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３０年回顾

专版要目

■顾明远：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

■王晋堂：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去向何处

■卿光亚：教育没有“改革”只有“恢复”

■丁宁宁：不要把“改革”这两个字滥用

■敢峰：漫议重构基础教育

■陶西平：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教育功能的本位化

“教育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的话题使与会代表表情严肃，面对“中国教育”四个字，感到“极其沉重”是共同的心声。这是今年9月27日在北京理工大学的论坛上的总体印象。无论是忧者还是喜者，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教育和孩子无私的爱和期待；无论是质疑还是出招，都是要“放我们的孩子到光明的地方”，而教育工作者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编者摘选了其中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顾明远：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

2008年09月 腾讯教育

我觉得这30年，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纪实》，对教育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作了一下总结，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1、教育观念的改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从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转变到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当然教育观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2、教育事业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虽然刚才刘道玉同志讲，我们没搞“义务”，但是我觉得如果搞“义务”的话，这30年教育恐怕普及不了。我们以前是“人民教育人民办”，普及教育就得我们靠人民大众；但现在要转到人民教育政府办。教育事业的发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从人口大国转变到人力资源大国。我们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但是国民受教育的年限很低：1980年平均国民受教育年限是5.33年，现在提高到了8.05年，基本上从人口大国转到了人力资源大国。

3、教育制度的创新。目前的教育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制度是有所创新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由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当然现在分权分得还不够，仍然有很多的集权，但是毕竟要比过去好得多。

4、教育科学的繁荣。教育科学的繁荣就是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大家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靠一本《教育学》，虽然数字很多，但是从观念来讲就是一本《教育学》，也就是卡罗夫主编的《教育学》，简称卡罗夫教育学。当时虽然有很多书，但是没有超过《教育学》体系；现在是百花齐放，各种观点共存，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各种教育思潮，如终身教育思潮、全民教育思潮、建构主义教育思潮等等。我们的教育学科再也不是一本《教育学》了，而是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等分支学科的百花齐放。

成绩当然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问题是我们今后30年怎么办？

我今天只讲一个问题，是媒体非常关心的，就是要转变教育观念。敢峰同志讲，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我觉得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中国有，日本、韩国，包括台湾省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不把它称为应试教育，在日本叫考试，天天考试，为了考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他们80%的学生礼拜六、礼拜天都要上私塾，跟我们也差不多；韩国也存在这种情况。这可能跟我们东方的文化背景有关系，我们东方人长期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认为学而优以后就要去当官。我们中国还有一层文化背景，就是家长把子女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认为邻居的孩子上大学了而我的孩子没上大学就很没面子。

西方人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人情社会，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导致的。应试教育已经被批判了20多年了，如果光从片面追求升学率方面来讲，60年代就已经开始批判了，但是到现在也没用。当然还有一些制度问题，比如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都不重视职业教育。为什么不重视职业教育呢？我认为这也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中国都是重学术、轻技术，我们重经典、轻技术，所以我们去读四书五经。我们老讲老祖宗工艺怎么怎么好，但是为什么好却还是会失传呢？因为知识分子不去研究它，不去总结它。我找了150多本课本，其中只有十几本讲到了自然科学，它们大部分都是经典。教你怎么孝，怎么忠，没有讲自然科学的。《本草纲目》算一本，《算术九章》算一本。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只重经典不重技术。为什么近代发明不在中国？除了我们封建社会存在时间较长以外，还有学术思想、技术思想以及思维方式方面的原因。我们是笼统的，只讲整体是好的，对局部却不去加以分析。其实很多东西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反思，包括我们制度。为什么我们制度不能创新？我认为这也是文化原因导致的。所以我们要加强文化背景、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思想的研究。

诺贝尔奖不是我们基础教育培养起来的，但是至少要打基础，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创造力，如果束缚了学生的思想，还有创造力吗？到学校里看看，总是好的学生在一块，不好的学生在一块，分成群体，这有什么好处？还有学校评“十佳少年”，“十佳少年”里面有九个是女孩子，我说你们学校男生都不行？标准是什么？听话，功课考得好。

