌症患者，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我想给他写一篇新闻稿。见面时，与我想象的大不一样，他特精神，一点病态都没有。他告诉我，大夫说他只能活两年，现在三年过去了，病情很稳定。我问，您有什么秘诀？他说，就是每天跑步。
原来，宋师傅爱好收藏古钱币，每天多次跑步往返汉江边收购古钱。一条汉江将襄樊隔为两座城，北岸是樊城，南岸是襄阳。千百年来，在汉江上形成了许多古渡口。古人过渡，为了祈求平安，都会向江水中扔钱币，名曰“过渡钱”。时间一长，江底就成了一个水下钱币博物馆，历朝历代的钱币都有。据《襄阳志》记载，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襄阳汉江过渡时，曾向江水中扔了几箱子铜钱。
那几年，襄樊市政建设很热闹。盖房子、修马路，都需要汉江里的沙子、石子。机动挖沙船开进汉江后，皮带轮上的铁撮箕从江底里掏出的沙石中，经常会夹带着一些古钱币，民工们就顺手捡起来。收工后，就拿着这些古钱币换酒喝。这事很快就传开了。每天傍晚，来江边收购古钱的人络绎不绝，宋师傅就是这个队伍的一员。宋师傅的家离江边有几公里地，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他要往返多少趟，而且都是跑步。时间一长，身体便强壮起来。我很好奇，跟着宋师傅跑起了江边。头一个星期，我就从民工手里收集到了清代十个皇帝的古钱。慢慢收多了，为了弄清每枚钱的来历，我就读史书，包括各个朝代的《食货志》。然后，对收到的古钱进行分明别类。我发现，古钱里不仅收藏着历史，还收藏着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故事。很有趣味。
1989年的春天，我结识了来襄阳探亲的杭州作家楚良。闲聊中，我谈起了自己收藏古钱币的趣事。楚良对此十分感兴趣，他热情地向建议我：可以将这些故事写成小说。
楚良回到杭州后，不几天就打来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想好了，让我写成一个中篇，专讲古钱的故事，一定很有看点。题目就叫《男钱》。“男钱”是古钱“布泉”的俗名。历史上定名“布泉”的钱币有两种，一种为王莽所铸，另一种为北周武帝所铸。王莽所铸的布泉，钱文为悬针篆，廓深穿广，铸造精美，很受民间喜爱。相传小媳妇怀孕后，挂在腰带上，能生男孩。于是便称之“男钱”。
这个故事是我讲给楚良听的，没想到他与小说联系起来。当时，我吓了一大跳，在此前我连短篇小说都没有涉足过。我说，老兄，你别开玩笑了，我是写小说的料么？楚良说，我感觉你行。
就这样，我写起了小说。
中篇小说《男钱》很快在湖北作协主办的《长江》文学丛刊上发表。楚兄读后称赞道：《男钱》的文化氛围还是挺浓的。你钻了一个大空子，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不懂古钱，懂古钱的又不会写小说。
有趣的是，不知哪位好事者，以此断定我是古钱收藏专家，并将我排入全国著名古钱币收藏家行列，通过新闻媒介到处张扬，引得来信雪片般的从全国各地飞来。或向我求教古钱币知识，或向我推销古钱币。无奈，我只得求救《襄樊晚报》记者帮我写文章声明。记者朋友挺够意思的，用了一个版的篇幅，为我解脱。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由此，我喜欢上了古钱文化这块自留地，勤奋快乐地耕耘着。充分利用我掌握的古钱知识和收集到的古钱故事，我相继完成了好几个关于古钱的中篇小说。后来，又有了古钱文化的长篇小说《传世古》。业内评论认为，这是第一部中国古钱文化长篇小说。贾平凹先生挺感兴趣，题写了书名。《传世古》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和再版。多家报纸副刊进行了连载。
读史书，品古钱，不亦乐乎。我还随时将自己的收藏体会与感悟记录下来，形成了我的《古钱收藏笔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读者反响很好。
二、“汉水文化”自留地
我在汉水中游的襄阳工作生活了18年。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它有着秀美的山水浓郁的古城风俗以及众多的名胜古迹。这里是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汉水文化的汇集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1982年，我定居于这座城市后，一种厚重的文化情结无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我产生了要给我所在的这座古城写点东西的强烈愿望。
襄阳乃汉水重镇，交通发达，北上京洛，南下武广，襄阳都是必经之地，有“南船北马”之称。襄阳古时为邓国、子国，是先人寻觅的最佳栖息地。古襄阳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有着最原始、最古老的夯土古城墙。早在汉代、三国时期，襄阳就成为历史的大舞台，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尽情演绎着中国历史风云，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和文化遗迹。120回的《三国演义》，就有31回写的是襄阳故事。
襄阳自古文人荟萃，历朝历代无数文人骚客几乎把襄阳写透，写得一丝不挂。唐朝大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王昌龄、白居易、韩愈、张继、刘禹锡都曾在襄阳生活过。唐诗中，襄阳诗是很重要的章节。你想写襄阳文化，你想把襄阳写出新味道，你就不能仅仅是跟着别人背唐诗，必须要开拓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地。
三千里汉水，发源于陕西宁强县，穿山越岭，一路奔流，从襄阳穿城而过，在汉口汇入长江。汉水作为长江最大的支流，是一个因为传说太多而显得有些缥缈和迷幻的地方。襄阳与汉口、汉中并称汉水三大码头，大码头显然是出故事的地方。
愈来愈多的考古证实，汉水不仅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摇篮，而且是汉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地质界，就有“汉水比黄河和长江年长数亿岁”之说。考古发现，汉水上游的“郧阳猿人”比“北京猿人”早30万年以上。世界上很多著名学者认为，“郧县人”的发现，无疑打破了人类起源“非洲一源说”的断言。
