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仁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大革命高潮中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192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在革命阵营尚未分裂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陈友仁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收回租界中起了很大作用，被誉为“铁腕外交家”。

不会说中国话的外交部长

陈友仁，1878年（清光绪四年）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兴梅地区。父亲陈阿金早年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辗转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先是当剃头匠，后开杂货铺，与当地土著英籍姑娘结婚。陈友仁为陈阿金的长子，从小在特立尼达接受英国教育，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

1899年，21岁的陈友仁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成为特立尼达第一个华人律师。因得到华侨和印度侨民的信任，律师业务进展顺利，不久便自设律师事务所。由于收入丰厚，他曾投资于可可种植园和油田，但仍以律师工作为主。平日里他颇为关心国际政治和中国局势，曾研读有关日俄战争的史料。他虽然只受过西方教育，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但民族意识强烈。辛亥革命发生时，他正在英国度假，激于爱国热情，他毅然与马来西亚华侨、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等结伴回中国。

1912年春，陈友仁到北京，被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聘为交通部法律顾问。不久，施卸任，由于赏识陈友仁的英文水平，施又转介绍他担任新创办的英文《京报》总编辑。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时各报不敢登载，唯有《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陈友仁的胆识也为人们所称道。1917年5月，陈友仁因撰写《出卖中国》一文，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商议借款一万万元的密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徒刑四个月。虽不久便获释，但《京报》被封闭。陈友仁遂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得力助手。1919年，他参加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并游历西欧各国。次年夏天陈友仁回国后，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继承《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不久，为筹措办报经费，他出国到伦敦，嘱其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其全部产业，倾囊办报。

1922年至1923年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并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和寻求国际革命力量援助的愿望。这次会谈，对陈友仁的政治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亦随同北上。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陈友仁在其病榻前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以及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

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中英文对照的《民报》主编。由于刊载了不利于张作霖的消息，陈友仁于1925年8月再次被捕，被解送到天津监禁，至当年12月冯玉祥部进驻天津时才获释。陈获释后随即南下广州，参加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他继胡汉民之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大革命中心从珠江流域移到长江流域。随着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北迁武汉。12月13日，先期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构，陈友仁为16名委员之一，主持外交。

“一三”惨案成为收回汉、浔英租界的导火索

所谓租界，是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权限之外的“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据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入侵的60年间，英、法、德、日、俄、意、比、奥、美等9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江、杭州、沙市、福州、重庆等12个城市，设立了30个租界。

除租界外，外国殖民者在汉口还建领事馆，开洋行、银行，办工厂、学校等。先后有17国在汉口通商，设立领事馆9处。随着殖民资本的入侵，殖民者在汉口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租界内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和警察系统，正规的海陆军与准军事的义勇队，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暴力机构在汉口各租界完全齐备。租界又是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的基地，使中国人民饱受外国资本盘剥之苦。列强在租界建立的洋行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以及金融、运输方面的优势，廉价收购中国的物资出口，高价倾销外国工业品，垄断了汉口和华中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出口品加工业。一些租界既是鸦片、“白面”、“红丸”的聚散场所，又充斥着赌场和妓院。

对于这些“国中之国”的租界，孙中山先生早在1912年5月就曾表示：“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的租界。”

1926年7月，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北伐军分两路进军，其一路以破竹之势克长沙等地，于是年10月上旬占领武汉三镇。12月13日，先行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武汉因而成为国都。联席会议的办公地点在汉口中山大道上的南洋大楼。国民革命的势力到达武汉地区后，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他们迫不及待地于1926年发表了《对华新提案》，表面上对中国革命持“不加干涉”的态度，实际却处处施展阴谋，在北方封闭了天津市党部，捕害国民党员；在汉口则造谣中伤、调集军舰。英租界更是如临大敌，四周遍布电网、沙包，架机关枪，布防士兵，严禁北伐军通过；组织了暗杀队、侦探队，停闭工厂，驱逐学生；并下令汇丰银行歇业，封锁武汉金融。许多北洋军阀分子也躲到了租界内。1926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中坚的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国人一致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1926年12月26日，汉口各界群众20余万人在济生三马路召开反英市民大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汉口学联会、妇女协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等组成主席团，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为总指挥。会议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暴行予以揭露，并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立即收回英租界。