我们教育怎么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呢？有人说要有榜样。树立榜样是对的，做一件好事，我就树立你为榜样，你有进步了，我就表扬你，这就是榜样。为什么一定要定格你是个好学生，你是个坏学生，要这么定格的话，今年奥运会比赛的时候，菲尔普斯得了八块金牌，但是他上小学的时候调皮得不得了，他是好学生吗？不是好学生。还有大器晚成的，爱因斯坦就是大器晚成。现在评“三好”弄出很多弊端：第一纳入应试教育的轨道。三好学生三年连续可以保送。第一年得了“三好”，还要连续三年，中间隔一年还不行。这对素质教育有利吗？纳入应试教育就是三好变为一好，就是学习成绩好，思想品德很难衡量，小学生思想品德好还是不好，那就变成一好。另外还有弄虚作假，孩子给老师送礼。孩子之间讲关系，也送礼，请客，要选三好生了，请同学吃饭，大人里的腐败都渗透到小学里面去，对我们的民族有好处吗？所以我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担忧。

从理论上来讲，从教育方式来讲，也不符合要求。教育方针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对每一个学生来讲的，人人都应该全面发展，为什么只评出来10%、15%？那85%、90%都不是三好学生？说明你贯彻方针了没有？说明你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评“三好学生”废除不了？就是观念不转变，我们把教育成人的那套做法拿来教育小孩子，成人可以评先进、评模范。小孩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直线上升，是有曲折的，他今天是好学生，明天可能犯错误，他今天不好，明天可能看见一个落水儿童，他第一个跳进去救人。你认为他不是好学生，但是他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可能“三好学生”在他旁边看。过去报纸上报道过这种现象，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所以孩子发展是线性的，孩子是多元智力，有的是数学学得好，有的是语文学得好，有的是美术学得好，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学生。现代社会的评价标准已经不再单一了，多元的价值观念需要用多元的价值评价标准。所以这种评先进，特别是在学生里评先进，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我觉得对大人可以，对孩子是不行的。

王晋堂：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去向何处

2008年09月 腾讯教育

我是搞基础教育的，我想基础教育这30年存在一个问题，基础教育想上去，怎么走？大概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重点校到示范校的体制，还有一个是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下，国有资产开始流失，公立学校变成民办学校，不管叫什么名字，大概是这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受害者是谁呢？我觉得首先是广大的群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

前不久，报纸上登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打工子弟在北京“小升初”，考上北京一个著名的中学，然后学校通知他可以来报到。夫妻就想肯定要交点费，就把这几年劳动积攒的五万块钱都带上，学校把手续都谈完了以后，然后说得交点费。家长问交多少？12万。有一个人就跟我说，这是碰上劫道的了。但是教育界的人不这么看，觉得这是少见多怪，12万绝对不是北京市今年择校最高收费，也不是最近几年的收费。有些数字说出来，别人都不可能相信。

另外的受害者就是孩子，因为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紧张的空气中，上学不是很自由的，上学得有家长做后盾的，不然就变成受歧视的二等公民。把学生很小就分成三六九等，因为我们现在的体制就是这样的体制，从重点幼儿园到重点小学，再到重点高中，再到重点大学。如果一开始就分错了，就打入另册了。

那么谁是受益者呢？第一受益者是学校，当然不是所有的学校，是一部分学校。第二受益者是政府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当然不是所有省直政府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绩，把这个学校搞起来以后，有一个窗口。实际上是一种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博弈，我们30年来基础教育的发展就在这种博弈中走。2006年《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后，至少在法律上结束重点校、重点班这种教学体制，但是《义务教育法》已经公布实施两年了，可以说阻力重重。北京市得制定一个《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这个《实施办法》从2007年开始启动，现在已经到了2008年9月了，还没有出台，为什么没有出台？很多问题非常难推出。所以从这儿来看《义务教育法》真正要落实还是不容易的。

另外很多不太复杂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难。1993年《教师法》里面就已经明确了，教师工资不高于或低于公务员。当然这个法本身就不严谨，不低于就是高于，不管怎么说已经说了，但是没人理这件事，然后到2006年又出台了《义务教育法》又重申了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但是法出来了，没人理，大家都好象不知道。我在北京政协连续写了三年提案。2008年1月份，政府说要落实。现在9月份了，只听楼梯响，没见人下来。