秦朝末年，刘邦、项羽两支队伍都是很有实力的反秦力量。他们结盟后，曾有言在先，谁先打进关中，谁就称王。可刘邦占领关中后，项羽却失言，自立“西楚霸王”，以诸侯盟主的身份，将刘邦分封在汉中当王，名曰“汉中王”。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刘邦被改封到汉中，初不欲就国，一门心思谋攻项羽。丞相萧何进言日：“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意思说，地上汉水天上银河，两河是相通的，占据汉水者，必得天下。刘邦采纳了萧何建议，屈就汉王封号。他借汉水之灵光，以汉中为基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击败项羽，一统天下，建立西汉，最终如愿以偿。
刘邦建立汉朝，借汉水之“汉”字，在创立汉家天下的同时，也开创了博大精深、绵延不断的汉文化。在此之前，没有汉族之说，而是叫华夏民族。也没有汉字之说，而是称甲骨文。如今，由“汉”字组成的词语数不胜数，大多为男人的代名词。如男子汉、痴汉、疯汉、负心汉；铁汉、硬汉、英雄汉；老汉、懒汉；饱汉不知饿汉饥，醉汉、单身汉、莽汉等。从中可见，汉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
人类随着河流漂移，移民是文化流动的载体。汉水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自然地理南北差异的过渡带。它处于南北两大文化版块的结合部，是南北文化交融和转换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第一次把“江淮河汉”四大水系并提，肯定了汉水在南北文化交汇中的重要作用。富庶的汉水流域，历史上是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移民中多样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汇集汉水进行碰撞、冲突和融合，形成了开放、包容、多元的流域性格和汉水文化现象。
这种流域性格和文化现象，特别是移民文化中的人物性格多样化，无疑是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闲时，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汉水沿岸的码头、小城和小巷。很快，我就感受到了汉水文化的厚重与博大。我喜欢上了襄阳，喜欢上了汉水文化。
说起我的“汉水文化三部曲”，写进小说里的襄阳马背巷、古渡口码头，都是有历史、有文化的。老襄阳人称马背巷这一带为“老龙堤”。唐朝时，李白、王维、刘禹锡等许多大诗人都经常来襄阳老龙堤游玩。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作《堤上行》曾这样描绘道：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还有孟浩然的《大堤行》、李白的《大堤曲》等，都是写的这座襄阳古渡口和老龙堤古巷。
在“汉水文化三部曲”中，移民文化及流域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是我写作的重点。我在“汉水文化”自留地里，培植了100多位汉水人物，做到了精心呵护、认真打磨，让这些性格多样的汉水人物在这块自留地里尽情穿越，还原和演绎着汉水流域多姿多彩的生活。
这么多年，我用小说打造了“汉水文化”这个概念。现在汉水流域的8所高校，只要提到“汉水文化”，或讲授研究地域文化，就不得不提我的名字。因为“汉水文化”的定义、内涵等是我提出来的。我将我的小说创作命名为“汉水文化”系列，在形成我的创作特色的同时，也就为我的小说注册了品牌。
那些年，只要我发表“汉水文化”系列小说，《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一般都会转载。我的小说写得怎么样，要让读者评价。但在“汉水文化”这个领域，我的汉水文化小说是有发言权的。有了发言权，你说出的话别人才会重视。当然，包括文学创作。
三、“铁路文学”自留地
铁路作家写铁路，是我的本分。
其实，我早期发表在《青年文学》《长江文艺》《中国铁路文学》等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是写铁路的。后来，我有了“古钱文化”“汉水文化”自留地后，就有些疏远和慢待了铁路文学。
我开火车出身，长期从事铁路宣传工作，对铁路有着深厚的情感。我经历铁路六次大提速、“中原之星”国产动车组试验、中国高铁建设、“和谐号”动车组闪亮登場、京沪高铁开通验收、“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等铁路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铁路尤其是中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2011年的那个夏天，在“7·23”温州动车事故现场，我目睹了日本等境外记者兴灾乐祸的丑态，承受了网民义愤填膺的声讨，饱尝国人对高铁不理解的困惑。
我曾对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徐江善主任说，我真不明白，当年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美国举国悲痛，没有一句埋怨和指责。今天我们的动车出事了，网上一片谴责声，外国人高兴，国人也很兴奋？就在事故发生前的20多天，京沪高铁通车时，日本媒体还在公然叫嚷，中国高铁是剽窃新干线技术的产物。温州事故后，日本媒体来了个180度急转弯，赶紧与中国高铁划清界线，指责中国高铁技术不过关。那些天，在温州殡仪馆，我看到守候在那里的日本记者，清一色的小女孩，端着摄像机兴奋地到处乱窜，采访死者家属，发表采访感言。我想，我应该记录下这些经历，记录中国高铁发展的艰辛历程。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决心为中国高铁写一点东西。
我用了四年的时间，采访了几十位高铁人物，从铁道部部长到动车组女乘务员，理性分析了中国高铁争论，忠实事实，忠实历史，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初稿是30万字，经过不断地删减，出版时只剩下了20多万字。高铁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这是很多中国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体验。人们关注高铁，认可高铁，期盼着对中国高铁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这也许是《中国速度》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我只是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专家评价《中国速度》，做到了“两个清楚”，一个是清楚地讲述了中国高铁的来龙去脉，一个是清楚地回应了了国内外对中国高铁的质疑和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