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激怒了英国当局。1927年元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3日下午2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与英租界毗连的广场上演说，英租界当局从停泊在长江边上的军舰调集大批英兵，用刺刀驱杀听讲的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数十人，其中重伤四五人，此即轰动一时的“一三”惨案。“一三”惨案发生时，联席会议正在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大会听取了有关惨案情况的报告后，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当即提出了对策，为会议所采纳。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派时任联席会议主席兼司法部长的徐谦、联席会议委员蒋作宾赶赴现场，说明政府当在24小时内决定对此案办法，为民报仇雪耻，希望民众保持镇定，离开租界，以免危险等。二、派外交部长陈友仁召见英国领事和驻汉舰队司令，告以英人若不检束，则民众将使英租界成为无价值之物，令其从速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解除武装，租界由中国军警接防，以平民愤。这些决定和措施既考虑到了要使群众免遭更大的牺牲，同时又给英帝国主义的屠杀以有力的回击，起到控制局势的作用，并取得对英斗争的主动权。

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后，徐谦、蒋作宾立即赶赴惨案现场，向各界人民群众传达了联席会议的精神，并要求群众克制，以避免更大的伤亡。陈友仁立即约见英国驻汉领事，向他提出口头抗议，令其在24小时内自陆上撤退一切武装。英领事故作镇静，说要请示英国驻北京公使后方有负责之答复。

“一三”惨案发生时，湖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大会得知惨案发生后，李立三和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立即领导全体代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并通电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各界同胞，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五项办法。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各界群众的满腔怒火，当晚，武汉市民举行游行并召开各种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4日上午，武汉工、农、商、学200多团体代表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由国民党市党部代表李国暄主持，当即决定了8条对英办法：一、严重抗议。二、赔偿损失。三、惩办肇事凶手。四、撤退英舰及电网沙袋。五、撤销内河航运权。六、向我政府道歉。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大会推代表到南洋大楼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这8条对英办法，请政府据此向英交涉，限72小时内圆满答复。武汉国民政府（即中央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完全接受所提8条对英办法，立即派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到英租界巡捕房主持一切，并令卫戍司令部派3个连进驻英租界。省总工会也派工人纠察队300人进英租界维持秩序。

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三”惨案十分关注，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继发表了《为汉口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对于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以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经济统治权力。1月5日下午2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各界30万人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在李立三等人的指挥下，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收回英租界”、“为死难同胞报仇”、“誓为政府后盾”等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入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接管英租界。管理委员会由陈友仁、孙科、宋子文三人组成，陈友仁为主席。这样，自1月5日起，被英帝国主义控制长达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实际上已在武汉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6日，汉口英租界内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恢复正常，邮局也开始营业，一些外国洋行和重要企业都有中国士兵保护，以防坏人趁火打劫。

武汉人民的反英斗争感染了九江民众，九江工、农、学各界群众数万人在九江总工会委员长彭江、市农民协会会长吴九恩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宣传武汉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要求收回九江英租界。1月6日下午，九江海关的英国职员强行雇工往船上搬运行李，破坏码头工人罢工，工人纠察队员吴宜山前往劝阻，被英国水兵打伤，工人群众闻讯后，在彭江领导下冲向租界，拆毁了租界周围的木桩、沙袋、铁丝网等物。英国领事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将水兵撤到军舰上。7日，驻九江地区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第三团和工人纠察队进驻九江英租界。同日，九江人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就收回九江英租界发表宣言，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要求，就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运权，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8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前往九江，负责处理收回九江英租界有关事宜。10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成立了“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宣布接管九江英租界的公安和市政事宜。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湘、鄂、赣、粤、闽、浙、皖、沪、京、津等省市人民，纷纷举行援助汉、浔的反英示威，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洪流。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英、德、法、意等国的工人阶级也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中国人民收回汉、浔英租界的斗争。