最近我去海口，发现在海口那个地方，教师工资首先就希望能反映一下，现在中小学教师工资平均是1500元，坐在一个车里的教育局公务员，两个人年龄相当，经历也差不多，但是当公务员就3000元。这种差别就严重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另外也阻碍了教育的均衡。因为义务教育的均衡是学校的均衡，学校的均衡是教师的均衡，教师的均衡是工资的均衡，有了这个前提教师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动，才有可能真正的实现均衡。

卿光亚：教育没有“改革”只有“恢复”

2008年09月 腾讯教育

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教育其实没有改革，只有两个字：“恢复”。刚才刚好听到始作俑者还是温元凯教授，他在1977年8月8日，给小平同志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所以小平同志当场采纳意见，叫“恢复高考”。可能在那个时代，还是属于两个“凡是”的时代，就只能讲恢复，还没有提出改革开放。因为我的记忆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才提出改革开放。他这个建议如果提晚一点的话，大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能这个建议就会拯救中国的教育了。因为由于提早了一点，就毁了我们的教育。因为提了早以后，时机不合适，所以小平同志可能提的是“恢复高考”，还要恢复到“文革”前，也就是1966年以前。

解放后的17年，不一定经验就非常丰富，不一定非常正确。刚才看到刘校长引用的词上也说到：“如果没有整体的教育改革，没有教育过程目标和整体的观念是不行的，不能变本，只能变枝叶，由于不能变整体，只变一端，不只是徒劳无效，而且增加弊病。”这30年增加了很多弊病，比如高考，比“文革”前厉害多了。我学了三年小学，还是很快乐的，还没有学奥数，现在走回去了。我们高考也是，现在听说有自杀的，有这样那样的，非常狼狈。我们的前17年，高考也没有那么残酷。

中小学更是如此，孩子们基本上不仅恢复到了前17年，简直恢复到清朝的残害，为了高考，把身体考垮了。我们的社会还在搞五日工作制，六小时工作制，社会都在减负，但是我们中小学生压力却越来越大。如果一个孩子的高考能考到600分，我坚信他不可以开飞机，因为飞行员的录取是380分，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都知道，如果这个学生高考能考到680分，他不把飞机开翻才怪，他肯定神经分裂，肯定有点心理不健康。招飞行员是招他的健康，而且给的录取标准是高考380分。

康熙皇帝，他进关以后就想统治两万万汉族同胞，他采用的方法是脑体分离，就是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要分开，如果你能考上秀才，苦读书十年，一定把你考得跟刘罗锅一样，你不倒下，骑马的话50步也会倒下，如果走路的话，体力肯定不行。所以才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是三年造不了反，是他没有体力。而选拔旗人干部，八品官要跟着他能够射梅花鹿，四品官的侯选要跟着他一起能射到老虎，射老虎很难的，要围着它追，追半天才能射下来。我们汉族官基本是考得史料都失尽的状况，才能考到四品官。我知道当过秀才的，只有一个吴佩孚，既考上了秀才，而且好像身体还可以。所以汉族保持了300年不造反。我想科举到清朝的时候，为了平安的统治而设置的，为什么我们要恢复它呢？我们教育孩子，应该考虑这是我们最高统治者为今后、为将来的发展，让我们拟定教育课程和拟定教材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未来，一定要考虑跟上时代，叫“改革开放”，而不是叫“恢复”。

如果我们改革开放了，考虑13亿人民能不能是13亿社会主义劳动者？我们要考虑把教材要改一改，要考虑劳动者的教材，要考虑教材能不能跟上日趋变化的世界，13亿能不能够是和谐的、和平的、积极向上的人民，我们应该在课程上、教材上、教师教法上兜底的改革开放，而不只是恢复。

丁宁宁：不要把“改革”

这两个字滥用

2008年09月 腾讯教育

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本来想准备先做教育，后来先做的是卫生改革，也达到目的了，至少大家都认识到医疗卫生是一个事。教育改革这个课题我们最近准备开题，做了以后发现可做的事不多。现在能提什么？大学跑得快了一点，尽量少招点，提高质量。师范大学还算是好的，其实职业教育损失很大，要重新起步，现在也重视到了，政府准备拿钱了。学前教育忽略了，好像政府不管了。

我个人觉得教育这30年基本是恢复，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破坏，有一些恢复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的。教育恢复很难。实际上我们现在教育改变困难，其中最大一个困难不是30年的问题。

主要问题并不是教育界本身的问题，我们过去谈教育，往往是谈城市教育，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中国普及义务教育有了很大进展，并不是国家拿了钱，而那时候有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承担了教育。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大学是摧残的，对中国义务教育却是上升的。因为大量知青下乡，比如我所在的地方原来就没有小学，去了之后还办了初中，而我们教的初中，我在牛津还碰到了我们教育的孩子后来到英国去读博士。

我们客观谈这个问题的话，文化大革命正是靠着人民公社体制，加上知青下乡，提高中国教育的入学率和实际教育水平。1984年小平有一个科教讲话，“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值3000亿。就凭小平同志这一句话，各地农村以各种形式向银行贷了3000亿，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很破的房子重修了一下，到现在没还。

小学、初中教育在农村基本情况是在1992年之前，基本是被破坏的。为什么？教师没有了。校舍修了一下，但是没有教室。教育部后来说民办改公办，折腾了五六百万教师。还有一部分没有教书，顶着教师名义在拿工资的，也不少，所以基本是破坏。但是谁来弥补这破坏？政府想挪地方经费，因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经费里面最大一块是教育。没有一个地方老百姓比中国老百姓好，这还得感谢孔夫子，因为孔夫子说教育很重要，所以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掏钱来养教师，来送贿赂，来保持学校。如果说我们80年代乡镇工业兴起，是靠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乡教的这批人的话，那么90年代农民工之所以有问题，靠的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大家来掏钱，弥补教育经费，让学校还能办下去，虽然有些初中没了，比重下降了，小学教育基本还在维持，还在上升，是靠老百姓自己家庭捐款，或者给老师一点食宿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是靠中国老百姓办法来维持中国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我们在2003年准备写教育报告的时候，因为当时教育部对义务教育都不敢提，义务教育这么多年了，说要全免费，教育部都不敢提。

所以我个人感觉，实际上真正的变革有两条：一条是1992年，朱镕基搞了费改、税改，否定了过去的财政完全承包。我们改革好像都一帆风顺，大家都跟着一块发烧，把改革搞得跟“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这就是我们改革最大的悲剧，没有人冷静的思考。

如果没有税改，现在谈不上教育。因为钱多了，中央手里有钱了，才开始想到教育的问题。我们80年代、90年代谈4%的问题，我们达到过吗？没达到过，到现在也没达到过。中国的教育不还是蓬勃发展了吗，靠老百姓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来解决教育发展问题，根本不是政府投资，这是事实。我们报纸上都不登。

教育第二难点，就是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是以农民工子弟为本，还是以有钱、有权的人要求择校的子女为本？现在教育需求多元化，我们那么多私立学校都是冲着富人子女办的，以为市场化能解决人们道德缺陷问题，那是不现实的，解决不了。

我觉得我们国家教育最悲哀的是，好东西没有发扬起来，就是教育本身那种严谨、重基础、强调文化、强调本国历史的教育东西没保留下来。然后，又搞了很多自己也闹不清楚的东西，跟别人瞎折腾。比如素质教育和所谓的应试教育。大家都在骂应试教育，为什么没有人改革呢？教育部最反对应试教育的是年轻干部，很多时候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是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我们小时候那么多孩子就不存在择校问题，上了一般学校也不觉得不好。

我们那些老师跟我说，现在教育水平，我是高小水平，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大学博士、硕士，怎么写个文章还错别字连篇。也就是说我们在17年教育的时候，一般学校平均水平没有赶得上解放前一般中学的水平，而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这种热闹年代的教育水平，说句实在话，不管搞什么花样的教育，真正水平没有达到17年教育中好学校水平。

我们冷静想想，现在教育实际上进入一个整顿和完善时候。我不希望大家把“改革”这两个字滥用到像文化革命中“造反”那两个字这么臭，我觉得我们改革就成功了。

敢峰：漫议重构基础教育

2008年09月 腾讯教育

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教育改革是否可以说有两个战略要点，一个是以发展教育“生产力”为主旨的办学体制的改革；另一个是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的教学内容、方法、考试和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即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在这里我想着重提出教育改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基础教育的重构，特别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重构。