英国当局不甘心失去其侵略权益，有的当政者主张用武力解决租界问题；有的认为目前还未到放弃租界管理权的时候，但又深恐汉、浔事件波及、影响中国各地，动摇其在华进行殖民入侵的根基，担忧华人不以谈判的方式收回租界，会对英国的威望产生极大的影响，在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度发生连锁反应，导致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全面崩溃。而当时中国反英运动正在进一步高涨，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南昌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大会；长沙召开了20万人的大会；上海工人虽然处在孙传芳的统治之下，也举行了反英宣传活动。英国国内也不稳定，煤矿工人罢工尚在进行。这些不能不令英国的决策者们头痛。鉴于当时形势，英方同意让武汉国民政府派兵进驻租界。与此同时，英方又利用其在国内及在中国出版的报纸和官方通讯，制造舆论，诬蔑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正义斗争。说什么“汉口1月3日、4日的骚乱是少数极左派煽动分子主持的，大多数民众甚至国民党都反对此种骚乱”。

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英帝国主义者在没有放弃炮舰政策的同时，又想通过谈判尽量稳住局势，挽回一些损失，即使失去对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统治，也能维持对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此时，英国的外交部长张伯伦、司法次长殷斯基浦、财政大臣吉尔等人的谈话、演说及英皇的训词都表示要和平解决汉口、九江英租界问题，准备开始谈判。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要坚持彻底收回英租界，并进一步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解决汉、浔英租界的归属问题，取得国际上的合法承认，巩固收回英租界这一胜利的成果，国民政府也希望用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人民接管英租界后，中国共产党支持对英谈判，明确提出以1月4日武汉各界联席会议对英斗争的八项要求为对英谈判的基本条件，并明确了收回英租界斗争的目标、方针、政策和方法。

对英谈判中的铁腕外交家

1927年1月11日夜，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谈判代表欧玛利及其随同人员，乘坐两艘兵舰到达武汉。1月12日，中英两国外交人员开始第一次会晤。中方以陈友仁为主将，他以娴熟的英语与欧玛利谈话。交谈中欧玛利竟要求国民政府方面先行退出英租界，恢复到“一三”事件以前的状态，以此作为谈判的前提。陈友仁当即严词拒绝，明确告诉欧玛利：如此办法，必至引起较现在更为险恶之局势，现双方交谈，只可以现在之新状态，即中国人民接管英租界的基础为前提，不能以以前之状态为依据。欧玛利立即请示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蓝普森与欧玛利一样，态度十分强硬，坚持要以“一三”事件以前的状态为谈判前提。但这时英国政府的当政者同蓝普森、欧玛利的态度却不完全相同，英国当政者们比蓝普森、欧玛利更狡猾，他们懂得只有在谈判中让步，才能保护英人财产，维护英人有合法经营其事业之自由，才能让中国人继续成为主顾。基于此，英国外务省训令：蓝普森、欧玛利要同意陈友仁的以“一三”事件以后的新形势为依据进行谈判。尽管蓝普森、欧玛利对此想不通，但仍按照这一训令，于1月13日由欧玛利偕同英国驻汉口领事访陈友仁，会商于15日开始正式谈判。

正式谈判开始后，陈友仁向英方严正提出：英租界的处理，采用旧俄和法租界的形式，把英租界作为特别区，坚持收回租界（1926年9月7日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将原德租界改为第一特别区，将原俄租界改为第二特别区，武汉国民政府有意将英租界也改为特别区）。欧玛利秉承蓝普森的旨意，不仅拒绝了陈友仁的提议，还傲慢地说：“英政府反对汉案只认陈友仁为地方政府代表，故关于本案事实问题，可由汉口英总领事与陈协商局部的临时的办法，其法律问题，如修约及交还租界，仍保留至将来有正式政府时办理。”欧玛利还提出将汉口英租界改为公共租界，允许中国方面参与租界内的政权和警权。陈友仁驳斥道：“中国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乃最高临时权力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国事政事！怎么能说是地方政府呢？！”一番话驳得欧玛利张口结舌。谈判陷入僵局。为配合谈判，英方又不断以炮舰给武汉国民政府施加压力。