按照新的科技革命的需要重构教育大厦，首先要重构大厦的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教育改革，首先和主要的是发生在基础教育领域，而且最大的难点也在基础教育领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改了几十年，收效并不理想。为什么除了别的原因外，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要解决好基础教育的重构。否则，改来改去，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考虑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我行我素”，或者简单地把大学的教学内容压到中学，中学的教学内容压到小学，把基础教育搞得很繁杂，课业很重，都是不行的。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一个很大矛盾就是既要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又要提高学生的素质，不进行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和基础教育的重构，摒弃繁琐主义的教学，以少而精统帅多而广，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基础教育的重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人生的奠基教育、升大学学习专业的准备教育和走向社会（包括劳动就业）的指导教育三者的有机统一，其目标是要把一个年幼无知的孩童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具有远大发展前程的世纪的新人。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基础教育的重构中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转变，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便，从单纯传授知识、只有繁琐主义教学到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打好基础、启迪学生智慧、开发学生潜能、发展学生创造力的转变，即从被动地接受教育到生动活泼地王动地学习的转变。

实现基础教育的重构需要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一方面要进行周密的科学研究，提出总体设计思路或者说基本框架，并最后落实到一整套新的教材土和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另一方面，要在一些条件好的学校大胆开展基础教育重构的改革试验，进行探路的工作。同时，要考虑到我国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有区别的弹性政策。进行基础教育的重构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跨世纪的工程。

敢峰：原北京景山学校校长

陶西平：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教育功能的本位化

2008年09月 腾讯教育

我觉得这30年来在教育功能回归教育价值本源方面，还是取得了初步进展的。而进一步解放思想，还应该推进我们教育的功能的本位化。

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我们经过了四次比较大教育的改革。

第一次就是建国以后，当时提出要整个打碎原来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建立民主的、人民的、大众的教育。这一次的改革，特别是牵涉到整个学校办学体制的变化和办学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应该讲确实是改造了旧社会的教育，建立了新中国的教育，这一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二次比较大的教育改革是1958年的教育革命。1958年的教育革命，最初主要还是就教育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一种探讨，来解决我们教育长期脱离生产实践的问题。这次教育的改革正好是在57年“反右”以后，当时提出教育要为产业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的政治功能开始被强化。

第三次教育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次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当时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将教育明确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才提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第四次比较大的变革，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明确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

这30年来，我觉得对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功能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主要还是停留在经济建设上。而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又主要停留在GDP的增长上。所以，教育的功能当时就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经济服务划等号。

当时我第一次带着中国初等教育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当时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了解一下美国的学校教育是怎么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怎么样培养学生的竞争精神和竞争能力的。实际上，当时主要也是解决一个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

这个功能的转化，从教育主要为政治功能转向教育的经济功能，特别是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这个变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或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认识还是容易产生局限。

所以在十六大之前，开始提出了“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说，就是我们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和人的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是人发展的基础，而人的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觉得互为前提基础的认识的提出，使我们教育的功能认识也有了一个提升，就是我们教育不仅是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人的发展服务。把对人的发展服务的认识开始强化了。到后面“以人为本”提出以后，教育功能的认识就是把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跟为人的发展服务统一起来，最终把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我觉得这个认识又开始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教育的本源就是为人的发展而服务的。

陶行知先生讲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教人变，教人变好就是好教育，教人变坏就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就是立足于人变好的角度，这个是教育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们对于教育的功能的认识初步强化到它为人服务的功能，这是解放思想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接提出教育要为人的发展服务，可能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够那么明确、鲜明地把它提出来，或者接受。但是这些年经过不断地解放思想，这个认识应该说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被大家所接受。所以，下一步进一步解放思想，恐怕还要深化对以人为本，教育也要以人为本，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解决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今年4月，我跟美国教育部主管基础教育的一位副部长，做了半天的沟通。教育部副部长就讲，我们现在教育部主要就是落实“不让一个孩子落伍”的提法，以人为本基本上是落实在一个具体的人。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教育是以人为本，人不是一个符号，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样一个观念恐怕还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解放思想。现在从我们体制、内容、方法、评价等等方面面向每一个人，这一点上来看，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在这方面有三点：

1、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公平，常讲是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我觉得机会的公平主要是解决“有教无类”的问题，就是对于不同的人都应该有接受相同教育的机会。当然这件事情主要是通过政府，特别是已经出现不均衡情况之下，像义务教育领域，最好通过政府政策倾斜来实现。

2、现在关键还要解决一个过程公平的问题。我觉得过程公平归根到底要解决“因材施教”的问题。因为我们把机会的公平跟过程的公平割裂开来，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做起点的公平。我觉得起点的公平主要是机会的公平。我们现在解决义务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当中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应该讲这里面水分起来比较多的。

现在一个始终说不清的问题，比如说初中的辍学率问题。开座谈会，有的地、市教育局长就讲，我们这个地方调查的结果是初中辍学率是7%，我们上报的是3%。这恐怕还不是一个地方的情况。过程公平实际上是要给不同学生创造适合于他们的教育的问题。

我们现在过程公平这个观念，从体制上和从教学上看，都还没真正的体现出来。像我们现在大班化的问题，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没有班额标准，这个我觉得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有的班到了120人的现象，农村不一定有这些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起码应该迈出一步。

另外就是现在整个教育，包括课改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基本上是采取在探索一种课堂教学的模式，而这种模式集中在课堂的呈现方式。所以在全国大面积的就是搞各种各样的研究课，然后还搞各种各样的赛课，这个课在北京可以讲这些课，在海南也可以讲这些课，“赛课”还可以评出第一第二。“赛课”归根到底就一条，不论是什么样的对象都这样讲，是不是一些好课，专家说了算，专家一评这是好课，就行。而现在“赛课”问题越来越多。讨论的时候，大家觉得领导也需要，我这个地方需要通过“赛课”出点名师，学校也需要，老师也需要，所以现在赛课之风很严重，屡禁不止。但是就是不研究学生。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在教育过程当中以学生为本，面向不同的学生，创造适合不同学生的东西？

所以我感觉到教育公平应该是一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达到人尽其才的公平，当然它的起点应该是公平。实际上只要是在起跑线上是公平的，枪一响，不同的人跑出的成绩就不一样。如果像有的地方领导说的那样，就是拿一根绳一拉，跑得快的慢一点，跑得慢的快一点，最后大家在这根绳上都跑得一样，就是均衡发展。这是不对的。所以给不同人不同的机会，这才是我们要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我们教育的公平。

进一步解放思想还是要推进科学执教。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1978年以后，当时就是要恢复在革命期间被破坏的17年的教育，那17年教育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个教学考核的改革就是加强“双基”。加强“双基”抓了没有一年以后，《中国青年报》就发表文章要减轻学生负担，然后提出需要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所以教育改革就变成加强“双基”、培养学生能力、开发智力。后来又提出素质教育，就是说人应该具备哪些东西，那些东西我们用一个东西来概括。后来讲素质教育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筐，把什么都装进去。素质教育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于是在我们推进过程中就产生很多认识的不同，推进当中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美国由于它的基础教育学生数学学得比较差，所以在2004年布什成立了一个国家数学委员会，由一批专家联合提出一个改进美国基础教育数学的意见，今年，报告已经出来。这个报告提出来以后，他们看了一万多份各种各样的调研报告，调查了许许多多的学校，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教育部长公布这个报告的时候谈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就是数学非常重要，应该从学前抓起。这正好跟我们现在的看法很不一致，我们觉得学前不应该介入。当然它也不是教数学知识，至少数学这样的知识应该渗透在学前。第二、认为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争论可以停止了。实际上就说明了，我们现在在有些借鉴和模仿过程当中，可能还缺乏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更科学的一些研究。特别是关于思维规律一些研究。我们在方式、形式上可能借鉴多一点。所以我们真正能够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不同学生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来研究科学的教育。

解放思想，可能需要解决我们公平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定要改革，但是改革到底是怎么改革？现在只要是变，就认为是改革。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变，不断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和各种各样的评估体系，搞了很多这样的变，很少进步。比如我们课程改革，最初针对的是学生的体质下降、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不强，学生的道德水准要给予高度关注。我们经过一段改革之后，反过来盘点我们变化，学生体质是不是加强了，学生道德面貌是不是有所提高，说不出来，弄了半天可能有些问题反而更严重。最终应该体现价值取向，而不是做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